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人之前曾经曰过，

现在说什么“信任危机”，事实上在这一点上从未安全过。整个中国人的“做人智慧”都是以这一信任上的不安全为大前提而成立的。

再elaborate一下，就是说，现在的人整天说是当前“转型期”导至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度下降，而我认为的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之间的信任就没高过。知人口面不知心当然是一个客观事实，确实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平是没办法通过任何方法“知人心”。但把这个事实专门提炼出来成为一句经久流传的告诫，其实是进一步暗示了，中国人80%以上的情况turns out to be“口不对心”。

那篇文章发完之后没几天李宁老师在博客中贴出了关于国家科研系统制度与文化的思考。由于版权问题我虽然很想全文转载但还是只转跟我说的事有关的一段：

信任：人与人之间的高度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靠单打独斗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在科研活动中，科研人员之间的互动是不可避免的。有互动，就有交易，有交易，就有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高，意味着科研人员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人际关系上。相应地，用在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减少了。此外，由于科学研究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常常不仅需要内部团队一起攻关，而且需要跟外部人员进行交流与合作。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交流和传播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高度信任的文化环境下，知识的交流和传播是高效的。基于信任，当你把自己的心得告诉对方的时候，不会担心对方会自私自利地把本该属于你的知识产权据为己有，同时，你也相信，在将来你需要对方的帮助的时候，对方也会用同样的态度来回报你。这就是高效的、双赢的局面。相反，在互相猜忌、互相防范的心态下，知识的交流只会是低效的。遗憾的是，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信任度比较低的社会。“逢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古谚似乎就是低信任度现象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中国人并不是说谁都不信。不然中国不会强大。“知人口面不知心”、“逢人只说三分话”等等，其实是应付中国社会的特点：人多且利益关系复杂。利益关系复杂是因为很多人长期定居在一处形成的。中国是河谷文明不是游牧文明所以造成了很多人长期定居在一处狂生孩子。很多村子全是一个姓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要说中国人信谁，那只能说信亲人。而且信任度跟亲缘度成正比。真正非常信任的，其实就是直系的父母子女兄弟。中国人一向是有家无国的。中国长久以来中国也不是一个国家。粤语有一句用以消除罪恶感的话就是：“同你有亲啊？”其言下之意似乎就是说，假如真的是“有亲”的话，道德低线会提高很多。

如果说近几十年社会转型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真的比以前有大幅的下降，那就应该是中国经过文革和改革开放之后以前的一些亲缘关系的衍生物被消除了。所谓亲缘关系的衍生物就是把其他不是亲人的社会关系纳入亲人的行列的东西。例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是手工业中师徒关系当成父子关系。中国人其实是把个人生活中一切不是亲人但一定要打交道关系理解为某种亲人来对待的。这就是“亲缘关系的衍生”。官是父母官，民是子民。所以其实是要求待民如待子的。就算是皇上，也无非是“天子”。交朋友，也基本遵从“兄弟”之情，看电视剧，两个女的感情很好也是以义结金兰的方式实现的，“以后你就是我的姐姐了，好不好？”“好，我的亲妹妹！”然后二人抱头大哭。然后就更不要说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了。最后这句话是最值得宝贵的，是这种教条使得中国人社会中，落在陌生人之中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获得一种有底线的人格庇护。总之，古代中国人社会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要是说得以建立的话，离不开“把别人当成家人”的感情同一性。西方人好像并不需要多此一举。

但文革和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我们感觉进一步失去的其实就是这些亲缘关系的衍生物。不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了，更不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