刚刚过去这周的《南方周末》绿色版做了“重金属检测”的题目。由头应该是那个“十二五规划”获批复的消息吧。这可不能放过，一定要扯点东西凑个专题。因此就凑出来了，不过通篇都是只言片语。

一位参与规划起草的院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长期从事地球化学勘察的中科院院士谢学锦如是表示……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相关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

与88岁的谢院士一样，研究者们的……

华北某省地方病研究机构一人士亦坦承……

……另一位年迈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在电话里语调寥落。

坚持汞污染研究30年的王起超不无遗憾地表示……

一位环保观察者如是总结：……

……孙铁珩院士称。

魏复盛院士称，……

……位于贵阳的中科院化学研究所一工作人员称。

马军坦承，……

估计记者也想不到什么招，只能到处找人问意见，这个院士说几句，那个教授说几句，辛辛苦苦凑出个报道来，好歹算是不止“一面之辞了”。很多人以为，既然“一面之辞”会被斥为“不客观”，那“N面之辞”就一定很客观。似乎如果定义客观程度K，则K ~ N^a (a > 1)甚至K ~ exp(aN) (a > 1)……愚昧！

“十二五规划”既然获批复，科研就要找人去做，所以就会有一大笔科研经费，年投入多少多少个亿。问题就在于找谁去做了。是找这个院士还是那个院士呢？嘿嘿……之所以强调“国外不会帮我们做，还要我们自己来”这种废话，其实就是想说“就算是重复国外已有经验的那种研究也值钱”罢了。

所以我更喜欢在基础研究的范畴之内讨论问题，因为我不是研究政策的。科技政策跟科技的专业内容关系并不大。这些从事研究xx年的人，没有一个是做政策研究的。《南方周末》辛辛苦苦找没找对人。

基础研究之内有啥可谈？巧合的是Chem. Rev.几乎与《南方周末》报道的同时上线了一篇关于重金属检测方法的综述。略翻了一下，发现主要是形式来分类总结不同的方法，走马观花，大观园。我们课题组有个老师的博士生就是在做汞的检测，通过什么FRET之类的，曾经周四晚上的seminar上介绍过，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两个指标，一个是检测的下限，一个是检测的选择性。若是要检测重金属，大多数情况是针对废水。里面A型B型O型什么都有。你只是要检汞——尤其是要检出少量汞——所以选择性和检测下限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要便于做成便携的仪器。

上网搜一下portable heavy metal detection，看看目前commercially available的产品是基于什么原理。结果还是令我惊讶的。直接上来的就是采用DNA分子来检测铅的东东，真是高尖精。另一个稍微巨一点的版本是这个，据称使用了的是介孔材料电极，表面还有自组装单层膜，也很牛逼。所以相比之下采用X-射线荧光法（XRF）的就比较ordinary了。

本来，做基础研究的人（例如前文提到的那篇综述里引用的工作者们），只需负责改进技术即可。技术好好儿地放在那儿了，政府用不用、用哪个、用多少等问题，研究人员是不用负责也没资格负责的。结果按照类似《南方周末》这种报道，众院士们都无不“忧心忡忡”啊。好像他们即然研究这个技术，那么就连这个技术“造不造福百姓”也责无旁贷了似的。一直以来这种错误印象都笼罩在愚昧的记者和同样愚昧的他们的读者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