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有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模式。很多“国人味儿”特别浓的言论，其实都来自这种思维模式。

比如，有人问，你最喜欢的物理学家是谁？大家纷纷回答，有回答费曼的，有回答爱因斯坦的，也有很多人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举出了一些专门的人。

这时，张三就来了一句：看了所有答案，没有一人提到中国人的，多可悲啊！数千年的文明古国，没有一个值得喜欢的物理学家吗？

这还没涉及到我所说的“命题作文”思维。

我说的这种思维出现的场景是，假设我们反驳一句：“有没有值得喜欢的物理学家，跟数千年的文明古国有啥关系？”并且心里十分自信，这根本没有关系。这时张三一定会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堆官话套话，以中国特色的方式“论证”，我们伟大的祖国，有数千年智慧的积累，……等等。

值得关心的不是这些言论本身的荒谬性，而是这种模式的普遍性，以及之所以普遍的原因。因为我发现，懂这么说话的人，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简单的鹦鹉学舌；他们是能够很灵活地“举一反三”地应用的。这一定是来自于某种思维模式。

有人会说，这种“胡扯自由”来自我们缺少“说理教育”。关于这一点，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引用过，这里再次引用：

说国人缺乏理性思维，多形象思维，主要是从小养成的思维习惯。小学生从写作文开始就接受了非理性的逻辑思维：凡事只要能够举出一个例子，似乎就能够说明一个普遍存在的道理，而不管这个道理的普遍性、完备性与纯粹性是否存在。比如，中学作文课上一写论述“人言可畏”的话题，我们就会举出阮玲玉等人遭遇流言蜚语的悲剧作为例证；一写议论“人言不可畏”的文章，我们就会举出富尔顿、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不畏人言、坚持不懈、取得成功的事情作为例证，然后把从这些个案得到的结论不假思索地扩展到整个社会，得出了自己也不能完全相信的结论。大家在生活中感受到，一件事好像怎么说都是有道理的，这或许就是我们文化的特点。

学生到了本科、研究生阶段，乃至于当今一部分教授还是继续了这种思维模式，论证问题时没有注意到所讨论问题的逻辑起点、前提基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等问题，盲目找资料论证，其实就是想运用不完全归纳法得出完全的结论。例如，在讨论价格改革时，不去界定自己所研究的价格是狭义还是广义价格，就开始了论述。又如，在探讨亚当·斯密自由放任主张时，忽视了这个主张产生效果的前提。这种现象在国内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屡见不鲜，有人快速地把一本书写完了，但没有界定清楚自己研究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还有的人采用循环论证方式说明问题，真是可怜。可以说，当前内地的学术界多的是一些鸡毛蒜皮式的典故式论证，少的是前后一致的严谨理性论证。

但更深的问题是，脱离了说理逻辑之后，“国人式”的说话就是完全毫无章法的吗？显然，我们并不是什么都能说——远远不是。那么如果说有另一种章法，那它是怎样的？

我以前的文章也有一段话可以回答：

中国人是对人不对事的。人好，说的话就对；人差劲，说同样的话就不对了。因为中国人没有那个脑筋光从一句话本身来判断？还是中国人太懂得联系关于人的信息来做判断？还是因为在中国人社会，人的因素确实比事的因素重要一百倍？因为反正“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在中国人社会生存需且只需搞清楚君臣关系，其他一切都是浮云。

一个不那么偏激的，或因此更普适的版本就是，国人式的思维模式是“命题作文”的思维模式。“因人而异”可以宽化为“因题而异”。不能直接质疑不准被质疑的人，则可以宽化为不能直接质疑既命之题，就好像考试时的命题作文那样。因此，无论本身多荒谬的命题，被命了之后，都要挖空心思地去为它找补回来。

这样的思维是自古就有的。这样的思维才是真正的“几千年文明古国智慧”。我们发展了这样的一个巨型的语库。许多人平时喜欢说的“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就是自豪于这个语库在面临任何一种命题时的“万能性”。

科举制（从唐朝开始至今）可能是使这种思维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发射其光辉的重要因素（“重要因素”一词就来自这个语库）。今天有一个新词形容科举制的平均产物，叫做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