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经常是结合着对政治走向和民众的主流价值观的思考——那当然是既资料不全又不专业的思考。我的资料不全的业余的思考过程中常常遇到“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一规律的印证。很多人觉得现在我们上网了、翻墙了、有微博了，思想就进步了，我都觉得扯淡。要说思想一点没进步可能嫌太绝对，至少是进步得很慢，几乎相当于没进步。
有些人习惯评论说：“中国老百姓实在是太善良了。换在国外可能连首相都辞职了。”其潜台词就是说统治中国老百姓的难度太低了。事实上这事情并没有难度高低问题。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性格，只要顺着民族性格来就容易，逆着来就难。所以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讲，你的性格不改，管你的办法就不会改。
所以每当我们质问政府处事方式为什么这么“违反民意”的时候，倒是要先换位思考，问问自己如果坐在那个位置上的话会怎么做。中国不是没试过“一张白纸”的历史时刻，甚至试过了很多次了，也不是次次都跟什么党有关，但从来没搞好过。是否不应该把怨恨肤浅地归罪于一种还是另一种政体？
一直以来在我脑中有两种中国老百姓形象。一种形象就是典型的北方农民，要求很低，什么人权、什么平等，他不懂喊。他脑中认的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基本宗族观念。另一种形象就是流民，走南闯北，表面上讲江湖义气——也许有时也真的讲——但多数情况下见风使舵、过河拆桥，在乱世下混口饭吃，兴许还能当上个枭雄，在他心中没有什么准则和底线，只有生存、生存、生存。
为什么在我脑中只有这两种老百姓形象？因为作为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我没有机会亲眼见到一个贵族。像傅雷这种贵族已经在文革期间一一被逼死了。到79年改革开放前夕，留下来的是一堆农民，他们变成了现在的弱势群体；和一堆流民，他们变成了现在的富人。这三十年，原来对的变成了错的；原来错的变成了对的。因此连基本是非也颠覆了。一个既没有任何贵族作为平民向往的榜样、是非观也被颠覆得七零八落的社会里。你无论坚信什么，都是孤独的。
“我觉得唐福珍自焚是一个法盲的悲剧。”
正由于此，大多数人其实仅仅是因为害怕孤独而选择他所坚信的东西。例如有一堆人很自觉地靠自由主义者那边站，又有一堆人很自觉地唱赞歌——这一切都在我上新浪微博的短短几天内如火如荼地上演。但我发现他们无论靠哪边站，思想都很苍白。
穷人上电视台唱歌，一句“炒作呗”、一句“想红”，就什么感动都变得可笑了。弱势群体上访，一句“要钱的”、“赔少了”，眼光就渐渐变斜了。从小学作文开始，一件事好像正着说反着说都可以。近代百年，中国上演了这么多“主义”，反正也就那样，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专门为中国人走入现代而设计的信仰。现在流行推翻历史，例如说列宁其实是个政治强盗。好吧，假如说中国是被十月革命的胜利误导了，信错了人（国）；那么除了俄国之外这么多国家该信谁呢？一个千年古国是否应该靠信别人才能顺利走入现代？到现在为止仍然一堆相信传统宗族的农民式老百姓在不幸地充当弱势群体（很明显他们的“民脂民膏”也不是到今天才遇到被搜刮的命运了吧）和一堆脑中没有什么底线的、蝇营狗苟、尸位素餐、鸡鸣狗盗之徒大摇大摆发家致富，中国不变回到旧社会才怪。
一句话，新社会不是靠上面自觉建设和提供的，而是靠下面争取的。就算上面自觉建设了一些，提供了一些，只要不是争回来的，也都等于零，不能算入“进步”。任何真正的“进步”都是争回来的，这样的进步我们不是没有，但是代价奇高。问题到底最该争的是什么好像没有人知道，于是也没有把代价集中在“刀刃”上，错误就一次次在它倒下的地方站起来。
举例说明，
我觉得唐福珍自焚是一个法盲的悲剧。唐福珍对我们工作的不了解，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而我们既然是执法，肯定有强制性
拆除违法建筑只是城管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城管面对的是不遵守城市规则的人，没有城管的城市是一个没法生活的城市
我对唐福珍不存在歉意。我是执法者，应严格执法，在法律面前不应该有歉意
作为一个执法者的忠于职守为何变成了罪恶？曾讲此话的官员为何被免职？——负面影响太大。一年之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出台，“执法”跟“杀人”之间的等号才算有些淡化。这说明，一来我们的每一个微小进步确实都要靠流血。二来我们的进步是徒劳的。到头来是非对错没弄明白，也不基于什么理念，只是偶然地因为“死人了”才悻悻地出台一个法律。很多人还敢妄言什么“执法”。看看1949年以来共和国律师的发展命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律师不仅得不到权力的支持，更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律师的命运只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除了拜倒在权力的石榴裙下、乐此不疲地在权力圈养下内斗之外唯一的命运就是死，原因在于他们从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也不能说人民没支持过知识分子，只是他们次次都去支持讲好话、唱高调，但实质上见风使舵的的公共知识分子。
存在一个标准，它可以非常准确地判断出知识分子在公共活劝中是否有辱使命；当他妨碍了俗人们的利益时，他立即会遭到俗人们的侮辱（苏格拉底、耶稣）。我们还可以断言，被世人夸奖的知识分子都背叛了自己的使命。——《知识分子的背叛》
或者更加抽象地问一句：一个人认死理儿有没有好结果？我们的答案来源有上下五千年这么丰富！——这并不是哪种外来的主义或什么党独立造就的。中国老百姓命贱只能说是自己拿来贱，怨不得人。
可以不讲中国人以免伤感情，讲其他民族。最近挪威枪案新闻很火，导火索是移民问题。挪威的穆斯林移民不去工作，还拼命生小孩骗低保。挪威这种高福利社会的社保是你工作挣两万不工作能拿一万五的。当地人认为拿社保是一种奇耻大辱，但那些穆斯林移民并没有这个心态，认为这是自己应得的——谁叫你给？生一个你给生十个你照给，你给我还不能要了？他们还仇视当地人，认为当地人没有尊重他们的信仰什么的。挪威人于是一直以来是交高税去养活一堆移民。这种移民问题是很多西欧国家的问题。很多五毛党说美国贫富差距也很大所以也“不完美”。作为死忠五毛的我倒是可以举个例：美国和加拿大一些偏辟白人小镇，店铺掌柜不在，顾客可以“不问自取”，但一律自觉地放下钱。不涉及钱的类似例子就更多了，我去德国天天遇到，你根本没脸面——说实在也于心不忍——去当破坏这一美好得让人心醉的惯例。但是在比如芝加哥黑人区，你出门不带上个十几美刀都会有生命危险。不丁点儿的黑人小孩举高手用枪顶着成人下巴抢钱。在白人与黑人两个极端的中间派——华人的典型作派就是：善用超市的退货保证直到被列入黑名单为止。什么叫做“自己拿来贱”？这就叫做自己拿来贱。跟什么党、什么政治制度关系为零。但跟他们心中有没有一种高贵形象（贵族）以供向往有关。农民心中向往的是有钱人，流民心中向往的是有权人，中国目前的价值观现状正是因为中国人只剩这两种面孔。
那么到底什么人才会向往精神上的高贵？我导师曾经跟我说过，就是坚持通过个人努力实现目标。拥有这样的（成功）经历的人，才有底气去蔑视强权和铜臭，因为至少他个人的成功就没有通过献媚和陷害、没有掺杂“原罪”。相反，如果这个社会先遑论什么权力腐败，在平常生活点滴中都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做不到，那么那个“民主、文明、富强”的国家就无从谈起。这算是我对本文标题的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