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le, U. (2010). Food Security for a Billion Poor Science, 327 (5973), 1554-1554 DOI: 10.1126/science.1189247
3月26日这期Science的社论，让我想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农业增收的研究为什么这么紧迫，第二是高毒农药为什么有市场。
越是科普落后的国家，越是信息不透明的政府，越是声音不多元的社会，转基因引起的争议就越大。当然，信息可以不透明到一定程度，使得连争议都没有。我国至少不处于那样的程度。我相信转基因农业的研究和推广目的不是为了害人，许多人抨击转基因农业，也主要是针对它是为了赚钱。这个跟核技术与核武器之间的关系不太一样。核技术不好不坏，但核武器是用来杀人的。转基因技术不好不坏，但转基因农业不是为了害人的，而是为了造福人的。大家的争论焦点主要是怕它好心做坏事，实际上害了人。说它影响生态系统，其实也是担心害人。没有人会关心好多光年以外的潘多拉星的生态系统。
在中国，已经存在一个杂交水稻的教父袁隆平。大家相信杂交水稻，并不是因为杂交水稻切实增了产，也不是因为杂交水稻是纯慈善行为没有赚钱营利（哪怕这些都是事实），而是因为对袁隆平人格的认同（哪怕袁隆平没有也不能为市面上所有杂交水稻作什么人格担保）。事实上，关于杂交水稻是否影响生态系统的科普，相比转基因农作物，做得更少，大家了解的更少。
之所以极少人通过反驳转基因农作物抗虫害、增产、增营养等等说词来反对转基因，之所以大部分人主要攻击转基因农作物“赚大钱”及其“生态后果”，就是因为前者已被大量研究所证实，而后者是无解的。生态后果是永远无解的问题，因为生态圈不是人类控制下的体系，人类无法进行科学实验。在生态圈层面发生的事情，人类永远只能等事情发生之后吸取教训，永远只有学习的份，没有预测和控制的份。类似的例子大家都耳熟能详，例如滴滴畏，例如有本书叫《寂静的春天》。“吃一堑，长一智”是可以做到的，但“吃一堑，就杜绝所有堑”则绝对无解。科学是不讨论无解的事情的，例如科学不讨论上帝存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专家们总是死死抓住已有研究证实的事情来宣传，即“增产、抗虫、……”云云，却在“赚钱”和“生态后果”这样的问题上沉默。
转基因农业争议比较大的国家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国家已“基本解决温饱”。在所谓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的超级贫困地区，告诉它们说“只有转基因的给你们吃”，估计不会发生什么转基因农业的争议。
这篇Science社论指出：
According to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a 2°C increase in temperature could lead to a further 20 to 40% fall in cereal yields, mostly in Asia and Afica. Lifting a billion people out of poverty and feeding an extra 2.3 bilion by 2050 will require increasing cereal production by 70%, doubling the outpu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sub-Saharan Afica, where more “ultrapoor” live, dveloping technologies to boost productivity is especially difficult because of greater threats from pests and deseases, poorer soil, and drought.
说中国解决温饱，尚且有大量的人不同意。转基因农业到“解决了温饱”的国度里，也许是为了赚钱；但它终究不是一具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科研项目，它的背景是像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一些极其贫困的地区的瘦骨如柴的儿童。再者，贫困问题之所以成为世界性头号问题之一，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个人道和慈善的问题，还是因为这是一个经济和政治问题，关乎和平理想能否实现的问题。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在中国解决温饱问题，根据各大媒体指定动作，那是中国对全世界人类的巨大贡献。姑且承认此话，那也是已实现的事情。在同样广阔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环境更加恶劣，增产的难度番了好几番，增产的紧迫性也同时番了好几番。根据许多人的心态，可以认为袁隆平是中国人，没有义务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温饱负责。杂交水稻技术满足不了非洲，但能满足中国就行了。哪怕这个科学问题是如此紧迫，但再次根据许多中国人的心态，袁隆平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一个科学家，所以袁隆平虽然是业界的佼佼者，但也没必要参与到全球的研究浪潮中去（暂不讨论袁隆平快到了退休的年龄了）。
看中国大众的评论所感到的一个悲哀就是，许多人喜欢随随便便地说一句“非洲还有很多人吃不上饭呢”来回避社会上大大小小的、具体微观的问题，认为首先要世界大同了，或者认为首先要自己有钱有势，不用为生活奔波了，才有义务关心身边的其他问题。如果真正去考虑“非洲还有很多人吃不上饭”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好多人只是说说而已。“非洲人吃不上饭”意味着什么，导致什么，跟自己切身遇到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并没有因为这句话的滥用而变得清晰。
我所想到的第二个问题——“高毒农药”，也许几句话可以带过。很简单，高毒农药的问题其实是低价农药的问题，谁会使用高价的高毒农药？低价+高毒，直接等于“好产品”。许多已经“被”解决了温饱的人，由于感受不到饥饿，也感受不到粮食增产的压力，所以很不理解为什么“高毒农药”会如此有市场，于是又公式性的把问题纠结到“道德”这种无解的层面上。简单地想象如果是在非洲，就很容易明白“高毒农药”在那里的市场力量会更加强大。因此也可以说，越是解决了温饱的国度，高毒农药就越会成为争议。有一种非洲式的悲哀：饿死的人远远远远大于因农药没洗干净毒死的人，渴死的人远远远远大于因水太脏毒死的人，病死的人远远远远大于因疫苗反应猝死的人。这些“质量欠缺产品”在一个地方的盛行程度，并不代表谁人的道德水平，只代表了这个地方的发展程度。高毒农药在中国仍有市场，道理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