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感觉，就跟谈中国足球一样。

研究两弹一星成功的原因是没有用的，正如研究法拉第等人成功的原因也是没有用的。时代不一样了。

而且站在此文的高度，就连谈论科学的必要性都没有了。或者用一句话：反正都快2012了，所以基本上谈论啥的必要性都没有了。

我说过的，我没什么“信仰”，深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但又要讥笑一切，于是进一步陷入犬儒主义。

以上回车太多了，现在开始长篇大论。最近科学网征关于科学院的文，难免有人响应的，关于这点我不去苛求了。科学网是个媒体，搞征文其实就是生存之道，没话题就找话题，没有话题性就创造话题性。也可以说好听点，那就是争取做到“领一时之风气”。一个道义一点的做法就是给应邀者一些钱，否则就等于让人家免费给自己打工了。要知道一些受邀者是免为其难的写的，因为如果是主动积极乐意地写，至少可以说“你乐意我受益”，两清、双赢了，没钱给也说得过去。

一种非常迂腐的想法是去问到底谁有资格对中科院指手划脚，或者具体地说谁有资格对中科院的哪一点指手划脚。是学生你就没资格讨论关于老师的问题，是下属你就没资格讨论关于领导的问题，是平民你就没资格讨论国家机密等等，都是基于同一个原因——你知道个屁你说说说！事实上大部分人也很有自知之明，所以基本上学生们就谈研究生培养，导师们就谈人才制度。至于把所有的讨论归拢起来自不自相矛盾那就没人管了——就连征文的科学网也不会去管，因为只要有人写 就已经达到它的目的了。关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人说的话是可能“有效”的那就是现任中科院党委书记。我不知道科学网有没有邀他来开博写征文什么的，要是说邀还是邀过一下的话，那科学网做征文这件事至少还是靠谱过一下的。假如中科院党委书记亲自谈“我心中的科学院”，那这件事起码可以向前推进一步，使得我们从“七嘴八舌”的状态进化到“听其言观其行”的状态，媒体和群众能够做得好的那件事还是“监督”而不是“规划”。

我留意的科学网博客中有讨论此问题的有李维先生、郑融老师、徐磊“徐老师”，吴宝俊“吴同学”，王鸿飞老师等等。这其中唯一没有“结合自己的经验”来说话的就是李维先生，他一向这样，这也是我特别推崇他的原因。也许也是相同的原因，王晓明要质疑李维先生“有没有读过博士，读的是哪科的博士”。我要对以上每篇文章谈点看法，所以说本文是要长篇大论的。

李维先生的存在价值是“接过他人的话柄”，他的文章总是从“既然你要这么说，那道理就该这么讲”的角度出发的，但他自己是不是“也要这么说”就不一定了。例如，不过是有人想讨论“科学网的制度是否科学”，他才接过这一话柄去讨论科学网的结构与解构。但他是否也认为“制度是否科学”是关于科学网的总体讨论的重点？那他可没这么说。他一向这样，这也是我特别推崇他的原因，也是王晓明没理由质疑他“有没有读过博士，读的是哪科博士”的原因。

王鸿飞老师在科学研制度和文化问题上常常推崇美国。不过中国科研的很多不良风气倒是可以埋怨美国带坏头。历史跟中国开过很多玩笑了，中国没在科学研究的中心从德国转到美国之前开始“崛起”就是其中一个玩笑，因为假如同样是学表面的话，学德国可能会好很多。王老师说完之后不忘补充“绝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美国训练和工作背景”，现在也补充一下：是的，才去了德国一周就自以为了不起了so what？

徐磊“徐老师”一如既往地政治正确。但他也好王老师也好都“攻”不下李维先生。他们的文章的局限在于以为或希望中国办科学院是为了科学。而李维先生的文章暗藏的前提则是中国办科学院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当然主要是为了与美国抗衡而不是与瑞典或德国抗衡了。因此有什么理由要让中国科学院的“办法”不向美国学习而向其他国家学习呢？

基于同样的理由，吴宝俊“吴同学”的讨论也显得必要性欠缺，但他有一点比较好的就是一向抱着“我等草民只为安居乐业”的心态写文章因此本来就不需要先具备什么“讨论的必要性”的，说不得他。

最后是郑融老师。唯有他的文章让我能够不厌烦，因为我看到除了“关于中国科学的讨论”之外的其他内容。我对往日的、我所未经历的那个时代的广州化学所有着一种向往。这来源于我读研之后去那里做过一两次电镜所获得的感受。郑融老师是我至今看到的第一个谈这一话题的人。我硕士时期是在华工化纤组，导师是赵耀明教授。我感觉广州关于化纤研究的传统基本上是由化纤组和广化所共同形成的。从赵老师的介绍我已经知道当时的一些研究项目，除了郑融老师提到的“聚丙中空纤维”的研究之外，还有从甘蔗纤维的研究。当时考虑到广东这个地方种棉花是没有的，种甘蔗倒是很普遍。甘蔗榨了糖之后的渣就基本只能当肥料了，所以想到是否能开发出从甘蔗渣加工出纤维素的技术。广化所攻坚，但据赵老师说似乎并不成功。另外，关于聚丙纤维的研究，除了为做分离材料而加工中空纤维之外，还有为替代当时（乃至现在？）原料需要进口的香烟过滤嘴——醋酸纤维。如果能用聚丙代替，成本就能大大降低了。赵老师课题组当时参与了此项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合格的，但据说效果远不如醋酸纤维理想。其中一点就是聚丙太亲油，焦油过滤太厉害了。这虽然可以说是“更健康”，但要健康的话就干脆别吸烟了。作为产品来讲香烟没味儿当然不好。所以后来就研究对纯丙烯的产品进行表面改性，但这就增加成本了。现在聚丙作为过滤嘴材料虽然已经有国标了，但应用得还是非常少。

我之所以喜欢化学所，是因为我看到那里的实验室的“家具”虽然还是几十年前的木制品，但是干净整齐；那里的仪器设备虽然还是几十年前的那种国产的、按钮硕大的、操作面板上注明各地方“仪器二厂”“仪表三厂”的大块头，却仍然维护良好运转良好；那里的工作人员虽然是（貌似）与互联网、全球化、英语等东西脱钩的阿姨级妈妈级，但是其认真严谨的态度让人肃然起敬。我小时候，妈妈是在华侨补校的“生化室”做实验员，我放学去单位找她的时候也看到过木头试剂架子、挂在墙上伸出一条棉线的干湿计。生化室的老师还教我为什么用盖子一盖酒精灯的火就马上熄灭，不用担心盖子被烧熔掉。我知道八十年代中国的科研工作者普遍是谦虚地、踏踏实实地做研究的，课题不（懂）赶国际时髦，不（懂）追求SCI，但是精神比现在的人好得多。我当时要做透射电镜，有新式电镜的单位很多，但最终我找广化所做出了最好的结果，我也目睹了谭老师如何认真操作，认真观察，最后帮我看到应该看到的东西。他们的那台透镜型号是曾经卖得不错的1ooCX。还比较谭老师还管理广化所的广角X射线衍射仪，所以当我要做XRD的时候尽管我们学校自己就有好几台，我还是去广化所做。

对于郑融老师后面关于“他山之石”的内容，我的看法是：认识规律，按规律办事，口头上谁都赞同。但真正能做成的事情都需要具备“皆大欢喜”的性质，可惜“按规律办事”往往并不皆大欢喜，因此很少成为事实，尤其在中国。

郑融老师的文章并不煽情，内容也海阔天空，但我看了总是感动得想哭。曾经听说过外国人评价中国人说，与中国人讨论问题，中国人总是在意“讲赢”，争取“讲赢为止”，但却并不享受讨论的过程，往往不欢而散。我觉得很贴切，我的解释就是中国人情愿做皇帝一统天下，几千年以来农民起义就是为了翻身做主人（即皇帝），与西人因“求异”而民主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人话虽“求和”方式却往往是专制。相反，郑融老师的文章哪怕是命题议论文，也会使人忘记孰是孰非的纠结，却感动于人性之善。这也许是来源于一种人本主义情怀。本来的确“人是最可宝贵的东西”，但是中国人传统就缺乏这种人本主义，导致在中国人命特别贱。这就扯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