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个人文集

谋生与羞耻学术奖励与学术不端

关于羞耻

徐贲在《为什么德国忏悔,日本和中国不忏悔?》一文中曾经引用并批判过以下观点:

对这二者的不同,社会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 Benedict)曾提出民族文化差别的解释。她在《菊花与刀》一书中把德国和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差别归结为所谓基督教“罪过文化”和儒家“羞耻文化”的区别。她认为,“一个社会灌输绝对的道德标准并依靠个人良心(来运作),便是罪过文化。”但是,“在用羞耻作为惩罚手段的社会中,人们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恼,但并无罪过感。”懊恼和罪过感不同,懊恼无须通过忏悔和救赎来缓解。对于一个只有羞耻感而无罪过感的人来说,“只要他所做的坏事‘不为人知’,他就不必为此烦恼。就他而言,忏悔只不过是自找麻烦。”〔注19〕按照本尼迪克特的说法,东方人做错了事,总是藏着掖着,不被人发觉就不主动承认,全然不受良心责备。

这是不受徐贲赞同的,

本尼迪克特对德、日思过观念的分析是一种很典型的社会人类学分类,它看似新鲜,但并不可取。它之所以不可取,在于它无法充分解释其观察对象,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出许多与它不相符合的例外。有的德国人并不具有忏悔意识,而不少日本人,如那些千里迢迢到中国和朝鲜去道歉的,恰恰很具备忏悔意识。

尽管徐贲反对从这个分类方法来发析德、日思过观念,但并没有否定这一分类本身的合理性。我觉得这种分类恰恰可以解释许多其他问题,尤其是儒家“羞耻文化”之于中国人的问题。

关于谋生

似乎中国人心中的温饱线定得都特别的高。不然为什么很多其实已温已饱的中国人还活得像温饱线下似的呢?99%中国人都一脸的“谋生”样儿。

一般情况下温饱线等于安全线,但在中国,温饱线并不等于安全线。你温了饱了,但并不等于你安全了。太多的事情仍然在提醒着我们,活在中国很危险。同时,中国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也告诉我们到底哪里安全——越上面越安全。因此,中国人的谋生,跟温饱无关。这金字塔的锥角不断扩大,陷入谋生泥潭的中国人比例就越大,竞争也越激烈。所有的中国人都要永恒地向上爬。

当这样的东西变成了人的本能、变成了人下意识的应对,那么就算在不那么必要向上爬的领域,中国人也会把它建设成非常必要的领域。不把它变成一个金字塔,中国人不习惯。

以上我所说的中国人,当然不是指全体中国人,而是指那些彻底拥抱中国社会,极其适应中国社会,生来就很中国人的中国人。这样的中国人当然是中国人中的99%,因此所有领域只要有x%的中国人,这个领域就有99x%的机会被改造成金字塔。例如中国的学术界。

所以为什么要引入海归甚至“外国人”并由它们当权。对此我举双手赞成。

李淼老师说过

我有时私下埋怨现在的学生越来越功利,仔细一想,其实是教授研究员先功利了。事实确实是绝大多数将研究当成饭碗或谋求进身的手段,那么学生哪能不变本加厉?……

所以即使在博客上,经常看到很多人写我有一篇论文发表了,或我有一篇论文被拒了,或我得了什么奖了,或我有多少引用,却看不到Ta的学术介绍和思考。

——例如科学网的博客。

后来,考?在涧在讨论中说

本来任何一个国家学者的收入和地位事实上都不能和政客以及商人比,想通过学术谋取较大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这条路实际上对于学者本人来说也是走偏了。……

其实这些人的生活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要好,如果他们能把自己不知足的心态放在学术上,也许他们也能做出不错的成绩,可惜,他们如李老师所言在学术上的标准极低,在生活上的要求却极高。

怎么原本是在讲“谋生”的,后来又变成在讲“谋取较大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了呢?这不是因为聊着聊着聊开了离题了,这恰恰点题的很,原因就是本节开头讲的,在中国谋生指的远不止温饱,而只有获得了“较大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人才会有一丝安全感。

诚然,无论如何——正如考?在涧所言——抱着这个目的走学术之路还真是走错了。但如果把上述所说的纳入考虑,那就等于说学术之路与谋生无缘、与获得生存的安全感无缘。学术之路就是一条注定永远受到生存的威胁的一条路。而那些专心走学术之路的中国人,岂不等同于亡命之徒?为什么当今中国走学术之路的人远高于一般人群中亡命之徒的比例呢?难道中国人都这么不善算计吗?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景冈山大学职员伪造论文数据案的热度已经过了。王鸿飞曾经给过Nature上的新闻链接,现在那里已经有很多人回复。另外,在The Scientist网站的论坛上也有网友评论

这件事情说明了,之所以明明学术之路是一条危险的路还这么多人去走的原因无非是:面对一群永恒处于谋生焦虑之中的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尤其是在像井冈山大学这种前途不太好的地方。

是有人先把科研这强国必经之路逼成了一条危危乎的、没有护栏没有路标还随时塌方的路,重要的是先把人们逼成了一堆再温再饱也极度缺乏生存安全感的人,然后才不得已要征勇夫去过这条路,而且除重赏之外别无他法。这就是中国不仅仅是学术界而且是所有领域的困窘之处。

反过来说,要改善学术界的风气,可以随便做好以上两点的任意一点——当然,两点都做好善莫大焉:一是要让学术之路变成一条安全而平淡的路。,或者二是要让所有人只要达到温饱线,就真正安全,这包括所有与温饱没关的事情如医疗、住房、养老等。如果后者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那对不起——你就先做到前者:安全而平淡的路。安全到走这条路的人可以忘记谋生,但平淡到不满于基本生存的人不屑一顾之路。安全到让人忘记谋生,其实是一种非常慷慨的机制,你的生活水平要能够保持平稳,就必须不因买房而变成房奴,不因自身和父母疾病、子女教育而散尽家财。这在当前的房价、医疗和教育体系下就等同于一笔高昂的补贴;同时,平淡到不满于基本生存的人不屑一顾,是指在这里除了能满足以上基本住房、医疗和教育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名利可求。文章发多发少一个样,发与不发一个样。经费也是拿与不拿一个样。我导师讲,在国外的确有很多教授,到了tenure之后就啥也不干混退休的。这是学术自由的另一面,你想人家给你学术上的自由,你就要容忍你身边有人滥用这样的自由;你要人家加强评价和激励,你就要接受对你一视同仁的评价和激励。不想被激励成勇夫?那只好与南郭先生同乐了。

很多人说是评价标准有问题,不应该以这个作为标准,而要以那个作为标准。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勇夫,你要做的是停止重赏,而不是改换悬赏项目。

与重赏相对应的,就是重罚。越是重赏

某校只招境外博士事件令人浮现什么?

所谓的“某985高校2010年招聘计划只考虑境外博士”的新闻,都不知道是不是假新闻。现在连到底是哪所高校都不知道,就好多人发出联想了。科学网的杨志鹏听到这一消息,联想到的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件事。而我联想到的是什么呢?是电影《辛德勒名单》里的一个情节:O. Schindler要带着他招聘的一堆犹太人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在火车月台上面,纳粹的德国军人要一个个地检查这些犹太人。如果发现任何一个不可能有生产劳动能力的人,就要拉出来,以打击以招聘工人为名,保护犹态人为实的行为。有好几次,军人抓到一些老人或者残疾人士,都被Schindler以某种理由留了下来,说他们负责某项听起来倒很合理的工作。直到当军人抓到一堆小孩儿,以为Schindler这下没话说,正准备要带走的时候,Schindler又栏住了。军人大喊:难道一堆小屁孩儿还能干什么活么?Schindler毫不慌张,把军人的枪口掰过来,发狠地反问:请问你的手指能够伸得进这个孔里面搞清洁吗?能吗?!

这个事例好像跟境外博士这件事是恰好相反的。军人代表的是对一群人的法西斯,Shindler这一反问是对法西斯的抗争。而如果“只考虑境外博士”事件等同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事件的话,那这也就相当于该校对境外博士的某种法西斯了——对境内博士的绝育和清洗。在这种情况下,类似“境内博士能吗?能吗?”的反问,反而成为了法西斯的辩护。这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某一种反问,可以法西斯,也可以反法西斯。难道中间有什么东西搞错了?

想深一层,之所以出现这种有趣的现象,只是因为这类反问根本同“主义”无关,完全是纯粹的、平实的常理。无论如何,确确实实只有小孩的手指能伸进枪孔里擦灰。这种事实真是再法西斯也没办法回驳的,除非对方撕破脸皮完全懒得废话恣意开杀了。所以当Schindler发出这种反问的时候,原本人是被电影情节带入的那种二战片的历史沉重感的,突然打了一个激灵——“嗯?怎么回事儿?”——历史感突然消失了。本来在那种扭曲的年代,若有反抗也只能是另一种扭曲,恰恰是这点让人看电影抑郁的。但是这句颇具亘古不变感的常识性反问,让人暂时醒过来了,自打一个耳光,看看周围——噢,该晾衣服了……

就是说,你愤怒不起来了。

如果,境内博士和境外博士的区别,与“小孩手指擦枪孔”这事儿类似,那咱就算再反感“华人与狗”论,也没法儿投入,没法儿愤怒。境外博士作为一类群体自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天然”的什么优势。但境内博士倒很可能具备某种“先天缺乏”的“天然”的劣势。恰恰是因为在“境外博士”这件事中,与“小孩擦枪”之优势的天然性等同的,不是某种优势,而是某种劣势,才导致两件事情景况相反而相映成趣。

因此,很简单:如果你不觉得某校只招境外博士很令人愤怒,如果你觉得愤怒不起来,那无非是因为你同意境内博士有某种天然劣势。那些愤怒的,都是不同意这点的。

我是同意的。

谁最先对材料施加正弦形变?W. Philippoff。

我切入大幅振荡剪切流变学这一领域的时候,从1835年Webber的那篇讲蚕丝蠕变的文章起,一共收集了近500篇paper(包括1841年柯西在数学上描述材料形变的记忆效应的文章)。我主要收集的是聚合物的非线性流变学理论和实验的文献,尤其是振荡形变法。虽然这么多篇文章的内容我不一定都记得,但是一些经常出现的人名,还有一些虽然出现得少但被公认为大牛或元老的人,我还是知道的。今天我把本博客主页右边的“流变学家”栏目完善了,根据的就是我从看paper过程中了解到的一些牛人,有死了的有没死的。其链接都是找的最有代表性的网页或文件。其中有一个人让我找得最辛苦,那就是W. Philippoff。这个人你在Google上除了他写的文章之外基本上搜不到任何相关信息,没人给他颁奖、写讣告或者纪念作传。

但是,W. Philippoff绝对是牛人。能在Weissenberg八十岁诞辰纪念集中写文章的都是流变学的牛人,而且我也有好几篇Philippoff的文章。我记得这个名字,最初是觉得这个词很可爱。经过努力,终于搜到R. Tanner曾经在Korea-Austr. Rheol. J.上介绍过这一段历史,可作为对Philippoff致敬的代表性文件添加到W. Philippoff的链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左边点击W. Philippoff的链接看看这篇文章。原来,是W. Philippoff全名是Wladimir Philippoff,用全名去Google倒还能找到他获颁Bingham奖的信息。我一直还以为最初用正弦振荡形变的是Weissenberg呢。不过也差不多,因为Weissenber在那时是Philippoff的同事。

之所以会想到用正弦形变,其实是有背景的,1850年左右,开始有电话。由于音频是快速变化的电流,距离一长了的话介电损耗的影响就很可观,于是采用正弦交变电压研究材料的介电损耗就慢慢兴起了,损耗角正切tanδ之类的概念也是从那里来的。这种知识到了1933年Philippoff发明正弦形变的时候已经是电气工程的基本知识了,而Philippoff恰恰是学电的,所以他想到把这一套东西运用到流变学上面去。照这样的说法,那么五,六十年代的文章中出现用Lissajous曲线表征材料非线性响应的做法,就更加不算什么创举了——Lissajous曲线就是交流电方面的基本知识。到现在,我们还在用动态扫频实验来探测许许多多的材料结构,几条Lissajous曲线还足以让McKinley他们在Soft Matter上发文章,足见Philippoff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多么大的饭碗!给后人提供很多饭碗的人,其实就是诺贝尔奖级别的人(那些诺奖得主无非不就是为后面的平庸同行创造了个持久耐用的饭碗么)。

所以Philippoff是牛人是绝对不差的。

我还无意中找到了Philippoff的亲笔签名!那是在G. Natta的纪念网站上找到的。G. Natta就是齐格勒-纳塔的那个纳塔。在他网站收了他的书信,并按去信的单位分了类,其中一个就是Esso Research & Engineering(就是埃索汽油吧),而Philippoff就正是Esso的人。书信集里收集了也许是所有Esso人员与Natta的书信来往,多数是与Natta联系学术访问的,看看那时候的人互相学术访问搞讲座的潮流也不失种趣味。其次就是向Natta索要等规聚丙烯样品来玩的。等规聚丙烯恰恰就是Z-N催化剂的举世成果,在那个时候也许只有Natta的实验室才能做得出来。有趣的是,Natta也求过Esso研究所帮他测等规聚丙烯的分子量,结果Esso研究所回信说没有仪器,测不了。哈哈,跟现在比起来,那个时候真菜啊!

所以,在书信集里我就找到了Philippoff的信,只有一封,是联系访问Natta的实验室。Philippoff的回信末尾,就附了一个亲笔签名:

W. Philippoff的签名

Update 2021:原文所说的“G. Natta的纪念网站”,现在找不到了。这个网站是更加全面的G. Natta生前资料存档网站,但也很难找出原文所说的那些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