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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科到既得利益者再到人才选拔

整天“官科”“民科”地喊,我知道大家都已经有点烦了。可是我找不到其他词来形容两部分人,发现这两个词的人真是天才。

今晚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官科是不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呢?我们有没有站着说话不腰疼呢?

你看官科们,我有中小学念,上高中,还有钱读大学,读研究生,搞不好还有钱出国,最后成了官科!有很多前辈虽然经历了荒唐的年代,但是恢复高考之后 就走上了学术之路。年轻一点的更是成长在好时光,在浪漫的校园唱完“同桌的你”之后,就变成了新世纪科研弄潮儿。可是民科多没有这种机会,不是农民就是国 企下岗工人,空怀科学的理想,却只能成为他人笑柄。在这样的状态下,官科还老是封杀民科,或者不是封杀,而是促进民科自身悖论的突现,真有点像政治上的什 么“既得利益者制定游戏规则排挤弱势群体”的味道。只是,在这里的“利益”是指“科学理想的实现”,官科有了这个机会,然后利用这个机会,使没有这个机会 的民科继续没有机会?

所以,在民科眼中,很可能那些什么“重复性”“证伪性”之类的东西,或者说整套的科学认识论,无非是官科作为既得利益者所制定的用于排挤他们的规则 而已,因此他们永远不会在我们所坚持的科学方法面前心服,永远站在科学认识论的对立面。这决定了他们永远只能是民科。之前我还谈过是媒体和社会对科学家的 不当宣传导致了民科的出现,现在觉得“既得利益者vs弱势群体”的思维方式才是最根本的导致民科于官科格格不入的原因。民科就是一个宿命式的悲剧。

说到这里,并不是在为官科开脱。虽然科学的认识方法其实不是什么排挤民科的自定规则,但是们官科们还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在其他一些方面扮演了既得利益者的角色而不自知?为什么怀有科学理想的人没有受到应用的科研训练如愿成为官科?

前几天我刚得知一个广工的大三师弟喜欢化学。这年头喜欢学习的人不多,喜欢数理化(而不是金融炒股票做成功职业经理人)的小伙子就更少,而在数理化 中喜欢化学的就少之又少。于是和他在QQ上聊了下,知道他是真的感兴趣,能被化学的魅力所打动的人。不过,他不准备考研,他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我不禁要 问(哦,事实上是禁了的,我没问他,所谓“不禁要问”只是个措词),一个大三学生,能被化学魅力所打动,还不足以认为他适合从事化学研究工作吗?他有没有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没有创新能力,甚至于有没有拉经费管理实验室培养学生的能力,还不是在他大三的时候去考察吧。

他又说,几门化学课也没学好。这就奇怪了,不知道为什么对化学感兴趣的人没学好化学?为什么我们的化学课没使喜欢化学的人学好化学?向学生传授知识 和理论有两步,第一步是引起其对化学的兴趣,第二步是满足其对化学的兴趣。如果第一步做好了,学生有兴趣了,那么知识和理论的传授的结果应该恰恰就是学生 兴趣的满足。引发学生兴趣这件事常常是艺术性技巧性的,也是最困难的,可是在这里,一个学生已经对化学有兴趣了,我们的课程非但没能满足他的兴趣,反倒让 他化学没学好,真是强大。我们国家不管什么教程,全都是一副居高临下的面孔,好像在说:“反正知识就是这些了,你任务要掌握这些这些重点,这些这些难点, 记住这几点,理解这几点,了解这几点。你有兴趣也好,没兴趣也好,一点关系都没有,反正我不管。”学生常常觉得兴趣是一回事,“学好”是另一回事(所谓“ 学好”其实就是成绩好)。有兴趣并没有给学生“学好”提供什么便利,并没有成为常说的“最好的老师”。应试是没兴趣的学生过关的法宝,同时又是有兴趣的学 生实现理想的手段。有没有兴趣都痛苦。整个学生生涯的应试教育并不是高考一道坎的影响能够辐射到的。暗中滋养着应试教育的并不是插在中间的一个高考,而是 贯穿始终的我们的教材,我们的“课程目标”和各种“大纲”。

再看我们考研制度,有两次刷人,第一次是刷笔试不过关的人,第二次才是刷面试不过关的人。然而事实上,许多人在笔试前就跟想考的导师通气,一般要等 导师表态说“只要笔试没把你刷下来,你来我这儿读应该没问题”,才敢报名参加笔试,进行复习。制度与现实的明显反差说明面试考察比笔试考察重要得多,然而 我们的考研制度先用笔试把一堆人吓跑,把另一堆人刷掉,最后拿刷剩下的人给我们的导师们选择,大家都清楚,笔试刷剩下的那些学生都是什么学生,能有多少独 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人有时自己有哪方面天赋和特长,自己是知道的,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和化学有种“诡异的亲和力”,却让不着边际的笔试刷了下来,不 成为民科才怪了呢!这个人如果进入了正常的科学圈子,进行正规的科学训练,说不定就是我国的诺奖得主。

课程教育和考试制度的设计者,不就是我们官科吗?就是我们官科一手把怀有科学理想,有科研潜力的人误导了(课程教育)、淘汰了(考试制度)、排挤了 (那一揽子“科学性”判据),留下了一堆平庸的人吃国家俸禄,不挺像“既得利益者”的作风吗?事前百般阻扰人家学习“科学性判据”,目的就是使本来中性 的,正确的“科学性判据”可以成为阻挡这些人的壁垒。有很多导师,本身就平庸没啥创新,你说他敢于招收基础知识薄弱但天马行空的学生吗?有能力塑造这类学 生吗?说穿了,他害怕这类学生!知识都是用来被怀疑的。但我们很多研究生为了解释实验现象,到处找理论来套,把理论当佛脚来抱,这要不是导师们教的话,哪 个学生会情愿啃书套理论而不干脆自己乱想一个?估计没几个导师敢先让学生乱想,先让学生“民科”一番,然后修饰之使其“官科化”吧!无能者对挑战之怕,和 既得利益者对某事之怕何其相似。官科之妒才是存在的,但其形式远没有没有民科所指责的那样笨拙和露骨,民科只是所有受害者之中最不幸的一小部分而已。

有人说民科起码优点在于他们天马行空,有人反观官科认为他们毫无创新骗国家钱。虽然这都是胡扯,但是“自主创新”的口号是一定要喊的。我觉得什么东 西都自主创新,搞这么大的工程,还不如先把我国人才选拔制度“自主创新”一下。光这个创新工程就够大了吧,要敢于不硬性要求学生“掌握什么理解什么遵守什 么”,但又“不知不觉地”达到了这个效果,我看这简直不是在中国能够实现的事情。

穷则变,变则通

贴出这篇文章之前我先讲讲我所知道的九十年代初我国的计算机使用状况。

83年生的我属于比较幸福的。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家里就给我弄了台486,还请了我爸部队的一个技术兵到家里给我上电脑课。学习的DOS基本命令,还有BASIC语言。我还记得我半懂不懂地学习y=y*x之类的累加和累乘器、嵌套的循环语句。我学的时候,我爸也在一边学,两人毕恭毕敬地在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地记下学习到的命令和语句。——那正是邓小平说“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的时代!

不妨看看当时已经不是娃娃的人:我妈妈当时还没有文凭,当时想从校生化组做实验员转到图书馆做职工需要有文凭。为了读文凭,妈妈先到学校一个老师办的小电脑班里学习电脑打字,当然还有WPS系统的使用等等,还有报表软件Lotus 1-2-3(现在想想这些软件,还真怀念,在文字操作系统中实现“所见即所得”),之后报了图书馆理专业的夜校,才拿到了文凭。九五年左右,我爸要从部队转业,也经常在家里的电脑中操练,简历上不多的能力中,计算机应用这一条还小撑了一下场面。

当时学习打字,五笔字型是绝对必修的,是大头。学习五笔字型的人,人手都有一个键盘字根对应表。我妈学习五笔字型的时候,还专门准备了一本笔记本记下那些比较难的字的字根组合以便加强记忆。电脑班还有一本薄薄的黄皮的自印教材,里面有一篇长文章,用来让五笔字型学习得比较熟练的人练习长篇的打字进一步提高速度。这篇文章就是这里的《穷则变,变则通》。当时候我打开电脑,不打游戏,就是进入WPS,一遍一遍地打这篇文章,从头打到尾,都快会背了。尽管如此,有些字还是总是记不下来,比如“美”字(ugdu)——当然,这些难字现在我都印象深得很。

当时没有觉得这篇文章有什么特别之处。十几年过去了,我虽然不说是个电脑高手,至少也说是电脑老手,我是看着Windows从3.0一直走到Vista的。其间芯片大厂Cyrix和硬盘大厂Corner的覆灭,AMD的艰难崛起,IBM危机的转化等等回想起来还真有沧海桑田的感觉。就小小的广州天河区,电脑中心也从乱七八糟的“科技街”转到了“太平洋商业中心”(即现在的太平洋电脑城一期),高调出击的“广州电脑城”式微……

再后来,眼看着用电脑的同学越来越多了,我身边的菜鸟和高手也越来越多了。现在极少人用五笔字型了吧,而以上的文字,我还是用五笔打出来的。想想当初我学习五笔的时候,正好是我国社会转型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如果想想他们年轻时经历的事情)面临的是巨大的挑战。对他们来说,“穷则变,变则通”这句话有着特殊的意义。是我父母勇改地学习和改变,勇改地拼搏,才有我今天基本无忧的生活。八十后的我们面对目前社会摆在我们面前的困境,也同样需要这种穷则变变则通的勇气和智慧。在这里帖出此文,大家互勉!

穷则变 变则通——迎接电脑文化的新时代

(一)一九八四年八月,中国体育健儿,肩负着祖国的重托,代表着民族的尊荣,在奥运会的战场上,顽强拼搏,捷报频传,使中华振兴的号角响彻了全球。十亿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炎黄子孙,欢欣鼓舞,激情洋溢,看到了巨龙腾飞的曙光。

然而,就在这时,《参考消息》上,却出现了这样一段报道:

“法新社洛杉矶8月5日电,新华社派了二十二名记者,四名摄影记者和四名技术人员在奥运会采访和工作。报道奥运会的七千名记者中,只有中国人用手写他们的报道”。

中国人!只有中国人,一手高擎着金牌,一手紧握着钢笔,在手持现代化文字处理工具的七千名记者中,笔耕墨种,仍用手写自己的报道!

英雄的巨人,落后的装备,是何等的不协调!

朋友,身为中国人,你不觉得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吗?

同志,身为无畏的战士,你难道看不出,我们五千年的文化,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吗?

(二)曾几何时,沿着荒渺的丝绸之路,踏着张骞的足迹;搏击着无边的大海,乘坐着郑和的征船,中国古代的文化,像一把把熊熊的火炬,被输送到西方世界,以其炽热的光焰,照亮了那里的黑暗,焚烧着那里的愚昧。整个西方,从十二世纪起,整整用了五个世纪,才消化吸收了中国的文明。华夏大地,曾无愧是举世瞩目的文明之邦。然而,曾几何时,西方的现代科技成就,后来居上,一跃跑到了我们的前边。从满清到“民国”,战场上的炮火较量,市场里的商品竞争,使我们痛苦地觉悟到了一个无情的事实:中国落后了。

历史常常在更高的水平上复现着过去的景象。几百年的落后已成既往,如今,睡狮已经醒来,中国又出现了蓬勃振兴的契机。

(三)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对于自然世界的认识和在精神世界里的追求,源远流长,形成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这些以文字或符号加以记载和传播,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文化。历史上,尽管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很大,但一项重大的科学成就,常常能够影响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进程。

机械的发明,延长了人类用于劳动的四肢;而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则延伸了人类用于思维的大脑,使人类的智慧挣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开创了人类改造自然也改造自身的新纪元。为此,电子计算机也叫电脑。在过去短短的十年中,西方各国已生产了上千万部电脑,并获得应用。在今后的五年之内,可望达到一亿部。电脑在涌向科研机关、军事系统和工矿企业的同时,也悄悄地走进了办公室、家庭和教室,既万马奔腾,又涓涓细流,风靡了全世界。电脑之进入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正无情地改变着文化和文明的本来含义:一个人的文化程度,将要以电脑知识的多少来重新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将要以电脑应用的程度来加以衡量,电脑成了文明的同义词。

正像石斧曾经是人和猿的分水岭一样,电脑似乎正在成为人与“超人”的试金石。 一个以电子计算机为基本工具的信息时代,已经闯进了以古老文明引为骄傲的中国大门,它将给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带来新的飞跃,必将改变我们各个生活领域的旧有面貌,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教育,以及传统的文化工具和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变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先有文化,主要是以文字形式记录和传播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之区别于西方,也多与文字传统相关。虽然在半个多世纪前,中国进步的思想界早已悟到了西洋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势不可挡,从而导致了革命,但在中国的文字方面,仅只发表过一些“汉字误国”的文章,对当时倡导的新文字运动,却迄今尚未能得到实质性的结果——中国的通用文字,仍然是成千上万个方块形的图案画,中国的文字工具,依然极难改进。

及至计算机的出现,及至信息处理成为各先进国家的新兴产业,及至中国的四化建设必得广泛地使用原为洋人所发明的计算机,中国传统的汉字,才因其难于进入现代化的信息处理系统,而与西方文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至于成了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命运攸关的严重问题。

汉字,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产物和结晶,它以读音简单、书写明洁;寓意深邃、构词灵活;造型优美、易于识别等许多优胜之处而久盛不衰,独矗于世界文字之林。草木秋死,松柏常青,汉字是举世公认的最具艺术价值的文字。它不仅记载了几千年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而且在维系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中,也功不可灭。但是,当速度和效率已成为计算机时代的最高追求时,汉字却因其字数冗多、字形复杂、难于机械处理、与现有计算机的硬件环境不相适应,使它在信息处理中的效益不能与西文同日而语。汉字,像小脚女人一样,在信息社会里变得寸步难行。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如不加以突破,我国的信息交换、情报处理、通讯系统、管理系统、军事指挥以及印刷排版等,便绝乎不能赶上时代的步伐。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北美日报》上,有人惊呼“中国文字是现代化的绊脚石”,洋洋万言,历数汉字的拙劣和罪孽。国内也有人士断言,不废止汉字,中国就不能进入信息社会。

看来,汉字,这个仓颉的独生子,这个世界文化史上的老寿星,走进了时代的死胡同。

但是,在严重的挑战面前,为了国家的繁荣和文化的复兴,我们必须寻求出路。祖先所留下的文化传统,如若不能通过时代的考验,并使之发扬光大,这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我们或许会因此而成为历史的罪人,至少要被子孙后代评价为无能之辈。

(五)在文字处理工具方面,介于笔耕墨种与计算机之间,与西文相比,中国已经滑过了一个“打字机时代”。早在1868年,美国就有13种打字机发明。一百多年来,能够灵巧地处理西方文字的手提式或办公用打字机,早已普及成为各行各业、家庭和个人处理文字和信息的主要工具,这使得他们的文字处理效率高于汉字几十倍之多,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然而,在我国,直到今天,别说电脑,就连家家买得起、人人都会用的轻便型中文打字机,也还没有出现。我国的文字处理技术已比西方落后了大约一百年。这也就是我们的记者至今还只能用手写报道的原因。

汉字,真的像癌症那样可怕,将把我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车轮拖入泥潭,而除非彻底切除便别无生路了吗?

人类既然能创造出西文电脑,就必能创造出中文电脑。“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出路就在眼前!

固然,中文计算机系统与西文系统相比,有很多不同,但其中多数问题均可借鉴或直接使用西方技术,至多是一个系统成本和工作量的问题。唯有汉字的输入,是其中最难于突破的“瓶颈”。李鹏副总理说:“我国电子计算机应优先解决汉字输入问题”(1984年11月17日《经济日报》),并指出,不解决这个问题,计算机就无法普及。是的,怎么能要求十亿中国人,必须学会英文才能用计算机?怎么能设想,在我国,一部不能处理汉字的计算机,在事务处理和社会应用方面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呢?

解铃还得系铃人。只有中国人自己最熟悉中国的文化,最懂得自己的文字。十余年来,上至白发苍苍的教授,下至中小学生,既有专业的科学工作者,也有更多的业余爱好者,满怀复兴中国文化的爱国激情,自发地组成了一支攻克汉字输入难关的大军。其雄伟壮观之势,也许只有医学界向癌症的进军可以与之相比。几年之间,先后发表了数百种方案,到84年11月,已有92个单位研制了81个汉字信息处理系统。许多试验性方案,都在用不着废除汉字的前提下,表现了各自的创造性和优越性;从理论到实验,都为最佳方案的产生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其中有的方案,已达到了相当的实用化程度。

例如,1984年9月,当《五笔字型》应邀参加全美软件展览会和到联合国进行操作表演时,对现场任选的文稿,每分钟140个汉字的输入速度,曾经使在场的官员和计算机专家们目瞪口呆。他们感到不可思议: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创造如此神奇的方法,获得如此惊人的效果,居然超过了英文处理的速度,简直是难以置信!

穷则变,变则通!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汉字这位“老寿星”竟然在信息时代真的返老还童了!这虽然出乎某些预言家之所料,但却是其历史的必然。

(六)几乎经过了一代人的努力,才初步突破了电脑中文化的各级“瓶颈”,通过广泛的应用,将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主要服务于国内的电脑工业体系。不久的将来,数以万计、十万计的中文电脑产品将会在商业部门、办公系统、通讯系统、数据处理、情报图书、国防建设以及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获得广泛应用。例如,在办公室中,中文电脑将帮你完成各种中文文件和卷宗的搜集、处理、编制、摘录、传送、归档、作图、制表等,使办公效率和办公质量大大提高;对于科研人员,中文电脑,将帮你进行计算描图、查询文献、编印论文、作科研记录等,节省人力物力、缩短科研周期;甚至在衣、食、住、行方面,中文电脑都将成为你亲密的伙伴和忠实的助手。中文电脑将会应用得如此广泛,以至任何需要处理汉字的地方,都是其用武之地;我国的打字机时代,将会和电脑时代一同到来。我们的学生、作家和新闻记者,每人都可望有一台一两公斤重的手提式文字处理机,任你在上边写稿、编辑和远距离传送。到那时,再召开奥运会之时,法新社的记者就可以兴奋地向全世界宣告:古老的中国文化,已经重放光彩了。

(七)鉴于电脑技术对我们的未来生活和社会文明,将要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按照历史学的观点,它就足以称得上是一个新的文化时期,我们不妨叫它“计算机文化”或“电脑文化”。它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又是固有文化的合理发展,这个时代的到来是历史的必然。

据预测,到1990年,美国社会中,平均每3个人就将拥有一台电脑。对于中国,即使按每200人一台估算,全国就需要500万台。按每台电脑供两人使用估算,全国就将有一千万人用电脑工作。这将是一支多么浩荡的队伍!可见,电脑技术普及和电脑文化教育,将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问题。为此,需要提前准备,从现在起就加以重视。我们应当在生产技术和开发研究方面继续努力,力求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同时,必须抓紧智力投资,从教育入手,加强对未来的研究,增强教育的应变能力,不断地培养新型的电脑人才,最大限度和最大可能地普及电脑知识和电脑技术。应当把电脑知识作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使掌握电脑技术变成一般工作人员的基本技能。这样,才能造就一代新人,才能使电脑文化的新时期早日到来,才能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发扬光大,登上世界的高峰。

中文电脑特指处理中文信息的电脑,它的发展和应用,将与我们传统的文化有着更直接的关系,它的知识和影响,将是电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介绍国内外电脑科技的最新成就,向国内普及推广中文电脑的技术和知识,在各级领导和师友的大力支持下,河南省中文信息研究会特创办《中文电脑》季刊。愿她成为中文计算机工作者的良师益友,成为中文电脑初学者、使用者、业余爱好者的知识园地和信息窗口,以期在中国文化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竭尽微薄之力。

信息是无价的宝贵财富。为办好《中文电脑》,我们竭诚希望广大读者和学者专家踊跃投稿,交流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向广大中文电脑的使用者,不断提供信息资源。亲爱的同胞们,让我们团结奋斗、更上一层,为把中华文化的火炬举得更高、变得更加辉煌,伸出您的双手,迎接我国电脑文化的新时代吧!

不想受教育就别参加红色旅游(我说真的!)

这次去湖南尤其是中途去毛泽东同志故居,如果是同小朋友去的话,他一定会很不爽导游在路上的讲解,很不爽。但是我跟团跟多了,知道天下的导游都这副德性——其实是天下的游客都这副德性,导游只是顺着游客。

说什么呢,就听湖南省近日全省红色旅游工作座谈会上宣传部长的讲话吧:“一些红色旅游景点的讲解很不到位,一些导游甚至歪曲事实,将庸俗、迷信等不健康内容掺杂进去,来博得游客一笑。据介绍,一些导游人员在讲解时,将一些道听途说的政治笑话等说给游客听,十分不严肃。”这是实情,我无限nod。只是——没办法,现在旅游是市场经济,游客的需求是主导。游客过来不是受教育的,是来高兴的,你就不能教育游客,你就不能严肃。你就只能穿插一些段子甚至是黄段子来调味,把革命史叙述得亦庄亦谐。

红色景点本身也很不严肃嘛,居然赚钱!景点本身自己解构,你旅游局不心痛;导游解构一下,你就心痛了?对着21世纪的赚钱的景点,你让导游如何用上世纪50年代的激情来叙述呢?你让导游如何解释毛泽东铜象为什么几百几百一小座地卖呢?

毛家祠堂,唯一的革命史意义就是这里办过农民夜校,但是我去的时候导游提都不提。要不是我有心去走走看看,估计这个地方也就过去了。那导游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哪里有哪个对联的哪个字写得很不一样,预示了这里要出大人物。毛泽东同志故居,其革命史意义就更加微乎其微了。只有对毛泽东本人的崇拜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对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也感兴趣(小学有一篇课文就是讲毛泽东小时候帮毛四阿婆收稻谷的)。毛泽东参加革命N年没有回过家了,这个小农舍如何关系到此后几十年的中国革命?

从这个也可以延伸到前段时间关于对红色经典电影的戏说恶搞的争论。对红色题材的戏说,伤了谁的心,又快了谁的意?无非反映现在中国有这么两种人吧,一种对任何意识形态说教都过敏得很,好像这个世界可以完全没有意识形态似的,另一种不好评论,因为我就是这种。我不理解对说教深恶痛绝的人,今天在中国你想找点说教都难了,为什么还要把说教硬是重新拿出来,花力气解构一番呢?为什么还要去什么红色旅游专门听听这些红色的东西在今天的中国是如何落魄呢?对毛泽东十分憎恨的人,我还倒是理解,毕竟人家经历过某段时期,失去了很多。亲身经历过的事,你不能要求人家可以很超脱很客观的面对。但是事实上这种人并不会去红色旅游。去的都是什么人?都是深陷日常的社会竞争,挣钱谋生的小人物,他们脑中没有国家没有集体,他们也觉得不靠国家不靠集体。因此传统意识形态所宣传的东西他们既不恨也不爱,可以跳出来戏听戏说。大家都没有理想了。

我一再强调年轻人要有理想,要觉得自己所做的事能为祖国作出贡献,要认识到自己的名誉就是祖国的名誉。当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很多工作你干的越好你回报越大而国家基本没什么回报除了你纳点儿税。你纳了税还有权要求这个那个有权不满。这些都对,但是理想在哪里,献身的精神在那里?就不应该选择这种事业。你应该选择建设祖国的那些事业,把自己的名誉同祖国联系在一起。或者我应该换个说法:就是把自己的名誉和人民联系在一起,做那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做那些受人民称道的事情,而不是“挣自己的钱让别人去说吧”。

我投身科学就是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