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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诺贝尔化学奖

《新知客》约稿,勿转!

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三位与钯催化反应相关的三位化学家:铃木章(Akira Suzuki)、根岸英一(Ei-ichi Negishi)和理查·赫克(Richard F. Heck)。

有机合成有多难?

1860年代的一副球棍模型

1860年代的一副球棍模型


反应装置

老式反应装置一例

提起化学也许有些人会想到新华字典后面的元素周期表,有些人会想到中学课堂上的球棍模型。化学研究就好像玩积木,从五颜六色的元素周期表里挑出合适的球,然后棍子搭出各种各样的分子来。球和棍毕竟只是模型,真正的化学反应往往是打碎一个现成的分子,然后变换结合出新的分子,需要在试管和烧杯中实现。分子是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一滴水中的水分子数量,要在1后面加23个0。所以化学实验针对的总是极其大量的分子。指挥两三个人同时向右转也许都不用训练,但是指挥一个营的人同时向右转就非常困难。就算再训练有素的队伍,人多起来总有个谁先谁后,不可能严格同时。化学反应也是这样,一万个分子中,谁能保证没有一两个例外的?何况是1加上23个0这么多个分子,肯定有的转得快,有的转得慢,有的还转错方向。糟糕的是,你要是不喊停,转的快的就继续转,转过头了;你要是喊停,又会好多转的慢的没转到位。因此,凡是化学反应,总会或多或少伴随有副产物。

无机物分子就好像训练有素的队伍,绝大多数无机化学反应的产率都是超过90%的;但是有机物——即以碳基化合物——就好像一群不听话的孩子。碳-碳键的形成尤其困难,而一旦形成又比较稳定。做一个有机化学反应,就好像你明明叫向左转,最终正确转了的只有三四十(产率低)。对于大多数有机合成任务,需要进行的化学反应还不止一步。等你喊上十几个口令之后,一百个分子也许只有一两个顺利到位了,而且它们还混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错误分子中,得你去把它们纠出来(分离困难)。因此,尽管在纸上可以随便画几个碳原子,用短横线连一下,就能设计出一个有机物来;但是在烧杯中指挥上亿个分子实现这样的物质来就很头痛。

现在,在一个最普通的现代人触手可及的生活周围,全都是有机合成功业的产物。家里所有的塑料和橡胶制品,许多抗生素和镇痛类药物、洗涤化妆用品甚至于部分食品,都是人工合成的有机物。所有这些组成我们现代生活的物质的发明和生产均需要高效、准确地碳-碳键。拜钯催化反应所赐,除草剂氟磺隆(Prosulfuron)、镇痛药萘普生(Naproxen)、平喘药顺而宁(Singulair)等药物年产量已超过1吨,极难分离的抗肿瘤药物Discodermolide的人工合成研究,也有钯催化偶合的功劳(图)。

抗肿廇药Discodermolide

抗肿廇药Discodermolide中的诺贝尔奖

因此,往往纸上那一条连接两个碳符号的小横线,一旦实现了就会引起产业的革命。在诺贝尔化学奖的历史上,已经有多次奖项颁给了关于形成碳-碳键的研究者。其中,所有有机合成实验员的最爱——格氏试剂——的发现者,法国化学家格林尼亚(V. Grignard),就获得了1912年的诺贝尔奖;而195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则颁给了发明Diels-Alder反应的两位化学家(O. Diels和K. Alder),该反应被誉为化学反应中的蒙娜丽莎;196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Ziegler-Natta催化剂的发明者K. Ziegler和G. Natta的工作,使得聚丙烯材料得以商品化(例如现在市场紧俏的乐扣牌塑料制品)。他们的工作,画在纸上,都无非是碳-碳键的形成。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也不例外——它在现代工业中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上述工作的意义。以获奖者命名的三个反应:Heck反应、Negishi(根岸)反应和Suzuki(铃木)反应几乎触及到了当今化学包括新药合成、新材料、有机光电显示等的所有研究领域,与普罗大众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息息相关。

获得诺贝尔奖的碳-碳成键反应,瞧瞧横线画在哪儿:

格氏试剂

格氏反应,1912年


Diels-Alder反应

Diels-Alder反应,1950年


Ziegler-Natta催化

Ziegler-Natta催化,1963年


Heck反应

Heck反应,2010年

纪念沟吕木勉(Tsutomu Mizorok)

炼金师

19世纪油画《炼金师》。化学家的寂寞和贡献都很大。

格氏试剂、Diels-Alder反应、Ziegler-Natta催化剂、Heck反应、Suzuki反应……所有这些有机合成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名字也同时成为了他们发现的化学反应的名字。一本厚厚的“人名反应”手册是所有有机化学研究生必备的参考书,现在甚至还有人名反应速查的iPhone软件。用人名来命名反应是有机合成研究圈子的一个独特现象。没人考究过这一传统是如何形成的,但是可以想象,麻烦的反应,很快会被后人忘却;而那些非常受欢迎的反应,则一定会被经常提起。用一个名字来代替,总比每次都从反应物到产物描述一遍来得简单多了。至于使用反应的发现者来命名,也是出于尊重前人劳动。久而久之,人名反应实际上就变成了有机合成化学家的实用“工具箱”,留下来的全是精华。

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R. Heck的名字也被用于他发现的反应了。除了叫“Heck反应”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用“Mizoroki-Heck反应”。这个Mizoroki是一位日本人的名字(Tsutomu Mizoroki,沟吕木勉)。

元素周期表

元素周期表

R. Heck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在美国Hercules公司进行研究工作。他长期对少人问津的过渡态金属(就是元素周期表中间黄色的那那堆元素)十分感兴趣。1968年,Heck在美国化学学会会刊发表了一篇关于通过钯催化剂的辅助形成碳-碳键的论文(J. Am. Chem. Soc. 1968, 90, 5518–5526),但是在这篇论文里的例子中,使用到了含汞和锡的化合物(有毒),而且需要较大量的钯(昂贵),因此虽然该反应十分干净利落但还是不尽人意。

时隔两年,大洋彼岸的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副教授沟吕木勉在日本化学会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Bull. Chem. Soc. Jpn. 1971, 44, 581),既避免了汞化合物的使用,又大大降低了钯的用量,成为了Heck反应的第一个完美的范例,也是直到今天一直被使用的版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Heck反应的成功是沟吕木勉实现的,称为Mizoroki-Heck反应当之无愧。尽管R. Heck在此后发表的文章中都诚实地引用了沟吕木勉的工作,然而在当时,还是Heck的名字明显更加响量。直到90年代,日本化学家辻次郎在编写一本关于钯催化反应的专著时,采用了“Mizoroki-Heck反应”的说法。辻次郎解释说,在六七十年代,《日本化学会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期刊,尽管Heck在此后发表的论文中都注意引用了沟吕木勉的工作,但在西方化学界,看过Heck论文的人还是远比看过沟吕木勉论文的要多得多。

而沟吕木勉却在论文发表的9年之后,过早地死于胰腺癌。

R. Heck此后的人生也并不美满。尽管自八十年代起以Mizoroki-Heck反应为灵感的钯催化交叉偶合反应研究广泛地成为热门,但Heck本人却由于无法申请到科研经费,于1989年提早退出了科研圈。幸运的是,他一直活到了今年,尽管几乎整个化学界都认为给Heck的诺贝尔奖化学奖颁得太迟。

Heck这样描述已故同行沟吕木勉的工作:

称为Heck反应还是Mizoroki-Heck反应其实都没所谓。确实,沟吕木先生首次发现了这一反应,但是我也没落后太多,并继续进行钯催化反应的研究。而他似乎并没有马上认识到这一反应的价值。可惜他去世得太早了,否则今天这个反应可能就会被直接称为Mizoroki反应。

R. Heck的论文

R. Heck的论文


沟吕木勉的论文

沟吕木勉的论文

所谓“双刃剑”的淡还要扯到什么时候?

科学网博客主页的编辑推荐再次出现这种鼓吹:科学的发展要受伦理的约束。这又为那些不想先搞清楚“是什么”就急于讨论“为什么”“怎么办”的人提供了一次抒发的机会。我们的社会有80%以上的结论性话语是违反认识事物的逻辑规律得出的因此都是废话。

不要说我总是批判总是破而不立。有的话说过了还要重重复复强调是很烦的:

所以我的乐趣就只剩下抓典型。

迟菲文章的典型错误是把“科学”和“该做的事”混为一谈,认为“科学”就是“该做的事”,“不科学”就是“不该做的事”:

人们无法预知突发事件是否会发生,什么时候会发生,会发生只是一种可能性,我们找不到所谓的铁铮铮的“证据”,那人们因为找不到“证据”就对此不理不睬,听天由命吗?显然不是,只要有某种安全隐患,人们就会提前采取措施降低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当突发事件发生之后即使有“证据”也晚了,尤其是突发事件如果涉及到剥夺人的生命的时候,更是无法挽回……

这种说词最集中的体现是在“地震预测”的争论上面。有人指责地震预测难,成功预测都不科学,结果就有另一些人以为这是叫大家别做地震预测了;有人说人命关天,无论如何要做,结果他就不断地证明这件事其实是很科学的。现在以迟菲为代表的观点甚至要让科学家身负这种预测的重任,潜台词似乎在说:

“以前我们还说拜拜上帝拜拜观音菩萨。你西方出个尼采就说上帝死了,中国搞个文革四旧就破了。现代社会你让我拜谁?你科学家好像算挺厉害,拜你科学家得了!问题是你科学家是人不是神,我跟你还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了呢。你得给我搞好点啊!你得给我“有良知”啊!不然有你好看!

以上举的例子是认为“所有该做的事就是科学”,以下则是认为“所有不该做的事就是不科学”,好一篇文章篇幅不知正反面例子都齐了:

我觉得任何一个伟大的科学家都不可能对未来把握得很准确,现在认定是对的东西将来可能会发现是错的。 引用一个例子,是前天科学网几位博主在饭桌上谈到的例子:1948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授予了瑞士化学家保罗·米勒,因为他发明了对人和动物有剧毒的有机氯杀虫剂DDT(二氯二苯三氯乙烷)。但现在已经证实DDT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当DDT进入食物链,将食肉和食鱼的鸟也毒杀了,从70年代后DDT逐渐被世界各国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

我在《科学没有善恶》一文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科学家和工程师身份模糊导至公众认知偏差的问题,所以关于这方面不想罗嗦了。以上这段话还犯了另一个典型错误。我在《真相长啥样?》一文中引用过一段话,现在把这段话单独摘出来重新贴到这里:

说国人缺乏理性思维,多形象思维,主要是从小养成的思维习惯。小学生从写作文开始就接受了非理性的逻辑思维:凡事只要能够举出一个例子,似乎就能够说明一个普遍存在的道理,而不管这个道理的普遍性、完备性与纯粹性是否存在。比如,中学作文课上一写论述“人言可畏”的话题,我们就会举出阮玲玉等人遭遇流言蜚语的悲剧作为例证;一写议论“人言不可畏”的文章,我们就会举出富尔顿、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不畏人言、坚持不懈、取得成功的事情作为例证,然后把从这些个案得到的结论不假思索地扩展到整个社会,得出了自己也不能完全相信的结论。大家在生活中感受到,一件事好像怎么说都是有道理的,这或许就是我们文化的特点。

不光是迟菲的文章这样,现在N多文章都是这样,要说明什么,举例不光是statistically meaningless的,还是要是假的。结果文章还是很能触动人。这社会也未免太好混,太好忽悠了吧?!

级别最高的私伙局

身为广州人,至少也得像。例如,我的粤语还是比较标准的,像“舒肤佳帮你洗掉五大脏东西来源”这种恶心的普通话粤语基本上不会从我的嘴里说出来,同时也没有“四乡”的口音,更没有香港懒音。在学校里,好多人不是向香港同学学粤语,就是向四乡来的同学学粤语。就算是向广州本地人学粤语,广州本地人也不都标准,因为他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在讲一些普通话粤语了。

同时,博客必须出现一些只有广州人知道的东西,表达广州人才支持的观点(诸如“撑粤语”之类)。

其实“撑粤语”这句口号就不是粤语。因为“粤语”的粤语不是“粤语”而是“广东话”。香港有一个节目就叫“笑谈广东话”。所以如果给我想个口号,至少是“广东话,撑硬你”。这样字数比较适宜,又适合当成口号来领喊和呼应。

我一直觉得台湾除了国语歌还有一些台语歌很奇怪,每次听到台语歌就觉得很土很怪。我心想,说普通话的人听到粤语歌,是不是也跟我听到土语歌的感觉一样——不知到哪个乡下方言居然还有歌唱这么自得,还唱的是情歌呢!唱的人好像表情很投入,但是嘴巴叽哩呱拉,跟什么原始部落似的。

今时今日广州阿姨们喜欢没事去“set头”或者“健身”“瑜珈”之类,私伙局还是有很多人参加。这种广州往事,现在也只有《羊城晚报》每周日的“晚会”版会讲一下,小时候总觉得晚会版最闷,现在老了,看了的那个周日总是一整晚带着惆怅——没了,那些东西全都没了。我看《叶问》会觉得亲切,我儿子看《叶问》估计都没感觉。

中国社会一两千年没有变过,假如不与西方接触,还可以继续一两千年这样不变。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但是西方人不懂,他们工业革命之后自己不能自给自足,来打扰中国。中国人一开始是闭关锁国的(明智!),但可惜并没有这种实力。广州城的市中心,两千多年地点没变过,现在旧城改造整个老城区改没了,只是整个大中国近现代的缩影。

在广州长大的年轻一代仍然很怀念老情怀,值得欣慰。例如在网上找到一个广东商学院学生的暑期实践作业:西关生活的前世今生 ,还有一个在北影读大学的年轻广州毕业作品:正在消失的羊城。

恩宁路已经拆了,我还没有去走过。我当然不可能去过,因为我生在1840年之后。恩宁路拆迁方案刚定下之初,媒体曾经采访过恩宁路一户老婆婆,她经营着一个天台花园。她说,她在世上也没有几年了,没有什么所谓。但说要她搬家,离开她的花园,她还是不舍得。她说这段话时候的表情,打动了很多电视观众。好多人关心这位老婆婆。下一次等到关于她的报道,就是她去世的消息,那个天台花园也从此没人打理。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民不主,要是民主这些人就会舒心,因为政府都听他们的要求来办事。但这只是把人架上贼船之后才说的话而已。野蛮如西方人者,当然非民主不能发展。西方人先教中国人以野蛮、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丛林法则,当然只能民主能治。不光要民主,还要城市化,还要发展工业,加入WTO,先污染后治理。我第一次在历史课听到“闭关锁国”的时候就觉得舒服,知道它行不通之后觉得很可惜。落后就有捱打的道理不是天然正确的——它恰恰是野蛮的丛林法则。《叶问2》里面,洪金宝叫洋鬼子向被打伤的徒弟道歉,洋鬼子说:这就是你们的礼节么?胜者要向败者道歉?这样的话我不是每天都要道很多歉?我觉得这是编剧写得非常好的一段。

希望中国文化能像当初将佛教变成禅宗那样把民主变成另一种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每次听说“什么东西到了中国一定会变样”,我都认为中国还有希望。中国做来做去还是搭成一个私伙局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