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看到了方舟子的文章《再教妖魔化转基因的造谣“专家”王月丹博士读…》，就想起了一直感到方舟子在这类问题上长期遇到的尴尬就是：一般大众不懂辩别什么是专业意见，也不想辩别什么是专业意见。

方舟子说：

要看这样的研究是否经过了同行评议，有没有在正规学术期刊上发表。

这就是在所谓“科普事业”中我感到最纠结的地方。也正是这个地方导致“科普”这种东西其实是很扯淡的东西，导致“科普”除了做成扭曲科学的事之外，就没法做成别的事。更不要说某些带有其他目的的“科普”，例如关于“转基因”话题的各种科普。方舟子想通过他的正确的科普，纠正别人的错误的科普，就注定逃不出科普的怪圈。

事实上，推广到所有的涉及了一点专业的恶性事件——毒奶粉、假疫苗、血铅儿童等等——问题的核心都不是科学事实，即不是真假问题，而是善恶问题。大众关心的问题，恰恰就是善恶问题，不是真假问题。原本科学只负责真假，不负责善恶。善恶不是科学家负责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的世界也没有过“科学家治国”的历史和现实。但是科学家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恶意，一直掺和到公众讨论当中，无形中导致公众不恰当地把“善恶”这一块的义务强加到科学家这一群体身上，形成了一种误导。其结果是公众慢慢认为，科学家不仅要负责科学事实本身的真假，还要负责科学事实在应用层面上的善恶。

其实，科学的应用并不是科学，而是技术。做科学的叫科学家，做技术的叫工程师。这是两个思路截然不同的角色。但在现实社会里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人身兼了这两个角色，这是时代和政策导致的。不要说大众，在中国就连很多专家本身，都分不清“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区别。很多身兼二职的专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用自己作为科学家的劳动来辩护自己作为工程师的劳动。这就等于说，他们在用事情的真家问题来为事情的善恶问题辩护。似乎在说，一件事情只要真，便必然善；只有假，才会恶。这本来是很简单的错误，但却由于上述的原因补蒙上了一层复杂的茧。

说“科学的应用并不是科学”，其实导致了很多公众直接相关的东西都不是科学，例如医疗，又例如地震预测。医学上如何一回事，跟医院如何治病，是两回事。当然，今时今日临床上的治疗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科学研究的结果。但科学研究结果的一般真假，难以为个案买单。因为生物医学还没有发展出像物理学这种强大的预测能力。科学有的是暂时确定，永恒存疑，但人有病却不能不治等于永恒确定时才治。同样道理，地震科学的发展困难重重，不要说它还没发展到像物理学那样的预测能力，就连发展到像医学这亲的地步，都还远远谈不上。但地震预测却不能放弃，地震这回事人类就不能就妥协了，就认命了。因此地震无法预测，但还得预测。天气预报也是一回事。

在这些不是科学的领域，我们一般都仍然希望最大程度的依赖科学，原因无非是认为今天是科学的时代，认为科学的发展能更好地解决更多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并不是所有人对科学都有如此好感。因此，一位地震预测行业的老前辈就说阴阳五行、易经等也可以用来做地震预测（见《新知客》杂志4月号）；因此，我们用了几千年的中医，现在仍然受到官方认可；因此，气象局可以大胆承认对西南大旱预测失败。奶粉里加三聚氰胺，是利用科学知识蒙混原有较低级的检测手段。这就是科学的应用，不是科学。此方法可行，说明其中的科学事实是真的，不是假的，说明科学是成功的；但其危害性之严重，说明其中的道德是恶的，不是善的，因此可判此技术是死亡。发明三聚氰胺的人（科学家），和使用三聚氰胺的人（工程师），尚且是比较能分得清的两拨人，因为该物质很早就有了；研究转基因的人（科学家）和倡导其应用的人（工程师），却往往是同一拨人。这是因为这种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项，都是带有明显的应用色彩的。这种科学项目，仅因其科学上的重要性，是不足以获得如此高的重视地位的；唯加上有其在技术上的重要性，才上升到国家战略的程度，被赋予了某种“只许胜不许败”的色彩。会引发大众争议的，也只集中在其技术部份；会引发专家争议的，也本应集中在其科学部分。但现在全搅在一起了，全因为在这件事民，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角色同时由一拨人分饰。

那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策不科学归科学、技术归技术地搞呢？这是因为今时今日科学转化为技术的速度越来越快，这种速度也越来越决定一国的综合国力——即人民的福祉。各国都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因些都会主动地从科学研究的源头开始考虑后续的技术转化，尤其是相当一部分的国家级的重点科研项目，就是为着技术转化来探索求知的，为技术而科学的。所以，要求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完全脱节，是不符合时代、不利于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些作为科学和技术同一体的重大国家政策和国家行为，大众争议模糊，各方频频“搅局”的问题，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