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发现自己是一个精英主义者之后，很长时间一直发现不了第二个同志，无论是我身边还是网上。身边的人心态都很平和，什么都不“主义”；网上遇到的只会绝大部分是草根，网络就是草根力量的根据地。而且网络关于“精英/草根”的扭曲定义的根据地。在那里，精英/草根这对概念被等同于强势/弱势群体的概念。把反对强势群体说成反对精英，其实就是说他们把强势群体当成精英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或者本无对错，但跟我以及我看的书的作者的定义南辕北辙。
哪怕上了科学网之后，在知识分子的海洋里，我仍然是沉浸在一群草根思维的文字中。科学网上面太多的人甚至思想典型得我能从我脑中的思想观察笔记本的很前几页就翻看到了。并不是他们不智慧，也不是他们“没有真正思考过”，而是人总是选择性地接受能强化自己信念的信息。这恰恰说明了一视同仁地递给每个不同的声音以一把扩音器有多么必要，同时也说明由于信念上的差别而攻击他人的行为有多么无知，理解这一点是理解言论自由的基础。
山西疫苗事件，卫生部下令不能这样报道或那样报道。但一天之内，江苏疫苗事件，还是被这样或那样地报道着。我猜想卫生部的顾虑是在疫苗本来不安全这一科普知识没有做好的前提下，疫苗质量问题就非常复杂。基于媒体是苍蝇公众是猪的一贯思维，认为任由这二者自行发展，会导至灾难性的误解和夸大。事实是，公众最可能产生的“夸大”虽然听起来很“灾难性”，但却没发生相应的灾难——这种夸大即“所有商品都不可信”。既不能因为是品牌货、进口货就可信（毒奶粉）；也不能因为是医用品或人命关天就可信（疫苗）。其实本来就如此，但以前大家却真的基于这些薄弱的理由对生活的各方面充满信任的。这是因为公众长期处于缺乏知情权的状态，因此也间接培养了他们一个意识，就是：活在人群中靠的只能是别人的道德自律，人与人信任靠的只能是别人的道德底线。既然处于完全不透明、完全不知情的环境中，很自然每个人就只能把信心建立在自己想象出来的道德共识上。这是很荒谬也行不通的，但我们看到实际网络和媒体之间盛行的谴责多数是这一路。这样的遣责，其实是默认了他们将继续直至永远不可能获得知情权，以及获得知情权所带来的所有变化。
于是，我认为改变中国紧绷现状的第一步必然是信息透明。总理在回应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社会动荡事件时说的不是什么别的，而是“政府接受监督”。这句话可能让很多人感到过于保守，但我认为是切中要害之余略有超前。目前定调“要接受监督”，实际上一下子可能还做不到“监督”这个层面，能比较快改善的我看是“曝光”这一层面，即曝光首先会多起来。以前乃至现今的“曝光”多限于骇人听闻之事，才给人灾难性夸大的误导；如果曝光成为常态，连同那些平常的事情一起公布，骇人听闻之事就会还原其本来的概率表现，大家也就不会因觉得除了骇人听闻之事接踵之外没有发生别的事了而带有政府所担心的那种“夸大性、灾难性”误会了。其结果就是社会透明度和公众知情状况的改善，或者说恰恰就是目前政府孜孜以“维”之“稳”所在。其于上述理由，我觉得总理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一步。随着知情权的扩大，公众也会慢慢抛弃道德论。这就好像女人随着对男人了解的全面深入就会慢慢抛弃原来的白马王子论一样。
关于疫苗事件，韩健先生在博客里评论道：
这个“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在别的行业可以，可是在生物技术和医疗产业是万万行不通的。一个生物技术公司，如果做到要靠“降低成本”才能竞争，才能有利 润，那再做下去就没有意思了。
但我们也知道，中国商人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会做成“靠降低成本”才能竞争才能有利润的模式。我指的还只是好商人，坏的中国商人除了“节流”之外还会厚着脸皮“开源”——例如百度的“竞价排行”。Google在中国是做不下去的，也已眼见为实了。关键是为什么？难道就是因为中国商人的意识一律都落后，没一个例外？“自主创新”提了很久，为什么只能催生出少数应景之作？我认为这跟中国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性质有关。
没有哪个社会没有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你自己不属于那个集团就反对这个集团的存在的观点，我懒得在此讨论。需要研究的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有无，而是其具体属性。或者说，需要研究的不是权的被夺与否，而是权被谁夺。从中国商人目前清一色选择的商业模式猜想，想必是中国社会当前有某种力量迫使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包括真正的自主创新之路的选择。所谓自主创新赚钱，就是靠垄断知识赚钱，这也是韩健先生一直研究的生物技术的商业化所涉及到的赚钱模式。而目前中国大量的所谓靠降低成本赚钱，其实广义地说就是靠垄断资源赚钱。这一切都是被迫的。
如果一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是知识的大垄断家——即知识分子、精英，那么他们就会通过影响政策，使得在这个社会里知识无比重要、赚钱也主要靠知识，以保证他们自己的地位。同理，如果一个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由资源的大垄断家所组成——例如石油电力电信之类的巨头，那么他们当然就会把政策影响到另一个方向，使得在这个社会里资源无比重要，赚钱主要靠占有资源高地，以保证他们自己的地位。是的，下面的人注定是被上面的人玩弄在股掌之间的。被什么样的人玩弄，你就显示出什么特点。中国的商业之所以总是靠降成本，是因为上面的人就是一堆成本所有者（石油电力电信等）。活在由上面的人缔造的社会中，你只能靠降成本赚钱。哪怕你应一下所谓“自主创新”或者“高精尖”的景，投资一下生物技术，也实际逃不了降成本模式，逃不了奶粉的“故意投毒”、逃不了疫苗的“故意造假”，逃不了“高毒农药”的顶风使用，逃不了地沟油事件的“餐饮业反弹……我看这应该能够回应韩健先生的博文。
王鸿飞老师最近连续好多篇文章都明显地作了他精英主义的出柜。他是我身边除了我导师之外，唯一看到的精英主义者。王鸿飞老师文章的一个具体倾向是宣扬精英主义者夺权。根据我上述关于“谁夺权”问题的分析，以及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宣扬精英主义者夺权，就是要通过既得利益集团成份的重新洗牌，改现在的资源垄断型社会为知识垄断型社会。但是王鸿飞老师却苦于许多人根本反对既得利益集团存在的必然性，很多道理难以说通其他人。他自己本身的焦点也主要放在消除当前盛行的文革余孽上。结果就形成了一方用既得利益集团“原罪”论来反对文革余孽警惕论的鸡同鸭讲局面。王鸿飞老师的文章和后面的评论之间经常就是鸡同鸭讲。
很多年前关于“知识经济”的概念曾经火过一阵子，后来又有所谓“知本家”这一说。其实大家是曾经呼唤过知识垄断型社会的，但须知实现这样的社会，是要通过争夺权力。许多人认为政治是彻头彻尾的坏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么它一直存在着而且重要着。我也希望这些人明
白，争夺权力的丑陋的政治，和理想社会的美好实现之间，是导致与被导致关系。说简单点就是，精英的夺权，与地沟油等事的杜绝之间，是导致与被导致的关系。反对精英夺权，跟自愿吃地沟油，二者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