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杂志自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来报道过多次俄罗斯的科学研究政策，口吻都是十分敌视的。

• Putin’s Russia divides and enrages scientists | Nature
• Russia’s crackdowns are jeopardizing its science | Nature
• Russian secret service to vet research papers | Nature
• Russian science chases escape from mediocrity (nature.com)

如果尽可能无视这种敌视视角下的叙事，仅提出这些报道中的事实部分，或者跟俄罗斯无关的其他评论，倒是可以看到一个与西方关系剑拔弩张¹的国家，其科学家群体的心情。由于这种紧张的国际关系，俄罗斯国内对国际交流活动也收紧了，各种“外部机构”被关闭，一般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也被审查，例如一般认为科学研究很难脱离国际交流，连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之前也要先被审查。

当然，我们很清楚西方媒体的伎俩。它们抓到的这些负面事件，也许只是俄罗斯国内的次要、偶发现象。这些错误的政策范围多大，是否被迅纠正，是不会被西方媒体后续跟进的。但我们同时也很清楚，如果一个国家与西方的关系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国家收紧国际交流的动作也并不令人意外。

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命题：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能否“自给自足地”、闭门造车地进入良性发展？所谓“良性发展”是指这种科学研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军事实力，使得这个国家可经持续与西方抗衡。

另一个相关的命题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处于与西方敌对的状态，那么怎么既保证国家安全，又不让科学工作者感到政治压迫的恐惧？

我国关于这一命题的历史经验可以参考“两弹一星”的例子，包括杨振宁回国与邓稼先见面的事情（针对第二个命题）。

特别是，前苏联有着一个非注流科学哲学干扰的传统，可能一直影响着现在的俄罗斯。我经常阅读俄罗斯人发表的论文，常常能从这些论文语言中感到一种科学方法层面上的庸俗、肤浅与僵化。这种感觉是似曾相识的，特别像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中文论文中体现出来的特征。这种科学方法上的无知状态是很难在封闭的情况下得到改善的。我国的情况也是在大量77、78届中出国深造的人回国并渐渐代替原有的上一代本土科研工作者之后才得到扭转。冷战时期的前苏联之所以能够独立成为科技强国，要十分感谢Frenkel及时把20世纪的理论革命带会到前苏联并培养了一批前苏联自己的顶尖物理学家，包括朗道。Frenkel和其他一些科学家也为坚持抵抗政治以哲学的名义对物理学研究的干预作出主要贡献。相比之下，化学和生物学则不幸各自陷入了这种干扰中（共振论和遗传学）。

相对地，冷战时期的美国，或”西方阵营“为何不能算是”封闭地发展科学“呢？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一国是否“封闭”并非关键，关键应该在于该国是否有适合科学发展的政治环境？如果说民主和自由才是适合科学发展的政治环境，同时国与国之间冲突本质上都是利益冲突，那为何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就不能两个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继续因利益而产生冲突吗？例如我国为何不能同时搞民主自由又视美国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