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理与斗力，二者至不相容。中国人在相争之两造间，若一方先动武，旁观者即不直其所为；虽于本来有理者亦然。因情理必从容讲论而后明，一动武即不讲理，不讲理即为最大不是。此耻于用暴之美德，外国有识之士如罗素曾深致叹服：

世有不屑于战争（too proud to fight）之民族乎？中国人是已。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道德上之品行，为中国人所特长。（中略）如此品性之中，余以其“心平气和”（pacific temper）最为可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决是已。（罗素《中国之问题》第一九二页，中华书局出版）

罗素此叹，正是自悟其西洋之短。往古文化浅之人，冲动强而理性短，于彼此相争之际，不能论辩以明其是非，辄以斗力决曲直。此风在欧洲直至近代初期，犹未尽除，既行于私人彼此之间，亦且行于公众。看甄克斯《社会通诠》便可晓得。前引其所叙旧时选举竞争之事，即其一例。在他书中说：

胜者得之，负者噤若。

两造相持，得请一斗为决；虽或曲胜直败，无后言。

这正合了“有力者就是有理”（might is right）那句话。文明既进，血斗似不复见，然而工业上劳资之两方，此以罢工为手段，彼以闭厂为武器，依然是不决于理而决于力，以胜负定是非。风气移人，今日中国少年口里笔下亦爱用斗争一词，完全模仿布尔什维克而来，北伐以前犹未见也。

以上摘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