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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优越感是怎么形成的？

香港人的针对大陆人的优越感基础是分阶段的形成的复杂体系。由早到晚，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构成。

最早的事实基础，是同一时期香港历史和大陆历史的交集。在大陆处于“左”的狂热年代，香港发生过类似前几年的那种“乱港分子”运动。按照阶级史观，那批“乱港分子”是“进步”的，受害者和镇压方则是“反动”的。我们的历史书写者兴许会解读为：“虽然这场运动失败了，但是促使殖民政府重视香港本土华人的有效管治，发起了一系列改良，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使香港社会暂时进入了一个发展期”。但是在香港本土的历史书写，认为这批人就是乱港分子。就算他们被压下去了，但是所造成的社会创伤和教训是不容忘却的。它提醒香港人警惕从大陆渗透过来的“左”的狂热，揭起了研究和批判大陆的路线的热潮，比如很多伤痕文学的流行。这种因素给香港人贡献了一层对大陆人的道义上的、乃至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这种因素在1989年又加深了一层，但这估计可以归类为“境外媒体污名化”的结果了，因为事实本身如何是值得另说的。这种意识形态优越感跟香港人亲不亲英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直接来自大陆对香港的影响。

当然上世纪60年代，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在全球各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都是普遍的现象。说香港产生这些运动就是因为大陆的影响也不准确，因为这些左派不是从大陆来的，只能说它的意识形态的大本营是大陆。而且，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各自对自己60年代的这些运动的历史书写都是比较平衡的，既肯定了它们对社会改良的刺激作用，又会反思暴力的伤害。

后来香港进入“经济起飞”的年代。庸俗的“看不起穷亲戚”的优越感，实是人之常情，所以得以流行起来。后来的大陆人“带小孩公共场所小便”“过马路冲红灯”“不排队”这类歧视，也可以归类为“穷亲戚”因素，因为按照“仓亶实而知礼节”，这些属于等人们有钱了自动会变得文明的因素。当时的一些善意的香港人自己也是这么期盼的。而且有很多当时的香港人在大陆还有不少具体而言的穷亲戚，所以他们会给内地家乡捐钱捐学校，主要都是基于“乡情”，所以捐的都是自己老家的。内地也很接受这种落差，校园歌手艾敬有一首歌叫《我的1997》代表着当时内地人对香港这种先进的朦胧而坚定的承认。而香港这边，《表姐，你好嘢！》这个电影，是属于非常善意的例子了。有趣的是，内地公安有特异功能这个梗，是香港电影常用的梗，不知道是不是当时钱学森在内地主张过一阵子，香港人听内地人讲得比较多造成的。

国安法落地之后，我发现香港人之中，除了上述两类优越感之外，还有一种有生命力的优越感，是与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阶段无关的社会文化上的。这也是由于近几年，我国的发展说明了，大陆的有些文化，是不会因为经济越来越发达而必然与西方趋同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沮丧地接受了这个现实。首先就是经济水平上的差异已经很小了，所以“穷亲戚”变成了“强国人”。其次，能归类为意识形态冲突的，在今天都不得不解读为“媒体歪曲”、“历史教育出了问题”，反正也归类为前文说过的第一种因素了，随着国安法落地、去殖民地化和身份认同感教育，也会转化掉。剩下的一些就是那些，随着大陆经济发展未见改变，反而愈演愈烈，俨然“中国特色发展路径”的文化或做法，是香港人不接受的。我很难具体地举出，到底哪些属于这种因素，但暂时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低人权优势。一种对996的、不强调work-life balance的、内卷的、不尊重个人的、小镇做题死记硬背的、封建家长式的（中央vs地方、给香港输水输电香港要感恩的“孝”文化）、明规则+潜规则的乃至出尔反尔的、低效、口号、运动、形式主义的、文化审查的、通过撒钱弥补落后的文化影响力的综合反感。而香港恰好在这些特点的反面形成了本土特色（996除外吧）。这些据我观察是就算去香港殖民化了，经济落后大陆了，穷人（港灿）比大陆多了之后，仍有生命力的优越感来源，因为眼见的未来，这些大陆文化的消失要以大陆经济发展的停滞乃至倒退为代价。这部分优越感，只会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而加强。

当然，香港人今天看到的大陆，仍然跟我们所知道的是不一样的。香港媒体有强烈的本土倾向。针对本土的社会问题，他们的报道总是以乐观收尾。《铿锵集》深挖香港本土社会问题，跟《焦点访谈》深挖全国各处社会问题是一样的，都是等这个社会问题有一些正面的动作——无论是NGO团体的出现还是政府的一些政策的出台——之后，再搞，以便报道的末尾能抛出来，给人一种乐观的、对社会有信心的基调。但《铿锵集》《新闻透视》或《星期日档案》对内地问题的报道就没这么多余的善意了，这就好像央视的《环球视线》或者《国际观察》似的了。这种倾向的背后根源是深远的。我只能说一种情感：一个爱国的新闻媒体，当然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让国家更好。报道国家的社会问题，就决不能产生让人民恨国的效果。香港的新闻媒体只是把“国”换成了“港”之后的做法，情感上则是相通的。

我还是希望，当下的两地人视对岸的人为人际交往意义上的“好人”，而不要视为“坏人”。这是应该能在这一代人之内解决的。尽量记得对方的善，而搁置对方的恶。比如，我们多想想香港人在内地在洪灾、地震时的捐款；而香港人则能否试图把内地红十字会归类为“一小撮”内地人？因为内地报道已经只集中在郭美美一个人上了。

昭和时期

昭和时期（1926年至1989年）恰逢日本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一时期，日本人经历了西方现代文明对本土的强烈冲击，社会思想在动荡中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我观看过的电视剧《阿信的故事》以及宫崎骏的动画电影《起风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现在，每当我看到一位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我都能想象到他在年轻时代是如何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包围中确立自己的研究志向，并克服现实中的种种困难的。战后重建时期的日本，处于昭和时代的中后期，其科学研究水平也是在这段时期显现出来的。我之所以跟“昭和”年号联系起来，是因为这一时期发表的日文论文中的年份是用“昭和二十六年”这种年号纪年法的。你每查到一篇论文，都需要被迫去查算到底这是公元多少年。从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奖（1949年）开始，日本不断出现在理论物理进程中作出了无法绕过的里程碑式工作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绝不是孤立存在的。能出现若干位诺贝尔奖得主，就说明在更多的分支领域当中，也出现了大量奠基式的人物和工作，这也表明整个科学研究界的文化环境是良性的，土壤是肥沃的。

在我的小领域中，昭和时代成长起来的日本科学家还有好多位。上一篇文章“感字”提到的荻野一善就经常与日本流变学先行者中川鹤太郎共同发表论文。同为溶胀网络的重要研究者之一——小贯明事实上是与川崎恭治一道进行相变研究的，后者是临界现象的模式耦合理论创立者。日本在非平衡统计物理的更早和重要的人物就是大家熟知的久保亮五（就是Green-Kubo关系中的Kubo）和森肇（就是Zwanzig-Mori投影算符中的Mori）了。

我博士导师的博士导师——藤田博（，是昭和十九年（1944年）京都大学理学部物理学科毕业，该年B-29开始空袭东京。而一年之后的1945年就是日本在遭遇两颗原子弹爆炸之后，对内全国玉音放送《终战诏书》，对外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日本天皇发表《人间宣言》，自己说明自己并非神，《日本国宪法》公布并在次年（1947）年施行。

也就在这一年，藤田到京都大学的水产科工作。虽然他对微分方程感兴趣，但不得不应用于渔业，因此发表过一些以《産卵過程に対する密度効果の形式について（论种群密度对产卵过程影响的形式）》为标题，实际内容是一个简单的动理学方程的高斯分布解的论文[1]。

藤田在1954年到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做博后。正是在这段时期他作出了超离心理论和方法上的代表性工作。当时在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的教授John Warren Williams（1898~1988）（他本人不喜欢John这个名字，他和他身边的人称他Jack Williams）由于Svedberg1923年曾造访威斯康星大学而对超离心方法感兴趣。1934~35年Jack到Svedberg那里学习大约一年的超离心技术。回美国后主导了美国第一台超离心机的落地，就在他自己的实验室，并且用于蛋白质研究。Williams实验室因此也成为了美国趣离心方法研究的代表性实验室。藤田博来做博后之后，发挥了他在求解扩散方程方面的特长，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问题，即考虑扩散系数和沉降系数的浓度依赖性之后，它们对溶质沉降边界区域形状的定量影响。他后来写的书Mathematical Theory of Sedimentation Analysis（Academic Press 1962）是超离心基础理论领域的重要著作，但可能更多人会知道他写的Foudations of Ultracentrifugal Analysis（John Wiley & Sons 1975）。在前一本书中我们可以留意到，藤田并非一位对解方程感兴趣的数学家，而是一位物理学家，因为他把自己所关注的扩散问题归类为“不可逆热力学”。这也是物理学界新形成的领域，这可大约以de Groot的著作Thermodynamics of Irreversible Processe（North-Holland 1952）和普里高津的著作Introduction to Thermodynamics of Irreversible Processe（Charles C Thomas 1955）为标志。

尽管藤田是一个擅长理论的人，但是他可能也搭过实验仪器。在这篇1952年的论文里[2]（应该在他去美国之前），他改装了更早几年报道在J. Appl. Phys.上的[3]一种对软体进行压缩形变的力学测试装置。用于测量浓到像凝胶状的高分子溶液的弹性模量。我上一篇文章提到的荻野的论文，就是借用藤田改进的仪器进行实验的。

藤田报道的力学仪器。试样的压缩载荷是通过与链条天平类似的原理（部件10、11）来实现的。

“流体的弹性”或“流动的固体”，是流变学的核心问题。《流动的固体》作者中川鹤太郎在同时代就已经发表了多篇关于液体的粘弹性的论文（值得注意的是，中川称“rheology”为“流动学”，因此中文的“流变学”并不来自日语）。《流动的固体》书中所称的久山多美男关于“粘弹性系数的新测量方法”（亦称久山先生可能是在日语中道次使用“粘弹性”），就被中川改进并于同年（昭和26年）发表于《日本化学杂志》。我在流动的固体2021中介绍过了。藤田注意到中川的研究是不奇怪的。他后来在日本的《高分子》（Kobunshi，是1952年创刊的）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散文（1983年，这时日本的杂志早已使用公元纪年），提到他作为物理学背景的学生，刚开始学习高分子时这一交叉学科的困难在于当时还没有统一连贯的教科书或专著。确实，他在1957年就与岸本昭一同在《高分子》发表了一篇有趣的3人对谈，对谈内容是围绕当时在橡胶长时间应力松弛行为中区分物理上的松弛和由于化学老化造成的松弛。开头3人就关于“化学松弛”、“物理缓合”等术语如何翻译成日语抱怨了一番，最终大家打算找一家coffee shop进行“精神缓和”（mental relaxation）。

因此可能说藤田博（我师爷）关于高分子方面的研究，最早就是从流变学开始的。

References

H. Fujita, "Factors affecting the type of population density effect upon average rate of oviposition", Population Ecology, vol. 2, pp. 1-7, 1953. http://dx.doi.org/10.1007/BF02789688
H. Fujita, K. Ninomiya, and T. Homma,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ncentrated Hydrogels of Agar-agar. I. Modulus of Elasticity in Compression", Bulletin of the Chemical Society of Japan, vol. 25, pp. 374-378, 1952. http://dx.doi.org/10.1246/bcsj.25.374
S.L. Dart, and E. Guth, "Elastic Properties of Cork. I. Stress Relaxation of Compressed Cork",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vol. 17, pp. 314-318, 1946. http://dx.doi.org/10.1063/1.1707719

关于“万物皆流”

与先贤共鸣

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有一个光辉的早期哲学宝库。普通公民教育已经教给我们很多典故。世世代代的普通中国人受完当代的教育后，大致都会尊崇能引经据典的人，认为这是一种文化涵养的体现。我们的经典大概就是诸子百家诗词歌赋。西方人的经典大概就是古希腊哲学和圣经。因此西方文明下成长起来的文化人——比如一些科学家们——凡是想要为新的知识找到一种文化上的解读，都一律会求助于他们的经典——古希腊哲学。你哪怕说是牵强附会也好，文化归属感也好，反正这两大文明的人都是这么干的。

近代科学的发展基本发生在西方，学科的开宗立派就更不用说了。流变学（rheology）这个词的杜撰、美国流变学会及会刊的建立，都是令当事人特别兴奋的事情。搁我们文化下可以形容为“不禁要吟诗一首”。这本质上是一种先人对话的冲动，想向他们汇报：老头子们，虽然我做成的事情与你们的智慧相比平庸琐碎不值一提，但巧的是它恰好再一次体现了您老人家们的智慧；我们的文明，在几千年后仍在你们智慧的光辉照辉之下。

M. Reiner就为流变学最独特的知识性贡献——流体的粘弹性——附会于西方先贤的智慧。他找了两个。一个是据说来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流”（panta rhei）这条观念；另一个是圣经中先知诗人Deborah的诗句，从而把流变学为流体的无量纲世界新贡献的一个（Deborah数和Weissenberg数是不是等同的概念还有争议）无量纲数以此诗人的名字命名。

他这么一弄，今天的中国人就得这么学。“万物皆流”啥意思？哦，那是古希腊的。Deborah是谁？哦，她是《圣经》里的。

同理，近代科学许多学科，在开始时就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升华过了。例如医学始祖就成了希波克拉底，尽管基于实证主义的现代医学跟希波克拉底本身也没有直接联系，但这是人家文明的先贤，人家发展新学问的时候就是愿意去彰显一下，谁让是人家先搞好了这个学科呢？

咱们也不应该过于纠结这件事。既然是现代人发现的智慧，按照“真理无国界”（意思是牛顿力学不会只在西方适用而在中国不适用）的观念，那么无论哪个文明下的人重新学习人类共同智慧的时候，都有平等的资格和机会去对它作出源于自己文化上的理解。

高分子/流变学的中国故事

我国在百废待兴的时代，流变学研究力量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几位老前辈。他们恰好都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他们写的学术著作和非学术的散文，都为中国学者更深刻理解流变学铺设了丰富的文化氛围。更加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科学家谱写的篇章本身就蕴含着强大的和独特的科学精神；每当后人想“与先贤共鸣”时，告慰这些当代科学家，精神上比从古人那里引经据典更加得到满足。

我没有作正式的搜集，只列一下给我上述印象的一些见闻。

有一本书，是钱保功带头编写的《高分子科学技术发展简史》。分上、中、下篇。上篇是译自Morawetz的原著Polymers: 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a Science，第二篇是从Seymour编辑的论文集 History of Polym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中找了几篇译过来的。事实上，Morawetz和Seymour的这两部文献已经为“高分子科学技术发展史”这一主题提供了非常完整和细致的资料了。但是《高分子科学技术发展简史》一书不忘整理了下篇：中国古今高分子科技成就，其中“新中国高分子科技成就”一章荡气回肠，写满了血汗。尽管文字上保持了科技资料的平实客观，但所幸还是有两段感情充沛的文字，足以代替我读完这一历史后的感受：

顺丁橡胶是我国自行开发的生产规模最大的高分子工业项目，这在前面已两处提及。1985年，以“顺丁橡胶工业生产新技术”的项目名称，荣获首次颁发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也是石油化工领域中唯一的特等奖获奖项目。这是弥足自豪的。它反映了我国高分子科技界同仁自60年代以来，戳力同心、协作攻关的辛勤劳动与丰硕成就。然而由于评奖当时距今已时隔多年，加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动乱、人事机色的变迁以及其他局限性，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为此，我们以白描的方式，加以记述，以誌其盛，以存其真，也用以告慰那许多曾为之呕心沥血、艰苦奋斗、但其功绩未能得到恰当反映的同志以及所代表的单位。

我国顺丁生产技术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即试验室工作为主的孕育阶段，第一次会战攻关阶段，工业化建设以及二次现场攻关阶段，最后是迄今仍在进展中的高水平发展阶段。由于这个过程中，相当一段时间处于“文革”动乱时期，不少知识分子受到歧视打击的情况屡有发生，所以也是一个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过程。这既是我国科技界知识分子忠贞刚正的写照，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种科技发展史况。
——《高分子科学技术发展简史》“7-3 顺丁橡胶发展简史”

科学网已故博客主人郑融老师，写了大量跟流变学相关的文化散文。我在怀念郑融老师文中简单表达过我的崇敬之情。我把部分还能访问的、跟流变学有关的文章，整理成了一个链接列表：郑融流变学散文。在《流变琐谈(3) ─ ─ 从孔夫子说到松弛时间》一文中，郑老师提到，Tanner和Walters在撰写流变学历史时，根据《论语》英译本认为，孔子所谓“逝者如斯夫”，与赫拉克利特所说的panta rhei不谋而合，将二者相提并论。这件事情，超出了“中西”之分。不管中国的文明还是西方的文明，都能相互引起重视、欣赏和共鸣！

中国的流变学研究的创建人之一——许元泽教授，曾在一篇访问中为我们讲述了这段历史：访复旦大学、厦门大学许元泽教授：流变学高情逸韵往何方。他说：

古人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为什么？各有所长，互敬互学；低水平差不多的人易重复，难合作，矛盾多，上面压力再大一点，下九流做法就出来了，更难创水平。在国内要取得科研事业的成功需要更全面为人处事的素质与性格上的坚韧，这对一些科研尖子不免是苛求。真不希望我们孩子从小生活在人际竞争的压力下，变得机敏平庸，磨掉了对科学的由衷热爱。只要减少干扰，避免浮躁，科研环境就好，有那么多青年才俊潜心钻研，科学发达与技术的进步是必然的，明星不靠刻意捧也会冒出来，海外有志人才不赏重金也会回来。

最近，他总结了高分子科学乃至软物质科学中的思想大观如下：

到底是谁把rheology译成“流变学”，一直没有答案。我曾作过有限的努力，但只能知道这个翻译很可能是建国前就已经使用的。我能查到的资料显示，钱保功、钱学森、钱人元在建国后的头几年，都不约而同地把rheology称作“流变”，说明把这个词称作“流变”可能是当时已经通行的。钱保功在H. Mark指导下于1947年高分子化学硕士获得硕士学位。钱人元早年在Wisconsin大学化学系（这是对流变学有重要贡献的一个系），至1948年回国。他们都是应该深刻理解rheology意思的。陈宗基的博士论文标题使用了rheology，回国后第一篇论文（1957），英文只用了mechanical behavior，但中文就已频繁使用了“流变”一词。与前面提到的“三钱”也是不约而同的，仍然说明“流变”一词建国后已经通用为rheology的翻译。更早的就可能看李四光在研究中是否引入了流变学理论。我无法查到李四光的大部分研究著作，仅从网上的信息，无法显示李四光提到过“流变”一词。目前我的猜测是，“流变”一词来自哲学词汇的翻译。首先，赫拉克利特的主要哲学思想在英文中的提法是“flux”，这个哲学思想在中文中的提法就是“流变”。然后，1929年，美国人在杜撰rheology一词的同时（同一文章中）就明确了对赫拉克利特哲学的引用。那篇文章自发表那天起就成为后人解释rheology这个词的基准。不排除我国早年的前辈在对这篇文章精神理解的基础上，从当时关于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研究的中文词汇选择了“流变”来作为对rheology的翻译。

正如现代医学的具体做法跟希波克拉底关系不大一样。流变学关于万物皆流的具体思想跟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哲学也好，跟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也好，都只是在很抽象的层面上有所共鸣而已。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古代的一些朴素的思想能指导现代科学的研究。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靠的是什么精神，我在前文提到的关于新中国高分子科学史的章节已经体现了。但又不能否认，文化上的共鸣，是只有我们抱着最纯粹的格物致知态度去做学问并有所收获，才会产生的情愫；但凡是抱着世俗功利的心态搞研究的人，都会觉得谈这种文化共鸣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