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柴静也会卷入到方舟子之流中去。不知道她熟不熟悉方舟子，反正我觉得像方舟子的这种反应柴静是不用回应的。

首先谈谈方舟子。他有三点：1）他是一个原教旨还原论者；2）他要求全中国人都是真正的（实际上是还原论的）科学家，他致力于此。

因此，他看不惯任何在科学看来比较蒙昧的言论，他恨不得抓住每一个这样的言论来批判，从而最大限度地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使近代还原论植根中国人脑中。因此，我们总觉得方舟子讨厌，但又觉得他没说错什么。

现在谈谈胚胎干细胞的事情。方舟子为什么反映那么大？那是因为在美国这事情的确麻烦。美国自布什上台以来，天主教势力非常火暴，反科学势力也是。有人就攻击胚胎干细胞研究，认为它要牺牲胚胎，不人道；最好都改用成体干细胞。人家美国的反科学势力很牛的，全是科学家在里面，说得头头是道，不像我们中国的伪科学势力，土得掉渣（关键是土得掉渣也有人信啊，中国人……）。方舟子只是上纲上线地把裴研究员关于胚胎干细胞的反思跟美国的这股势力联系了起来，所以反应强烈。

而裴研究员，方舟子一向很看不惯，什么原因我不清楚。但是他私下里的这些“反思”，听起来这么的肤浅，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从来不反思人文议题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突然醒悟了。关于胚胎干细胞的这点儿伦理问题，如果这个人是有哲学，有理念，精神世界富裕的话，中科院研究员的脑子，几分钟就应该想通了啊，到底是该做不该做。无非是他这个人：没哲学，没理念，精神世界贫乏，才会被这种层面的伦理议题吓倒（这种伦理问题是那些反科学势力是用来吓公众（无知妇孺）的）。

方舟子嘛生怕这种“反思”又导致中国民众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错误认识。中国民众对科学的错误认识实在太多了，方舟子以传播科学为己任，但也想上班少点事干嘛，能不惹的麻烦当然就别惹。这种“反思”一见报，我方舟子岂不是又得忙活一阵子？得赶紧杀住。因此我们看到方舟子对柴静的回应非常快，而且写了不止一篇。

柴静，一个精神富裕的人，一个非还原论非科学工作者，用得着理睬方舟子么？

专题片《David Oistrakh-Artist of the People?》，其标题仅以一个问号，就定下了全片的基调：怀疑和争议，而且是永恒的怀疑和争议。

大卫·费奥多洛维奇·奥依斯特拉赫（David Feodorovich Oistrakh，1908－1974)，前苏联著名的小提琴家。五岁开始学琴，1926年在敖德萨音乐学院毕业，1934年进莫斯科音乐学院高级班。先后获得全苏小提琴比赛一等奖、全提乌克兰小提琴比赛首奖、全苏表演家比赛会优胜、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琴比赛二等奖、依萨伊国际小提琴比赛会优胜、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二等奖、依萨伊国孙小提琴比赛冠军等。他的演绎以情感取胜，有时嫌较腻，但是总之是属于能够比较地道地演奏任何作品的那种“有保证”的演奏家（正如J. Heifetz、A. Rubinstein、S. Rostropovitch等）。如今他演奏的版本是乐迷最容易得到的，也是最容易被接受的。但是在这些散发着高贵、浪漫和自由气息的音乐背后，有着所有前苏联人民，尤其是名人所难以冲破的铁幕。

苏联指挥家Gennady Rozhdestvensky在专题片中说到（英语字幕，下同）：

Many young musicians who went to competitions at that time were under tremendous pressure. They had to win. This is because your victory was not yours but the people’s and, consequently, the system’s. It was the same thing in sports. Imagine what a colossal additional burden that was. Everyone followed the competition results, and got a sense of pride from them. But you were obliged to win first prize. If you didn’t, you had to answer for it…The state won the prize. The system. That’s what was implied. That’s just the wy things were. It was 1937…Just take a look at all the different hurdles he had to overcome, like all the other artists.

影片中也播放了一个片段，在取得1935年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琴比赛二等奖后，年青的Oistrakh在镜头前说：

As representatives of our country’s young musicians, we have demonstrated the brilliance of music and the success of socialist culture in the Soviet Union.

这对我们的耳朵来说是多么的熟悉：是祖国和人民使给我音乐的才能，我的一切荣誉归祖国。这是很好，不好的其实是，当我没有获得荣誉的时候，那我就是辜负了祖国和人民的厚望，浪费了人力物力。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政治，其潜台词无非是社会主义国家急于显示其文化的“优越性”同时反衬出资本主义文化的“腐朽和没落”。这是大方向，这是主旋律。一切文化宣传均服从于这一条。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着社会主义国家参加在国际比赛，本身就只许胜不许败。当然，也是看中你有得胜的能力，才给你这种机会。总之一切是为政治服务的，是政治的筹码。但是，作为表面的宣传，这种集体主义荣誉感的确能大大地振奋人心。所有人都以某位“英雄”为豪。Y. Menuhin提到这样一个小细节：

…In charge of the airport they had one of these Russian women…She looked at me up and down and said, ‘You have been heard of Oistrakh?’ ‘Yes, indeed. One of the world greatest violinists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him.’ Then she looked me up again and said, ‘Have you ever won any medals?’ I said, ‘No.’ She said, ‘Oistrakh has!’

这就是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真实情况。人民的艺术家说白了就是统治机构的艺术家，为统治机构服务。当然了，当统治机构把人民拉向了自己这边时，那也就是在为“人民”服务了。

Y. Menuhin在担任联合国UNESCO国际音乐委员会（International Music Committee, IMC）主席时同当时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一段来往也许是比较广人所知的事情。在影片中，事件的两个当事人互相印证了事情的经过：

S. Rostropovitch: Yehudi Menuhin had asked me to play in a trio with him and wilhelm Kempff. The authorities refused. Menuhin got in touch with Moscow. He was chairman of the UNESCO International Music Commettee. They replied that Rostropovitch was sick. He called me at home. My wife answered the phone…

Y. Menuhin: I said ‘I hear Slava is ill.’

S. Rostropovitch: ‘Terrific, fine, he’s in tip-top shape’, she answered. ‘So he can come?’ Menuhin said. ‘Yes. He’s dreaming of playing with you.’ Afterwards Menuhin sent a telegram to Brezhnev, who was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Party’s centreal committee at the time. The message was very furioius and very serious…

Y. Menuhin: ‘All the press will be on this concert. Television of the world. And I’ll tell them the simple fact that you’re liers. You told me he’s sick. He’s well…’

最终Rostropovitch得以成行。历史是这么说的：

{p. 106}Three years later, for instance, at a special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the IMC in Paris, the cellist Rostropovich mysteriously failed to show up. Oh, he’s had a heart attack and cannot travel, Yehudi was told. Horrified, Yehudi managed to get hold of Rostropovich’s wife, Galina Vishnevskaya, on the telephone. Rostropovich was in Georgia, giving a concert, she said. He’d been sent there by the Ministry. A heart attack? she asked in amusement. Who has told you this lie? Yehudi was furious and cabled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No, Rostropovich was unavailable,

{p. 107} but would Mr Menuhin accept Shostakovich and his new quartet as a substitute? (This must have been Shostakovich’s 15th String Quartet, among his most bitter and personal attacks on the Soviet system. So the offer had an extraordinary irony and further demonstrated to Yehudi the total stupidity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No, said Yehudi, he would accept no substitute and decided to cable Brezhnev himself, threatening to expose the lies the Ministry was telling. It is doubtful whether Brezhnev had ever heard of Menuhin; but Rostropovich got his visa and the Paris concert went ahead without further mishap.

–TONY PALMER, MENUHIN: A Family Portrait, faber and faber, London 1991

可见，当局（意图）完全掌控音乐家的每一项艺术活动，严防他们同西方的任何“计划外”接触。这种做法，同其声称“优越性”时的自信表现完全大相庭径。在全民被自欺欺人的共产主义激情所统治的情况下，恰当的谎言只会被当作必要的宣传，做liers无非是一种习惯罢了。不过，这种管制的stupidity似乎也是难以避免的。到底是政治操纵文化得以成功，还是文化左右政治博弈的成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根本的，但在某些人那里无非只能充当一个解释。

越是在那种逼着人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的环境里，音乐就越是显得可贵。音乐就是感情的直接表现。直接——这就是可贵之处。既然言语会杀人，而且无法选择缄默，那就只有靠音乐去忏悔。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前苏联艺术家能给我们留下这么多情感丰富而真实的演绎。不知道当时的听众，在不必张嘴的时候，听着这些音乐，心里的状态是否仍如平日那样或者杯弓蛇影，或者剑拔弩张？

真理总是不能靠赞成或反对些什么来建立，但很少人明白这一点，离真理越来越远。

残酷的踏猫视频截图现在已处处可见，新闻很快就不新了。网络从来不缺乏高水平妙骂，馒头式的批评在网民看来也不算创新。但这一次踏猫事件，网民们好像实在被激怒了，反而看不到众望所归的痛快淋漓的嘻笑怒骂，只看到盛怒之下拙劣的声声诅咒。的确是被这种行为吓倒了。

我于是试想人的其他的动物杀戮行为。有很多杀戮是被人所支持的。狩猎时对猎物的杀戮，对家养猎物的杀戮。甚至有时候，为了获得乐趣而打鸟，钓鱼，也不是那种历来受到道德谴责的事情。假如使用水雷电叉，造成大面积鱼死亡，又有多少人会觉得不舒服呢？假如不舒服，再想想平时家里做红烧清蒸的那些鱼，哪条不是手到擒来的去鳞，剖腹？不要说鱼类这种低级的动物，像猪这种哺乳动物，屠夫照样是三下五除二地分解。对于男人，连只鸡都杀不了，就算不至遭人耻笑，也绝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然而，小心地思考这一连串的事实，就会发现：杀死一只动物，是需要勇气的——威猛的老屠夫会看不起那个畏手畏脑迟迟不敢动刀子的新手——因为这是需要勇气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做一件这样的事情，除了技能外，需要额外付出点勇气呢？

为人所支持的杀戮，尚且还需付出勇气加以实施；不知从什么时候，某些对动物的杀戮行为还开始受到了人的谴责——这个开始的时间，有的并不长，比如关于生态平衡和物种多样性的宣传也是从二十世纪才开始。我们是基于外在的原因而自律，保护物种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但是对于猫被踩踏这件事情里，我们的恐惧和气愤似乎来源于内在。这种情绪和看到某项最基本的伦理道得遭到野蛮践踏的那种愤怒并无二致。难道踩猫这个行为同时践踏了什么基本伦理？人和猫等动物之间，有什么内在的，与生俱来的伦理守则吗？一个很简单的疑问是，当我们看到被高跟鞋根猛戳眼眶的小猫，张着小嘴，眼睛痛苦地瞪着这个场面，我们的心无疑是在痛哭——这是为什么？这是来源于人的本性吗？

这些问题原本不容置疑，但是，明明地看到我们人的一员做出了这种行为却若无其事，我们除了无力的咒骂，却一条大道理都没法摆出来，不清楚要谴责她的那一条罪状，甚至有人说：“一只猫就值得大家这样子大费周张的去报道去讨论！那人呢？中国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比这只猫惨，痛苦的！可是又有谁去关心呢？难道我们的人性就仅仅体现在关心一只猫的身上吗？”请问：如何反驳？

再继续看以下事实：

踩踏是一群为数不少的人的特殊爱好，英文叫Crush（vt.压碎，碾碎，压服，压垮，粉碎，（使）变形）-GTS。

与游人照相不听话 广州动物园被指虐待虎崽

活龟竟当钥匙扣 另类还是虐待？

20只猫咪失踪 复旦研究生虐猫引校友愤怒(组图)

网易网友 [61.129.179.*] 认为：
引用 投诉 支持 (45) 2005-12-06 17:11:42
别看别人变态，生活中你要吃肉，你也不考虑那只猪是怎么死的，如果你们不吃猪肉，它会死吗，还有鱼啊是先刮鳞片再挖开它的肚子，没听说过先摔死那条鱼或者麻醉了，让它安乐死，其实大家都是很变态，只是你已经麻木不仁了．别看猫很可怜，你不就是那样的人吗？！

……

再看网友们摆出的少数理由（多数是纯粹谩骂）：

“对猫尚且心狠手辣，对人又怎能关心爱护？对人如果失去人性，对动物又怎能奢谈人性？”——这一条没有正面反驳“我们天天吃猪肉”的论调。

“一个对弱小动物麻木不仁凶残杀害的人，会独对同类好？一个也没有！对猫没有人性，就不要奢谈对同类有人性了！”——这个和上一条其实是异曲同工的，为什么对弱小动物凶残杀害的人，就不能独对同类好？对猪麻木不仁凶残杀害的屠夫有的是。仍然无法反驳“天天吃猪肉”的论调。

“人作为万物之灵，有责任……有义务……”——人作为万物之灵尚可成立，但这个“万物之灵”的“责任和义务”又是哪来的？

这些无力的反驳恰恰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对待自然和其他生命方面的伦理上极度混乱不清！我们没办法自圆其说。面对踏猫行为，我们都失语了。

关于现代的人与人的伦理，我们有近代的思想启蒙作为根本，那就是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有自由，但又是受限的自由。依靠这个坚稳得核心，我们得以顺利地，心安理得地发展出现有的法律道德伦理方方面面。但是关于人与自然的伦理起点，却没有任何类似的先验的“核心”作为基石。宗教尚且有相关的教义，比如佛教的轮回思想，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等等，都能直接推出人必须对动物有所敬畏，尽管杀猪宰牛，心中仍须感谢上苍。即使远古的原始人类，也不是一味地疯狂血腥；（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反而带着更加强烈的神秘主义看待生生不息的自然万物，对猎物，植物甚至是岩石河流等等都怀着敬畏。狩猎完毕，都要举行认真的类似谢天的仪式，庄重地宰杀烹煮。问题是科学出现之后，上帝死了。生命并没有什么神秘，自然也是。以前饱受的苦，现在都可以克服——根据人的需要，老鼠都可以很方便的杀绝；根据人的需要，猪牛的品种可以通过基因技术变得更加多样更加优良；根据人的需要，要全城灭鸡防禽流感我们都很团结；根据人的需要，大量的小白鼠在全球各大生化实验室里被用作实验动物……。以上的“人”都指全体人类，但既然如此，为什么根据个别人的需求，就不能杀害动物呢？根据个别人的需求，可以生吃猴脑，吃狗肉等，自然也可以踩猫。如果踩猫伤害了以猫为宠物的爱猫人士，那踩人人喊打的老鼠就一定众口称赞了——我是指，像踩猫视频那样，先用利物戳老鼠的眼睛，以及一系列的施虐，最后踩烂鼠头致其死亡，就一定众口称赞了？！这里存在着一个严重的伦理缺如！

从这里扯开去，可以牵涉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毕竟在信教的时代里，我们尚且还有比较顺利的理由对自然抱有敬畏。上帝死后，自然科学的地位被无限放大了。科学让我们以功利实用主义的眼光看待人以外的一切。不管是早期的鼠目寸光粗放式发展，到现在有“远见的”可持续发展，实质上仍是“以人为本”。这种全人类式的，宏观的价值观，自然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科学被过分放大到了如此地步，以致这种沙文主义的思想被许多现代人落实到个人生活的价值观中去，观以“科学的现代人”之美称，实质上是伦理在科学带领下的日新月异发展着的世界中的落后和缺位的结果。以我的拙见，在上帝已死的现代，是马克思和尼采重建了人（个体人）的精神，他们都是最伟大的。然而他们都只从一边入手，只有两者结合，才能获得完整的人性依靠。以实践为核心而得以成立的唯物的可知的本体论，使我们对于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感受最大的安全感，使我们得心应手地解决自然给人摆出的种种难题；尼采的强力意志，酒神精神以及审美的诗意的本体论，则又让我们对生命内在的意义有了最恰当的把握。从尼采那里，完全可以推导出对自然，对生命应有的尊重——不是敬畏，也不是凌驾；生命在尼采处，具有了先验的意义。具有生命的生物——除了人以外——就在客观的纯物的基础上，有了目的性，这是上帝消失，生命变得来去无踪的情况下重新形成的目的性。我们起码不能用纯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人以外的生物。

踩猫事件给人的不安全感，正如上面所说，是来源于我们的伦理在这一事件中的缺如。弗洛依德式的精神分析，也许能够给我们解释一通，带来虚假的精神安慰；但只有彻底地思考包括人在内的生命概念，才能消除心中的暗流，获得最后的心安理得。

题外二题：

一、在对这次虐猫现象的思索中，我还想到了村上村树的小说《海边的卡夫卡》里有一章（第16章 杀猫手琼尼⋅沃克），对琼尼沃克的变态虐猫行为和心理有过描述，最后中田目睹了两只猫被杀害后，忍不住把琼尼沃克杀害。此章虽可与踩猫视频媲美，但前者无疑是带着对人类扭曲心理的控诉而进行揭示的。今天看来，这一章并没有任何文学夸张，而是原原本本的写实主义！

二、经过查阅资料我了解到，踩踏小动物，可归为性变态的性心理障碍的一支。首先有了恋足癖，然后从这里产生了对人的踩踏——先是光脚的，尔后有高跟鞋的。发布淫秽录像的网站，有不少也兼发这种高跟鞋踩踏录像。当然，踩踏人是不可能太血腥，更不可能致死的——至少无法拍出这样的视频。任何对象为人的性变态，都同时有对象为动物的性变态的同类形态，比如有与人类女性做爱，就有与各种母兽做爱的性癖；于是，有对人的踩踏，就有对动物的踩踏。由于体形关系，对大动物的踩踏有诸多不便，于是踩踏视频多为小动物。踩踏视频一般在黄色网站分类一同发布，也有专门建网发布的，正如人兽性爱也有专门网站一样。所有这些性变态都可以从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里找到根源。在更广义的领域，这些行为都属于人的行为偏差（deviation），包括复旦研究生的虐猫行为。但是，我已经说过，弗洛依德式的精神分析，只能给我们某种安慰感——似乎只要这种行为不过是病态，我们就释然了——但它无法迴避我们在这一情景中的伦理混乱和失语。况且，精神分析只解释了其中“爱好者”的心态根源，对另一部分“麻木者”的心态根源，仍然是无能为力的。

Filed in: re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