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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灯含汞为什么还要大力推广?

一则很长的作者按:

这篇东西拟投《新知客》勿转!

当初本来只是为了写一篇博客来骂一下《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2亿只节能灯的后遗症。后来《新知客》约稿,文中就不便点名。现在稿子投了,暂时还不知道采不采用。关于南周报道的不吐不快就在此略谈一下。

报道的华尔街日报体是从一位“八旬教授”引出的,又回到该“八旬教授”作为结尾的。占全文超过一半篇幅的文字,全是在引述八旬教授虞昊的话:

2010年3月,清华大学物理系八旬教授虞昊投书本报直言,这封信半年前亦曾直达国务院,并引发高层关注。(2010年3月恰好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每逢的两会召开,都会有社会上的一堆神经病、民科、“脑控”受害者等等组织“上书国务院”的活动,并一律会对外声称“已引发高层关注”——我注)

他担心……

据其介绍……

虞坚信,……

据虞统计,……

“……”虞教授不无气愤。

虞昊曾对很多领导谈及此事……

他曾四处调查走访节能灯销售市场……

虞昊回忆,……

虞教授介绍,……

虞昊亦疾呼,……

在虞昊看来,……

真为这位“八旬教授”捏把汗——真累啊!又是“调查走访”又是“上书”……南周记者袁端端真的要好好地感谢这位八旬教授。从这篇报道来看,如果没有这位“八旬教授”,整篇报道根本就写不出来了!南周还不如直接炒袁端端鱿鱼,把八旬教授聘请过来当记者得了。

这只是我从报道里找到的一个值得拿出来取笑一番的小问题罢了。南周的这篇报道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是整篇的废话,它的基础——节能灯导致汞污染——是完全虚无的。事实是,节能灯减少汞污染。因此,文章中的每一个观点(基本上全部就是八旬教授的观点),包括所谓“长期以来,照明科研界,也对节能灯的汞污染课题观照不够”等等,全部都是毫无必要的。 我一边看这篇报道就在一边替南方周末丢脸,加上其低智逻辑,我心想,这就是一份定位于高级知识分子,让人“读懂中国”的报刊做的高水平深度报道吗?讽刺的是,袁端端还写过一篇关于“报格”的文章,大谈人有人格报也得有“报格”,莫非《南方周末》这篇报道恰恰是“报格”的典范?我这位行外人真的不解。

这个周末跟混得人模狗样“资深媒体人”陈昊旻喝酒,他这么劝我:没有倾向性就不是新闻,让你愤怒,只能说明它是新闻。

《新知客》我的专栏有一个对我个人的介绍是这样写的:主要研究非线性流变学,在科学网开设博客,常年热评科学事件。我心想,中科院化学所王鸿飞研究员,主要研究非线性光学,却成为科学网名博,就已经有很多人骂他不务正业,叫他滚回自己的实验室做研究。我“主要研究非线性流变学”却“常年热评科学事件”,当然也同样会陷入奇怪的道德深渊,被人踩死。我这个万物皆流博客,本来是想主要写关于流变学研究的文章的,但是你看现在我有多久没有写关于流变学的东西了?关注这个博客的大部分都是不懂流变学的人。我现在认识的流变学朋友,也仅限厦大一哥们。有一次我跟陈昊旻说说,跟新知客写专栏好累,想不写了。而且也不想再“热评”什么“科学”,不想在网易这种顶级门户网站开博了。我写博客这么久,从来没见过像我的网易博客那样一天之内有几千几千的访问题,看着都觉得恐怖,不知道走到街上会不会被人捅一刀。他就跟我说,要珍惜我现在所获得的话语权。看了南周的脑残报道,结合所谓“没有倾向性就不是新闻”的说法,我就明白了。我不能要求新闻没有倾向性,我能做的,只是用我自己的手来敲键盘。

很多人以为在中国的言论环境下,愿意听不同声音的人很多。但事实恰恰相反,结果其实是愿意听不同声音的人极少。不信?去看看最近网易“另一面”栏目做的桉树专题的下面的网友评论就知道了。不过,这也跟网易做的这个科普水平太烂有关。

许知远说

公共舆论在中国的力量仍旧弱小,作为一个专栏作家,你所能得到信息太少,很多时候,你只能在外围猜测。即使评论国际政治,你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前往中东、白宫或是进入欧盟总部的办公室。然后,你发现精英舆论在今天的反智的中国社会中,得到的唾弃远比尊敬要多。在我们的时代,专栏作家意味着的是那那种写作800字的无关痛痒的小品的人,而不是在报纸上最重要的版面发表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的严肃看法的写作。与艺术家、诗人、电影导演一样,专栏作家是一个国家创造性的标志之一,很显然,这一点在中国是如此欠缺,这多少表明了中国社会在自我理解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障碍。

以上就是我贴出下文之前想说的话。

最近关于节能灯话题,有两则自相矛盾的报道:一方面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今年两会上对媒体宣称,要再推广1.5亿只节能灯,并争取在几年内把全国所有的白炽灯更换为节能灯;另一方面,来自同一单位的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专家刘虹的又跟记者“分析”说,1.5亿节能灯将会污染270亿吨水。伴随于节能灯“罪恶论”的,是大量“平反”的文章,一时众说纷纭却莫衷一是。种种信息已经引起普遍担忧,质疑声此起彼伏:既然节能灯含汞,为什么还要大力推广?

节能灯必须含汞。涂在灯管内壁的荧光剂,需要在紫外光照射下,才会发出可见光。灯管里含的金属汞,就是用来发出紫外线的。目前节能灯产品里的汞含量都下降到了5毫克以下。关于这些汞的担忧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对使用者的直接危害,二是大量丢弃节能灯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其实这两种情况都被媒体过分夸大了。

节能灯所含的汞是金属汞,即俗称的“水银”。众所周知,水银一旦接触大气,就会不断挥发。空气中的汞浓度足够大,可直接致死。长期吸入低浓度蒸气,也会在体内积累,导致慢性中毒。按照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局的标准,人体长期暴露的汞蒸气浓度不能高于0.1毫克每立方米。

尽管如此,破损节能灯泡中的汞对使用者的的危害,可以说是不值一提。节能灯里的汞有相当一部分被包埋在荧光剂涂层和玻璃内部,无法接触大气,因而不会蒸发。而且节能灯在使用过程中,汞会缓慢被氧化消耗,成为灯管上面常见的一层黑物,直至无法点亮而报废。按美国环保局报告,废旧节能灯泡里的汞含量只剩下原来的6%,而且这点儿汞在摔坏灯管之后也不是一下子释放光的。研究表明,节能灯破损后经过两周时间,释放的汞也只有原来的40%。种种因素加起来看,如果要维持有害的汞浓度,需要长年累月地在通风不良空间内成百上千地摔节能灯泡而且不清除掉——这样的情况当然是不可能在任何家庭出现的。

其次,从环保的角度来看,大量丢弃的废旧灯泡,不经回收而直接填埋,确实会造成污染。金属汞在自然环境里,会被转化为汞的化合物,毒性比金属汞要大得多,这些化合物能够溶解在水里,会跟着地下水跑到海洋,污染整个地球的水资源,而且还会积累在生物的体内,在食物链中逐层放大,危害十分广泛。

问题是,自然界的汞污染,有多少是来自节能灯呢?资料表明,目前地表所含的汞化合物,有一半来自火山爆发等自然因素,另一半是来自人类活动的污染。而后面这一半,有六成是来自火电厂烧的煤,剩下的四成包括金、铁等冶炼工业、水泥工业以及苛性钠等化工行业,真正来自废弃节能灯的只占到0.1%。假如按照文章开头的说法,1.5亿节能灯能污染掉世界上十分之一的水,那也只是整个效应的千分之一。连同其他工业汞污染一起计算的话,地球上的生命早该灭绝了。

虽然被过分夸大,但污染确实存在。既然火电厂排放是汞污染的大头,那么要减少人为的汞污染,主要就应该通过减少来自火电厂的用煤排放。这里面当然包括使用核能、太阳能、风能等洁净能源,或者提高煤的纯化技术,减少用煤污染等等。但是我国毕竟是煤碳大国,也是以火电为主要能源的国家。所以,节能是我国减少汞排放的重要方式。节能灯虽然自己含汞,但由使用节能灯而节省的电能,却能大大减少火电厂的汞排放,其正面效果已远超其自身含汞的影响。相反,白炽灯虽然本身不含汞,但如果算上火电厂为其供电的汞排放,白炽灯的汞污染将比相同照明效果的节能灯高5到6倍!所以,真正“有罪”的是白炽灯。推广1.5亿支节能灯,努力把全国的白炽灯全换掉,才是真正为了我国乃至整个地球的水资源着想!

当然,任何污染哪怕再细微,都是不应该支持的。推广节能灯减少了汞污染的大头,如果自身的细微污染也能够避免掉,就更加受人欢迎了。因此,在推广节能灯的同时,必须加强专门的节能灯回收作业,减少破损灯泡与自然界的直接接触。虽然这么做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解决的却时污染的小头,但却能够向公众显示政府的环境责任感,是关乎政府形象的大事。

转基因农业和高毒农药

ResearchBlogging.orgLele, U. (2010). Food Security for a Billion Poor Science, 327 (5973), 1554-1554 DOI: 10.1126/science.1189247

3月26日这期Science的社论,让我想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农业增收的研究为什么这么紧迫,第二是高毒农药为什么有市场。

越是科普落后的国家,越是信息不透明的政府,越是声音不多元的社会,转基因引起的争议就越大。当然,信息可以不透明到一定程度,使得连争议都没有。我国至少不处于那样的程度。我相信转基因农业的研究和推广目的不是为了害人,许多人抨击转基因农业,也主要是针对它是为了赚钱。这个跟核技术与核武器之间的关系不太一样。核技术不好不坏,但核武器是用来杀人的。转基因技术不好不坏,但转基因农业不是为了害人的,而是为了造福人的。大家的争论焦点主要是怕它好心做坏事,实际上害了人。说它影响生态系统,其实也是担心害人。没有人会关心好多光年以外的潘多拉星的生态系统。

在中国,已经存在一个杂交水稻的教父袁隆平。大家相信杂交水稻,并不是因为杂交水稻切实增了产,也不是因为杂交水稻是纯慈善行为没有赚钱营利(哪怕这些都是事实),而是因为对袁隆平人格的认同(哪怕袁隆平没有也不能为市面上所有杂交水稻作什么人格担保)。事实上,关于杂交水稻是否影响生态系统的科普,相比转基因农作物,做得更少,大家了解的更少。

之所以极少人通过反驳转基因农作物抗虫害、增产、增营养等等说词来反对转基因,之所以大部分人主要攻击转基因农作物“赚大钱”及其“生态后果”,就是因为前者已被大量研究所证实,而后者是无解的。生态后果是永远无解的问题,因为生态圈不是人类控制下的体系,人类无法进行科学实验。在生态圈层面发生的事情,人类永远只能等事情发生之后吸取教训,永远只有学习的份,没有预测和控制的份。类似的例子大家都耳熟能详,例如滴滴畏,例如有本书叫《寂静的春天》。“吃一堑,长一智”是可以做到的,但“吃一堑,就杜绝所有堑”则绝对无解。科学是不讨论无解的事情的,例如科学不讨论上帝存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专家们总是死死抓住已有研究证实的事情来宣传,即“增产、抗虫、……”云云,却在“赚钱”和“生态后果”这样的问题上沉默。

转基因农业争议比较大的国家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国家已“基本解决温饱”。在所谓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的超级贫困地区,告诉它们说“只有转基因的给你们吃”,估计不会发生什么转基因农业的争议。

这篇Science社论指出:

According to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a 2°C increase in temperature could lead to a further 20 to 40% fall in cereal yields, mostly in Asia and Afica. Lifting a billion people out of poverty and feeding an extra 2.3 bilion by 2050 will require increasing cereal production by 70%, doubling the outpu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sub-Saharan Afica, where more “ultrapoor” live, dveloping technologies to boost productivity is especially difficult because of greater threats from pests and deseases, poorer soil, and drought.

说中国解决温饱,尚且有大量的人不同意。转基因农业到“解决了温饱”的国度里,也许是为了赚钱;但它终究不是一具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科研项目,它的背景是像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一些极其贫困的地区的瘦骨如柴的儿童。再者,贫困问题之所以成为世界性头号问题之一,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个人道和慈善的问题,还是因为这是一个经济和政治问题,关乎和平理想能否实现的问题。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在中国解决温饱问题,根据各大媒体指定动作,那是中国对全世界人类的巨大贡献。姑且承认此话,那也是已实现的事情。在同样广阔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环境更加恶劣,增产的难度番了好几番,增产的紧迫性也同时番了好几番。根据许多人的心态,可以认为袁隆平是中国人,没有义务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温饱负责。杂交水稻技术满足不了非洲,但能满足中国就行了。哪怕这个科学问题是如此紧迫,但再次根据许多中国人的心态,袁隆平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一个科学家,所以袁隆平虽然是业界的佼佼者,但也没必要参与到全球的研究浪潮中去(暂不讨论袁隆平快到了退休的年龄了)。

看中国大众的评论所感到的一个悲哀就是,许多人喜欢随随便便地说一句“非洲还有很多人吃不上饭呢”来回避社会上大大小小的、具体微观的问题,认为首先要世界大同了,或者认为首先要自己有钱有势,不用为生活奔波了,才有义务关心身边的其他问题。如果真正去考虑“非洲还有很多人吃不上饭”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好多人只是说说而已。“非洲人吃不上饭”意味着什么,导致什么,跟自己切身遇到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并没有因为这句话的滥用而变得清晰。

我所想到的第二个问题——“高毒农药”,也许几句话可以带过。很简单,高毒农药的问题其实是低价农药的问题,谁会使用高价的高毒农药?低价+高毒,直接等于“好产品”。许多已经“被”解决了温饱的人,由于感受不到饥饿,也感受不到粮食增产的压力,所以很不理解为什么“高毒农药”会如此有市场,于是又公式性的把问题纠结到“道德”这种无解的层面上。简单地想象如果是在非洲,就很容易明白“高毒农药”在那里的市场力量会更加强大。因此也可以说,越是解决了温饱的国度,高毒农药就越会成为争议。有一种非洲式的悲哀:饿死的人远远远远大于因农药没洗干净毒死的人,渴死的人远远远远大于因水太脏毒死的人,病死的人远远远远大于因疫苗反应猝死的人。这些“质量欠缺产品”在一个地方的盛行程度,并不代表谁人的道德水平,只代表了这个地方的发展程度。高毒农药在中国仍有市场,道理也是一样的。

关于转基因农业争论的一条小道理

类似转基因这样的大范围争论我是很讨厌参与的。因为,对于这样一个话题题,在我心中已经有明确的答案了(也许是暂时的),但是在社会讨论之中,大家讨论的焦点换来换去,概念偷换处处可见,谬论和诡辩也处处可见,偏偏又惹来这么一大群脑残的看客来助威。在这样的情况下,凭借平等的原则走向一锤定音的结果是基本不可能的。无论谁吵得有多凶,到最后结果必然是强权以铁的手腕定调。当然,民主社会里大讨论是为了催生出尽可能多的声音,让权力执行者有更多参考信息。因此说话并不是为了伸张什么,而是为了履行一个声音的义务。但在我看来我能想到的方方面面道理都不是没人说过,我也没有再重复他人思想的欲望。

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可以说明我的厌倦。在对转基因话题持正面态度的文章后面,往往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评论:

就问楼主一句话:一个没有转基因的和一个转基因食品放在你面前,你吃哪个?

同时你能感觉到评论人占了上风的那种洋洋得意。ta好像抓住了什么亘世不变的真理,能够不废吹灰之力让所有他不想、懒得、或不懂看的争论纷绕统统灰飞烟灭,从而自己成了那个一言定调的VIP。这类网友的评论动机来自于当下草根变明星的社会心理,我会另外撰文讨论这个。但他问的问题是否真的是什么亘古不变,或哪怕是非常有力的道理呢?我要分析一番。

首先必须要承认一个前提就是,这个问句的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选择吃没有转基因的食品。因为评论网友之所以如此自信地问此问题,ta一定是认为,是个人都会对转基因食品有顾虑,不管它是有害还是没害,但只要有选择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先不讲这种心态只代表了该网友本人的人生哲学,或仅仅只能代表社会上一部分保守主义的人生哲学,我姑且认为全部人都是这样,否则无法讨论下去。再者,就算你回答说:“我会抛硬币决定吃哪个,因为转不转基因在我心中没有区别。”对方网友也一定会骂你虚伪,因为ta真的不相信有这样的人。

既然先承认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为什么没有转基因的食品属于“少一事”、转基因的食品就是“多一事”呢?为什么不是相反呢?既然那位网友是这么认为的,那估计ta是认为“人工的,人不干就没的事情,就是多一事”。原来没有转基因,自然界不会自己转基因,是人出于某种目的创造出“转基因”来,于是转基因相比不转来说就是“多一事”。

那我就有非常强的理由相信,如果我问这位网友:

一块生猪肉和一块熟猪肉,你吃哪个?

的话,他绝对会选择“生猪肉”。但是,“有非常强的理由”是一回事,事实又是另一回事。我的经验告诉我,在真实的情景中,这位网友很可能会选熟猪肉。为什么呢?难道“生猪肉”跟“熟猪肉”相比是属于“多一事”吗?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这位网友又信奉“少一事不如多一事”呢?

他选择熟猪肉的理由可能是熟猪肉比生猪肉好吃、易消化之类。那就是说,也许ta同时也信奉“如果好的话就不妨多一事”。这就是说,在“转不转基因”问题上他之所以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是因为他不知道转基因有什么好。问题是,他是怎么知道“熟猪肉”好吃的呢?有两种原因,一是他从没有自控能力的年龄就被人喂熟肉喂大,从小受的教育就是熟猪肉比生猪肉好吃,根本没法儿不知道;第二个原因就是他自己吃过、比较过,不是别人强迫他知道的。换句话来说,如果你要推行一件“多一事”的事物,你第一就是要让人们被“这东西好”的说教严密包围起来,让他们没可能不知道“这东西好”;第二就是要想办法让人试到你这东西好。

但是,很多东西都是有利有害的,例如由于吃熟猪肉,人的消化系统是退化了,所以现在你吃生猪肉会消化不良。这不就是“多一事”不好的地方么?但是没办法,你已经进化成这样了。于是吃熟猪肉就只剩下好了。这就说明,要让一件有利有害的事情变成纯粹“有百利而无一害”,那就是事先不要知道它的害处,等几千年人类适应了,害处也就不成立了。

可以想象,如果回到原始人时代,也有很多新闻媒体之类的东西。那么“关于吃生肉还是吃熟肉”也会引发大讨论。会有很多人反对“吃熟肉”,因为那相当然人类的退化。也许还会有人悚人听闻:“别看熟肉好吃,将来你消化系统退化了,吃啥都饿,人类就灭绝了。”回过头来看,人类消化系统退化了没?退化了。有啥事么?有啥事也担心不来。至少是五千年前的人所担心不来的。但是,很多人喜欢拿自己担心不来的事情,来阻碍当下显而易见的决定。这一点是现代人特有的,原始人可不会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才吃熟肉。

有很多残脑没办法处理、运算和判断“有利有害”的事情,他们只有面对“有百害而无一利”或者“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才能给出选择。但无奈脑残众多,因此各种心怀鬼胎的人都在极力地把事情描述成“有百害而无一利”或者“有百利而无一害”,以方便脑残们得出答案,从而支持他们。

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