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民日报》一系列文章的影响，香港动乱局势愈加不可收拾，到7月31日为止，被捕入狱者已达5000多人，并且在广东与香港边境地带也出现紧张状态，发生了流血事件。与此同时，北京发生了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夺外交部大权的严重事件。8月7日.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煽动他们夺外交部大权。次日，王力将8月7日的讲话内容分别向江青、陈伯达汇报。江、陈均表示支持。中旬，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并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在王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前驻印尼临时代办姚登山率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姚登山当了十几天非法的外交部长，接着发生了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对外关系的事件。在香港问题上，外交部“造反派”逼迫周恩来同意向英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碟，还要求中央陈兵边境。8月20日，中国政府对港英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和最后通赚。但港英当局没有理会。8月22日，北京红卫兵和一些群众组织采取了极端行为：万人围攻英国驻华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国代办。这一粗暴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中英关系，给中国政府造成了很大的被动和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长期在港积累的广泛浓厚影响和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中英关系陷入低谷。

8月23日凌晨，得悉这一消息的周恩来大为震惊，急忙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对此事及夺外交部大权提出严厉批评。他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夺外交部权)，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8月25日，他派杨成武立即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交给杨转送毛泽东。8月26日，听取汇报后的毛泽东对杨成武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还在王力的讲话上批写‘大、大、大毒草”。杨成武回到北京，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决定。周恩来立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决定，当场逮捕王力、关锋。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陈伯达才被迫宣布:外交大权归中央，由周恩来负责。周恩来迅速整顿外交部，纠正了几个月来在处理香港问题上的极“左”方针。9日初，毛泽东下令停止进行对抗港英当局的暴力斗争，从9月开始反英活动大大减少，香港局势很快缓和下来。

香港“五月风暴”是在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发生的，是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趁机利用的结果。周恩来在困难的处境中，没有动摇“‘暂时不动香港”的决心，也没有放弃保持香港边境平静和社会稳定的正确政策，他千方百计排除极“左”势力的干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抵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加以补救，将“文化大革命”对香港的消极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因而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中，香港只有几个月出了麻烦，1967年末立即平静下来了，并开始逐渐走向繁荣。

（《福建党史月刊》（史事纵横）1998年 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