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个人文集

流浪地球

影片结束时,符号化的流浪地球穿过印着密密麻麻的宋体字的、谈不上任何版式的往日书卷,以及由它筑成的纸星球、纸空间站。我仿佛找回了当年在《科幻世界》上看完这篇小说后掩卷长叹的感觉。

影片结束时,符号化的流浪地球穿过印着密密麻麻的宋体字的、谈不上任何版式的往日书卷,以及由它筑成的纸星球、纸空间站。我仿佛找回了当年在《科幻世界》上看完这篇小说后掩卷长叹的感觉。

我从中学开始就一期不拉地买《科幻世界》。几乎每期都能感受到一次震憾,每一次都让我陷入长久的暇想当中,长期以来成为我最美味的精神食粮。曾经在最沉迷的阶段把《伤心者》给我妈看,被我妈嘲讽里面的人物脸谱化,主题肤浅幼稚,让我陷入更多的思考。大概就在《三体》的第一部在这本杂志上开始发表的时候,我就没再继续追看《科幻世界》。当时还以为《三体》只是刘慈欣的又一力作,跟以往一样会在这本杂志的读者圈里再一次引起热论,也仅此而已;远料不到正当我迟至奔三了才肯和我的青少年时期告别之时,这个最后扫过的作品会成为一部突破一本小众杂志读者圈,影响全国年轻人,甚至摘取全球科幻小说的最高奖,不仅是中国第一次,还是亚洲第一次。

那一年我们经历了10.8级地震,又办了奥运。似乎是因此打了个激灵,从那一年起的这十年来,我们国家这种世界级亮相,越来越频繁。很多类似“夺取世界最高奖项”这种在我青少年时代还属于“终级目标”的事情,都一一成为了现实。往日的“终级”已变成里程碑,往日的共识也同时被消解,社会早就进入了下一步争论,即我们到底追求什么价值观?该去往何方?至今离达成新共识还差很远。在争吵背后有着一个关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的齐声叩问。不敢在此过多代表别人,至少我本人曾经受教于从早期的《独立日》、《空军一号》到《后天》、《星际穿越》、《隐藏人物》中的美国价值观,也同时为它在更多美国大片之中的滥觞渐感厌烦。至今每每看到为国家私牲家庭的典型人物宣传,都会陷入矛盾的情绪。

知乎上关于刘慈欣作品“人物脸谱化”、“缺乏人文关怀”,以及集中在演员吴京身上的争议,其实都共同指向同一个命题:家与国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对爱国主义宣传的反感,背后也是对下一层逻辑的恐惧,即假设国在这种宣传中被放大至如此地位,会导致更轻易即可牺牲家。我们既赞赏美国电影中无论何种灾难之下永远家庭第一的理念,又看清了故事情节每每为此作出了过多合理性上的牺牲。许多人之所以完全不顾这个电影的具体内容就去抱团批判,就是因为他们真正惧怕的就是这种使得对家的牺牲绝对合理化的灾难设定本身。在和平年代他们能理直气壮坚守的个人小确幸,在这种灾难下是无法不立即消失的。另一方面,我们离战争的年代实在太久远,以至很多人哪怕想赞美牺牲,也流于肤浅、表面和煽情。以往我们作为学习者也好,审视者也好,都是抽离去看待所谓的“普世价值”;现在我们不知觉地站在了普世价值的书写者之一:当灾难来临,如何撰写人与社会的史诗?我们对于个人的不得已的牺牲的伦理和情感旋钮,到底应该调到哪个档位?我们不再满足于写一个有特色的自己来反衬世界,现在我们直接写世界。

可能太激动,又不自觉地代表了别人。毕竟,从2008年到2018这特殊的十年,社会意识还发生了很多巨大的变化,使得我今天再看这部电影有很多奇特的感受。下面还是回到这部电影,谈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吧。

《流浪地球》原作,其实刘慈欣生涯比较后期的作品。当年在《科幻世界》上闪光的还有很多位作者,但到后来可以感受到刘慈欣的能量渐渐超过了其他人。他后来能成为唯一突破国内的小众读者圈,一举冲出亚洲的那一位,并非完全没有先兆。他的成功离不开《科幻世界》那段时期的所有其他作者以及读者和编辑共同形成的成长环境。

电影的成功引发了知乎上产于“何谓科幻”和“硬vs软科幻”的讨论。但是类似这些基本问题的争论,早在十几年前就是这本杂志上的读编往来的常见主题。甚至是这本杂志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对“科幻小说”的总体界定,又对各种门类和属性有清楚的区分,并十分良性地在杂志之内鼓励既有分类的齐全展示,又不时高亮推荐一些无法分类的独特之作,哪怕从文学技巧上这些作品都很不成熟。该杂志当时这种持续深化的对“何谓科幻”的探讨,放在今天都是领先的。只可惜那个时期杂志还是小众,且能跟随这种讨论的持续读者就更少了。至少对我来说,“科幻”一词就是由《科幻世界》上的作品一定义的。后来4G时代来了,视频网站都已经有蓝光级别质量的时候,网上选个电影看,类别“科幻”下的那些电影,长期让我在浏览时脸上不禁地挂着屑笑。看到现在知乎上讨论这下问题的水平和深度我才想到,也许现在更多的人对“科幻”一词的认识就只依赖电影分类,以至当一部以老科幻迷标准公认软的科幻作品以电影的形式进入更多人视野的时候,很多人感觉“硬核”了,而实际上只是在科幻电影中比较硬核而已。

这十年来,大量美国“硬”科幻电影催生了一股“技术挑刺党”,已从兴致勃勃发展状大到惹人生厌。在长期由“科幻”电影代为定义“科幻”至今,竟然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不要过于理会这些细节,而应该去享受这些电影中贩卖的那永恒不变的人性主题,以至当一部原本纯正的科幻作品哪怕已经在人本主义方面进行了完善后摆在大家面前时,还是导至大量的“缺乏人文关怀”的批评。我毫不否认对人本主义的关注是文明的进步,只是突然明白,若纯正科幻从定义上就不负责承载大众关怀,而只是追求“what if”的纯粹的设想自由,那么它注定是小众的。

相比科幻小说,我国在电影方面,冲到世界舞台的时间要早得多。作为普通观众,我至少知道陈凯歌、张艺谋、王家卫、贾樟柯等人作品的例子。这些作品都透露着对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和当下的种检讨和反思的态度。这种对本民族的近乎苛刻的自我批判和全方位高标准,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我们之所以杰出的原因,但在这几年已经引起了从官方到民间的大量反弹。我没在国外长期待过,但从我在国内看到的架势,仿佛觉得外国人会看到两拨中国人同时以相反的角度极力向世界大喊我们对下一波现代化的追求,一拨人通过表现我们对自己的反思批判力度和深度,而另一拨则通过表现我们对西方的反思批判力度和深度。往远了想,我感叹经历近代百年耻辱开始,我们已走到最前面的这步,因而为自己能亲历而感到庆幸。往近了想,感觉这又无非是八十年代思潮的复兴和继续而已。

至于很多人提到的我国电影工业的屹起,我反倒觉得这部电影更多地是对《后天》和《环太平洋》的直接借鉴。特别是很多特效,虽然已经十分出色但显然还未达到最先进的水平。当然,追究这个是无聊的,因为我同时也深信这之中的障碍不是技术水平而是钱而已。随着电影吸金能力的进升和大型计算能力的普及,原本只在物理学研究中应用的多物理场仿真乃第一性原理计算机模拟,已经大量应用在创造逼真的电影特效中,改变了以往靠仅相当然绘制的做法。哪怕《蝙蝠侠》中只是表现一群蝙蝠飞过的一个镜头,都动用活性物质(active matter)模型的第一原理性模拟,以产生那种时有时无的体群运动现象(collective motion)。知乎上也有很专业的回答介绍《超能陆战队》和《环太平洋》中光影CG的先进性。仅从我专业的角度,《流浪地球》里有好几处流体力学现象的特效,似乎第一原理性不足,典型例子包括:巨型推进气排出的物质在前进着的地球后面的飘散,地球大气被木星引力捕获时的现象,还有点燃木星与地球大气那刻开始的发展等,从我直觉上都稍有那么点儿违反物理直觉。很多人批评的“木星引力突增”的点,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如此宏大的工程计算,理应对初条极端敏感。实际实施方案不可能缺少频繁和强大的纠正。这些纠正也是基于不断按最新状态调整新的初条进行计算所作的,对总过程来说,也充其量算作微调。诸如落入木星洛希极限内这种跨越人类多代际的不可挽回的大尺度跑偏,到能被发现时,对恰好经历的那两、三代人类而言都已属于十分突然。而且自发现后,理应还未必马上能预测到结果是不可挽回的,必然又经过多种方案的争论和尝度,又叠加一系列微调,直到最后一刻,宿命才渐渐显现。因此,发现问题完全可以是缓慢的,长期的,并不影响接受或反抗宿命这一过程的突然性,使得电影里的故事还能同样的时间内讲完,反而产生更多末世人心的社会背景的创作空间。当然,这些细节,只是在纯正科幻小说的标准下的讨论了,在“忽略技术细节好好欣赏大片”的今日讲究下已属多余。

看完这部电影,“八十年代”这个概念确实一直浮上我心头,除了上述的这一层,我却再想不到跟电影什么明显的关联。也许是电影结束时那一页页书,特别是那上面的字体和版式,引发了那个年代翻书的一些感觉;也许是从这部被拍成电影的小说想起更多当时的其他作品中的“老干部”惯性三观;也许更多的是感受到一股莫名的“科学的春天”的兴奋和激动。虽然这一大批科幻小说是1990和2000年代涌现的,但我觉得它们在“科幻”上充当了先锋的同时,“小说”上延续了八十年代的风格。它们的落后性早已被消化:印刷美学的重视使得现在别说畅销书了,就大学课本的新版都有别致的版面。对人本主义和普视价值的认识也不再是萌芽式被言及,而是以一个灾难重生的基建狂魔角色亲自向全世界诠释。当年“革命浪漫主义”的惯性审美今天早被当作宏大叙事洗脑。“科学的春天”演讲和以徐迟为代表的报告文学催生的中国特色“民科” ,今天大家已熟见至几乎懒得理睬。“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的那一代,已经带队在世界电竞比赛上夺冠(也许不是最合适的例子)。总之,八十的上个世纪一切在今天好像都可以平静地告别了。看到电影最后那些由密密麻麻地旧式排版文字页面揉成的地球,我只能自己怀念一下当时在炎夏还没有空调的宿舍床铺上翻看杂志的自己,阅完全文后,意犹未尽地翻回到开头,看着全文唯一的油印出来的硬笔插画,土得掉渣的艺术字标题,以及作者姓名,大脑就好像电影里那颗符号化的流浪地球,一直在书卷之间穿棱不止……

我从中学开始就一期不拉地买《科幻世界》。几乎每期都能感受到一次震憾,每一次都让我陷入长久的暇想当中,长期以来成为我最美味的精神食粮。曾经在最沉迷的阶段把《伤心者》给我妈看,被我妈嘲讽里面的人物脸谱化,主题肤浅幼稚,让我陷入更多的思考。大概就在《三体》的第一部在这本杂志上开始发表的时候,我就没再继续追看《科幻世界》。当时还以为《三体》只是刘慈欣的又一力作,跟以往一样会在这本杂志的读者圈里再一次引起热论,也仅此而已;远料不到正当我迟至奔三了才肯和我的青少年时期告别之时,这个最后扫过的作品会成为一部突破一本小众杂志读者圈,影响全国年轻人,甚至摘取全球科幻小说的最高奖,不仅是中国第一次,还是亚洲第一次。

那一年我们经历了10.8级地震,又办了奥运。似乎是因此打了个激灵,从那一年起的这十年来,我们国家这种世界级亮相,越来越频繁。很多类似“夺取世界最高奖项”这种在我青少年时代还属于“终级目标”的事情,都一一成为了现实。往日的“终级”已变成里程碑,往日的共识也同时被消解,社会早就进入了下一步争论,即我们到底追求什么价值观?该去往何方?至今离达成新共识还差很远。在争吵背后有着一个关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的齐声叩问。不敢在此过多代表别人,至少我本人曾经受教于从早期的《独立日》、《空军一号》到《后天》、《星际穿越》、《隐藏人物》中的美国价值观,也同时为它在更多美国大片之中的滥觞渐感厌烦。至今每每看到为国家私牲家庭的典型人物宣传,都会陷入矛盾的情绪。

知乎上关于刘慈欣作品“人物脸谱化”、“缺乏人文关怀”,以及集中在演员吴京身上的争议,其实都共同指向同一个命题:家与国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对爱国主义宣传的反感,背后也是对下一层逻辑的恐惧,即假设国在这种宣传中被放大至如此地位,会导致更轻易即可牺牲家。许多人之所以完全不顾电影具体内容就去抱团批判,就是因为他们真正惧怕的就是这种使得设定对家的牺牲绝对合理化的灾难设定本身。在和平年代他们能理直气壮坚守个人小确幸,在这种灾难下是无法不立即消失的。另一方面,我们离战争的年代实在太久远,以至很多人哪怕想赞美牺牲,也流于肤浅、表面和煽情。我们既赞赏美国电影中无论何种灾难之下永远家庭第一的理念,又看清了故事情节每每为此作出过多合理性牺牲。以往我们作为学习者也好,审视者也好,都是抽离去看待所谓的“普世价值”;现在我们不知觉地站在了普世价值的书写者之一:当灾难来临,如何撰写人与社会的史诗?我们对于个人的不得已的牺牲的伦理和情感旋钮,到底应该调到哪个档位?我们不再满足于写一个有特色的自己来反衬世界,现在我们直接写世界。

可能太激动,又不自觉地代表了别人。毕竟,从2008年到2018这特殊的十年,社会意识还发生了很多巨大的变化,使得我今天再看这部电影有很多奇特的感受。下面还是回到这部电影,谈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吧。

《流浪地球》原作,其实刘慈欣生涯比较后期的作品。当年在《科幻世界》上闪光的还有很多位作者,但到后来可以感受到刘慈欣的能量渐渐超过了其他人。他后来能成为唯一突破国内的小众读者圈,一举冲出亚洲的那一位,并非完全没有先兆。他的成功离不开《科幻世界》那段时期的所有其他作者以及读者和编辑共同形成的成长环境。

电影的成功引发了知乎上产于“何谓科幻”和“硬vs软科幻”的讨论。但是类似这些基本问题的争论,早在十几年前就是这本杂志上的读编往来的常见主题。甚至是这本杂志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对“科幻小说”的总体界定,又对各种门类和属性有清楚的区分,并十分良性地在杂志之内鼓励既有分类的齐全展示,又不时高亮推荐一些无法分类的独特之作,哪怕从文学技巧上这些作品都很不成熟。该杂志当时这种持续深化的对“何谓科幻”的探讨,放在今天都是领先的。只可惜那个时期杂志还是小众,且能跟随这种讨论的持续读者。至少对我来说,“科幻”一词就是由《科幻世界》上的作品一定义的。后来4G时代来了,视频网站都已经有蓝光级别质量的时候,网上选个电影看,类别“科幻”下的那些电影,长期让我在浏览时脸上不禁地挂着屑笑。看到现在知乎上讨论这下问题的水平和深度我才想到,也许现在更多的人对“科幻”一词的认识就只依赖电影分类,以至当一部以老科幻迷标准公认软的科幻作品以电影的形式进入更多人视野的时候,很多人感觉“硬核”了,而实际上只是在科幻电影中比较硬核而已。

这十年来,大量美国“硬”科幻电影催生了一股“技术挑刺党”,已从兴致勃勃发展状大到惹人生厌。在长期由“科幻”电影代为定义“科幻”至今,竟然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不要过于理会这些细节,而应该去享受这些电影中贩卖的那永恒不变的人性主题,以至当一部原本纯正的科幻作品哪怕已经在人本主义方面进行了完善后摆在大家面前时,还是导至大量的“缺乏人文关怀”的批评。我毫不否认对人本主义的关注是文明的进步,只是突然明白,若纯正科幻从定义上就不负责承载大众关怀,而只是追求“what if”的纯粹的设想自由,那么它注定是小众的。

相比科幻小说,我国在电影方面,冲到世界舞台的时间要早得多。作为普通观众,我至少知道陈凯歌、张艺谋、王家卫、贾樟柯等人作品的例子。这些作品都透露着对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和当下的种检讨和反思的态度。这种对本民族的近乎苛刻的自我批判和全方位高标准,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我们之所以杰出的原因,但在这几年已经引起了从官方到民间的大量反弹。我没在国外长期待过,但从我在国内看到的架势,仿佛觉得外国人会看到两拨中国人同时以相反的角度极力向世界大喊我们对下一波现代化的追求,一拨人通过表现我们对自己的反思批判力度和深度,而另一拨则通过表现我们对西方的反思批判力度和深度。往远了想,我感叹经历近代百年耻辱开始,我们已走到最前面的这步,因而为自己能亲历而感到庆幸。往近了想,感觉这又无非是八十年代思潮的复兴和继续而已。

至于很多人提到的我国电影工业的屹起,我反倒觉得这部电影更多地是对《后天》和《环太平洋》的直接借鉴。特别是很多特效,虽然已经十分出色但显然还未达到最先进的水平。当然,追究这个是无聊的,因为我同时也深信这之中的障碍不是技术水平而是钱而已。随着电影吸金能力的进升和大型计算能力的普及,原本只在物理学研究中应用的多物理场仿真乃第一性原理计算机模拟,已经大量应用在创造逼真的电影特效中,改变了以往靠仅相当然绘制的做法。哪怕《蝙蝠侠》中只是表现一群蝙蝠飞过的一个镜头,都动用活性物质(active matter)模型的第一原理性模拟,以产生那种时有时无的体群运动现象(collective motion)。知乎上也有很专业的回答介绍《超能陆战队》和《环太平洋》中光影CG的先进性。仅从我专业的角度,《流浪地球》里有好几处流体力学现象的特效,似乎第一原理性不足,典型例子包括:巨型推进气排出的物质在前进着的地球后面的飘散,地球大气被木星引力捕获时的现象,还有点燃木星与地球大气那刻开始的发展等,从我直觉上都稍有那么点儿违反物理直觉。很多人批评的“木星引力突增”的点,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如此宏大的工程计算,理应对初条极端敏感。实际实施方案不可能缺少频繁和强大的纠正。这些纠正也是基于不断按最新状态调整新的初条进行计算所作的,对总过程来说,也充其量算作微调。诸如落入木星洛希极限内这种跨越人类多代际的不可挽回的大尺度跑偏,到能被发现时,对恰好经历的那两、三代人类而言都已属于十分突然。而且自发现后,理应还未必马上能预测到结果是不可挽回的,必然又经过多种方案的争论和尝度,又叠加一系列微调,直到最后一刻,宿命才渐渐显现。因此,发现问题完全可以是缓慢的,长期的,并不影响接受或反抗宿命这一过程的突然性,使得电影里的故事还能同样的时间内讲完,反而产生更多末世人心的社会背景的创作空间。当然,这些细节,只是在纯正科幻小说的标准下的讨论了,在“忽略技术细节好好欣赏大片”的今日讲究下已属多余。

看完这部电影,“八十年代”这个概念确实一直浮上我心头,除了上述的这一层,我却再想不到跟电影什么明显的关联。也许是电影结束时那一页页书,特别是那上面的字体和版式,引发了那个年代翻书的一些感觉;也许是从这部被拍成电影的小说想起更多当时的其他作品中的“老干部”惯性三观;也许更多的是感受到一股莫名的“科学的春天”的兴奋和激动。虽然这一大批科幻小说是1990和2000年代涌现的,但我觉得它们在“科幻”上充当了先锋的同时,“小说”上延续了八十年代的风格。它们的落后性早已被消化:印刷美学的重视使得现在别说畅销书了,就大学课本的新版都有别致的版面。对人本主义和普视价值的认识也不再是萌芽式被言及,而是以一个灾难重生的基建狂魔角色亲自向全世界诠释。“科学的春天”演讲和以徐迟为代表的报告文学催生的中国特色“民科” ,今天大家已熟见至几乎懒得理睬。“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的那一代,已经带队在世界电竞比赛上夺冠(也许不是最合适的例子)。总之,八十的上个世纪一切在今天好像都可以平静地告别了。看到电影最后那些由密密麻麻地旧式排版文字页面揉成的地球,我只能自己怀念一下当时在炎夏还没有空调的宿舍床铺上翻看杂志的自己,阅完全文后,意犹未尽地翻回到开头,看着全文唯一的油印出来的硬笔插画,土得掉渣的艺术字标题,以及作者姓名,大脑就好像电影里那颗符号化的流浪地球,一直在书卷之间穿棱不止……

我学习高分子的一些经历

在微信上看到了于同隐先生逝世的消息,享年101岁。于同隐先生是我国高分子学科的先驱,关于这些已经有很多材料记叙,例如:

像我这种年轻一代的小虾米,对于同隐的直接了解无非只是书本的作者。像上面列出的这些由与他长期亲密相处过的同事讲叙的经历,我也是这两天才读到。里面提到,在“大跃进”时期,于同隐先生被任命为复旦大学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和教研室主任。他在美国的博士学位是有机化学方面的,但他知道高分子学科既需要化学又需要物理的理论基础,于是:

在派人到北京取经的同时,于同隐带领同事与学生“边干边学”。请数学系老师讲微积分,自己亲自上台教英文,指导学生阅读高分子经典研究著作,组织翻译引进学术,充分发挥年轻教师的才能,初步搭建起复旦高分子科学的基本教学体系和框架。——张剑,《风轻云淡仁者寿——庆贺于同隐先生百岁寿辰》

还有一个文章甚至这么写:

接受任命的主要原因是,于同隐早就认识到高分子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必须把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和高分子工艺等学科融会贯通,才能形成完整的教学和科研体系。但那个时候,教研室内对高分子化学都很陌生,更不要说高分子物理专业人才。于是,于同隐下定决心,自己带头去搞高分子物理。

要搞高分子物理,就会碰到很多数学和物理的题目,而数学素来是于同隐的短板。高考时,高等代数三角一门,于同隐仅得了24分,解析几何仅42分;大学里唯一的数学课程初等微积分与微分方程也只是刚好及格,是他所有课程中得分最低的。这样的数学知识与水平,很难解决物理方面的问题。

已过不惑之年的于同隐,坚持自学补课,并率先在教研组给青年教师讲解高分子物理中常用到的数学矩阵,介绍高分子的多重结构。由于复旦的高分子学科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仓促建立的,师资不足,为此,学校抽出12名化学系三年级的本科学生,让他们提前毕业,留校充当高分子专业的青年教师。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江明正是这12名学生之一。江明院士回忆说,高分子学科建立之初,于同隐曾专门请来数学系教授为大家上课。当时读的是一本俄文专著,非常难读,他就带着大家一起读,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请数学系的老师讲解。

于同隐还亲自带着大家在化学系图书馆查阅资料,资料都是英文原版,可大家学的是俄语,看不懂。于同隐总是不厌其烦地一句句翻译了再讲解。到了1959年冬天,他还专门开办了英文突击班,教了一个寒假,帮大家打下阅读英语文献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虽不是于同隐的在册弟子,江明院士也总说自己是于同隐的学生,“他真正是我们科学道路上的引路人”。

——方艾青,《“高分子先生”于同隐》

我在学习和研究的道路上,也长期遇到数学和物理方面的困难。因此,自从走进高分子物理或流变学方面的研究后,就总是先天性地感到底气不足。从外人看来,我似乎是兴趣昂然地一路学过来的,但实际上内心每每需要拿出很大的勇气。我的这点学习经历跟于同隐的丰功伟绩无法相提并论,反倒是他的事迹对我有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也记叙一下我是怎么不断学习高分子物理和流变学的,特别是借此机会感谢教育过我的几位恩师。

我本科就读的专业是生物医学工程,原本是个很交叉的专业,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的课程都十分薄弱。其中,高分子化学和物理是合成一门课,在一学期内上完的。课程选用的教材,我阅读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当时我也没有特别重视,期末没有挂科,就这么过去了。总之,我既没有在一个传统的高分子专业就读,也没有打下扎实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理论基础。

我们这个专业的毕业设计题目,也根据生物医学工程这个专业的特点,分为电子(做医用仪器、传感器等)、生物(细胞培养、组织工程)和材料学(生物医用材料)等方向,事实上这三个方向需要的基础知识分属三大专业,我回想一下,我们系的学生尽管经过三年的课程学习,但对这三个方向仍然都是外行,做毕设的时候都会遇到比较大的知识壁垒。大部分同学都会根据自己的兴趣以及“专业前景”来选择毕设课题和面对不可避免的专业知识的再补习。也很自然,生物类的题目和课题组是最受欢迎的(养细胞很好玩,又是“21世纪的学科”)。而我是根据我对老师的印象来选择题目的,找到了我一直欣赏的谢德明老师,学习聚乳酸的合成。当时,环糊精与高分子的包合物刚刚发现,他想通过环糊精的包合来改善聚乳酸的亲水性。事实上,我在毕业设计中做了的只能算是聚合和表征,远远没有实现这些想法。但是和大多数普通的本科生一样,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我首次接触到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进入了一个圈子,受到了“启蒙”。同时谢老师定期进行学习汇报,对我们阅读文献的收获进行点评,也指引了我们如何从文献学习,或者如何从阅读文献的困难中了解到自己理论上的有哪些欠缺,于是应该转而阅读什么样的专著甚至教材。我当时也还算用心,在聚乳酸的合成方面查了很多文献,总结出了几种催化机理,谢老师在有一次会上就此表扬了我。但最让我受益的不是这种精神上的鼓励(事实上我这人表扬不得,一表扬就会飘飘然,情商很差),而是具体称赞的一句话:“不管研究什么课题,都要努力成为这个小方向的专家。”这句话让我至今受用。

可以说,在谢老师指导下做本科毕业设计的这段经历,是我后来之所以走上科研之路的缘由,同时也是之所以选择高分子作为研究方向的缘由。在本科的几年里,我可能比较早就清楚我们在生物和医学方面的专业基础是薄弱的,不能跟医学院和生物工程系的同学相比。但毕业设计的这段经历让我发现,高分子也是一门高深而有魅力的学问,而且比起养细胞,我更喜欢“学问感”更强的高分子学科。

所以当时我决定考研,并且信誓旦旦地要报考复旦大学的高分子系,根据该系的考研专业课来复习(一是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二是物理化学)。也就是在考研复习的这段时间里,我才算是比较认真和扎实地学习了这三门课。当时首先需要的是要去书店找到考试对应的教材。物理化学方面,由于找不到复旦指南中推荐的教材,我购买了胡英的、韩德刚等的和傅献彩等的三套教材,作全面的学习,目标是能够应付全国任何一份物理化学的考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这样应付考试,可能是因为不知天高地厚吧。但也正是在这种目标下,我事实上打下了比较好的物理化学基础。然而本科《物理化学》的这些内容的深度,毕竟离一些基本物理图象的建立以及物理的思维方法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高分子化学和物理方面的推荐教材,很自然是能找到的就是复旦大学出版的《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修订版)》。前者可能比较少人知道,我是跟潘祖仁的橙皮书两本一起看的。而后者就是众所周知的那本绿皮书,高分子物理部分我就只看这本。

阴差阳错,后来我家人知道我竟然要报考重点大学,劝我不要冒险,我听从了。当时已经认真复习了一半的时间,其他学校的高分子系的考试专业不尽相同。查了一圈,也就近在身旁华南理工大学有高分子专业,考试专业跟复旦的相同,可以继续按原计划复习。于是,最终在报名时,我报考了华南理工大学,与复旦大学无缘。后来我还特意打听了复旦大学的招生情况,当时听说的是都没招满,就差1人,到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心有戚戚。

在华南理工大学,我来到了赵耀明课题组。赵老师一直是化纤方面的老前辈,课题组也以化纤加工课题为主,但他那几年也一直进行生物医用高分子合成方面的的研究,就安排我继续在这方面做点实验。我却特别想把我本科设计时的环糊精包合继续做下去,坚持跟赵老师说要做这个,还努力地写了一个很长的文献调查给赵老师。他看我这么热情,就让我做做看。到头来,跟当初本科设计一样,我在实验上并没有实现什么想法,只能说做了一系列实验。但这个硕士课题的过程,还是使我在知识基础上有了提升的又一段时机。

我从读研开始就一律只看英文教材。都是大部头。我也只能是“边干边学”,把这些书都带在身边,在反应进行的时候、食堂吃饭的时候、甚至上厕所蹲坑的时候掏出来看。说出来有些不雅,我肠动力不足,长期便秘。别人上厕所很干脆,我一蹲要半天,所以,真的有很多大部头主要是蹲坑的时候看掉的。这些大部头包括Atkin的物理化学,Isaacs Neil的理论有机化学,以及一本现在我忘记作者的有机合成。当时我能找到的外文教材选择是很有限的,很多后来知道的经典教材,书店不是没得卖就是只有很贵的影印版,而图书馆往往是阅览室有那么一本,能借出来的开架书库是没有的。所以我最终拿来看的教材后来才了解到并非是容易读的,但当时我都兴致勃勃地(也似懂非懂地)啃了下来,事实上这些书对我实际的实验并没有直接的帮助。硕士期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像是来这个学校读书的,不是来做实验的。

唯一对我实验有很大帮助的书,是Vogel’s Textbook of Practical Organic Chemistry。从这本书里我首次接触到“正规的化学实验室”的方方面面,并尽可能的在我身边的环境中实现。我也是在这本书上知道“升华”这种纯化方法具体怎么做。通过升化我的单体特别纯,又加上按这本书推荐的做法搭的无水无氧反应器,我硕士期间做的嵌段共聚物还是比较成功的。这一点使得我虽然没有实现我所说的所谓“环糊精包合物”,但是却得到了一系列分子量和嵌段组成的窄分布样品。在硕士的最后一年里,因为实验工作量有点不足,我就去拿我这些样品做了一堆DSC凑数据。

没想到这堆DSC数据,成了我之所以整个硕士都在看化学的书,后来却走进高分子物理大门的机缘。当时我想在硕士论文里讨论这些数据,从中说明些什么。在查文献的过程中就查到了平衡熔点法测共混聚合物相容性方面的文献。但是我的体系是嵌段共物,针对这种体系有没有类似的理论?我就查到了嵌段共聚物热力学的很多原始文献,看到Flory等高分子物理鼻祖的一些文章。

这也不是我首次看到这些教材上出现的人名的原始论文了。在看复旦大学的《高分子物理》时,我就找过课本后面的参考文献,当时的网络数据库还没有过刊(1997年以前的论文)权限,我又还不懂去图书馆查纸版。后来硕士期间看Issacs Neils的物理有机化学时,我就懂得去图书馆查纸版了,所以算是亲眼看过“Lewis碱”的那一位Lewis、“Brønsted酸”的那位Brønsted的原始论文。这些原始论文对我触动很大,我感觉我渺小的个体跟人类的历史联系了起来。至于硕士毕设期间看到的Flory等人的论文效果则很实际,不仅让我又疯狂地重新翻起了《物理化学》课本中关于热力学的可怜的那几页(还顺带发现了胡英版中的一个小错误),还让我首次知道了物理上(具体就是热力学)的讨论范式,即想要从理论上研究一个问题的出发点、观点。我不仅看了关于嵌段相容性的热力学,还看了大量关于溶液中形成胶束的热力学的内容。

具体对于我做的这一堆DSC数据,我看了R. Scott根据FLory-Huggins似晶格模型导出的二组分聚合物混合体系的混合自由能表达式(J. Chem. Phys. 1949, 17:279),以及T. Nishi等向液固两相共存的推广(Macromolecules 1975, 8:909),把式中所有能查到的物性参数都查了一篇(也是花了很大部分的功夫),拟合得到了聚乳酸与聚乙二醇的一个相互作用参数χ12,是个负值,这说明聚乳酸和聚乙二醇在熔融态是相容的。所以它们在低温下的的相分离应该认为是先结晶的聚乳酸把聚乙二醇往外排(相当于重结晶的纯化过程),而不是一个液-液相分离。这一数值和这一结论都是查不到相关文献的。这个“查不到”,让我当时反而没有什么底气,就只写在了我的毕业论文里。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样品和实验数据都很扎实,理论依据也没什么问题,既然“查不到”,那就完全可以发表。

整个硕士期间,我要非常感谢的是赵耀明老师。我当时特别坚持我从有限的文献中看到的一些观点和由此产生的幼稚想法——这也是大多数研究生的特点吧。但赵老师只会讲一、两句委婉的怀疑,大多数时候太过委婉,最后还是由得我自己去碰了。这种气度后来一方面也让我自觉地收敛和虚心,另一方面事实上也给了我很宝贵的瞎折腾的空间,所以才让我有了这接触到一些真正重要的高分子理论基础的原始论文的机会,趟开了未来的道路。

因此,到硕士毕业为止,我都只是在学习,没有什么科研上的产出。说的环糊精包合聚乳酸,其实也没有做出来(没法证明包在哪个嵌段上,我相信其实主要包在了聚乙二醇嵌段上了)。但是最后这一年,从接触到了高分子热力学一些比较原始的文献,自学,然后应用到自己的实验数据,得出新的结论,这样的一个过程使我尝到了科学研究的真正乐趣。我就想要继续在溶液热力学等方面努力。当时就在我同一个学院,就有这方面的专家——童真教授。他至今未改的简介中有一大段介绍他在高分子溶液相平衡方面的工作,这跟我当时看的过的那些二、三元聚合物溶剂体系的论文工作是同一个方向的。于是我给童老师发了邮件,想读他的博士。得益于GMail的容量,我至今仍能搜到当年的邮件。发了一封没有回音,我又发了第二封,自以为是地把我写的一些“作品”也附上去了。于是童老师回复了:

孙尉翔同学:

您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和兴趣,因为我出差的原因,没有及时给你答复。

1、首先,至今还没有谁就报考博士与我联系。不知明年是否还有硕士毕业后免试读博的,这样你可以免去考试了。望关注。

2、看了你写得东西,发现你对LCA还有些了解。不知你是否有兴趣做高分子材料的LCA?但是,我并不熟悉该领域,可能要你自己探索。

3、既然你决定以科研为职业(我个人认为只能是事业,而不是职业。),那为什么不想出国深造呢?国内的教育理念有很大的差距。

好!

keep in contact.

童真

于是我又毕恭毕敬地回复了一大通:

童教授:

您好!感谢您的回信!

1. 我会积极咨询了解关于免试读博的信息,谢谢您的提示。

2. 关于LCA的内容应该是曾钫老师的”高分子物理”课程的期末作业。当时我也仅限于在网络上搜索现成资料阅读并写进作业中去。基于这样的基础我斗谈谈对LCA研究的认识:环境问题日益研究,LCA是作为一种评价思想受到了重视。但是LCA从一种思想到成为实际可操作的指标,需要克服一系列的障碍,我觉得其中包括数的采集、数据库的建立和数学建模。一种材料或一件产品的在其生命周期中的物理化学参数和化学反应的信息,需要从不同方面采集到,而且这些信息是很繁杂的,需要建立数据库进行分类方便检索,最后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利用这些数据来得到一个可比较的指标,用以评价不同产品的环境影响。这些问题涉及到的更多是系统工程和软件工程的研究方向,
http://lca.jrc.ec.europa.eu/lcainfohub/toolList.vm
这是一个全球LCA分析数据库和工具软件的列表。其中有PE等大企业,中国成都有一家公司也在列表中。这些数据库和软件应该代表着LCA分析当前的进展状况吧。

3. 的确,我是决定以科研为事业的。在读博期间我会坚持对一个课题、一个问题进行比较完整的研究,不会急着毕业。出国深造我想过,留意过一些课题组。由于我想把所有时间花在课题和学习上,不想花时间考托福和GRE,因此美国不能考虑。欧洲搞软物质比较多,我给德国马普所一些教授发过电子邮件,还有荷兰等等,都没有回音,估计是一个邮件他们能得到的信息太少。归根结底原因是不太光彩的——我嫌出国的各种程序太麻烦。在中国也能找到好的课题组。现在中国很多科学家在国外受过教育,或者同国外联系密切,了解国外的教育理念。另外,我自己也会注意经常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个客观差距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去弥补。而决定在中国读博话,就一定是到您这儿读。因为我很喜欢您的课题组做的各种功能高分子科学方面的研究,并且通过平时上课以及您的学生,我可以比较了解您和您的课题组在各方面的情况。我离开赵耀明老师的课题组,并不是那里水平不高,而是我对工科课题不感兴趣,对工科思维不太习惯。我感觉在您的课题组里,会有机会进行高分子科学方面的研究,有机会加强理论水平。综合种种原因我决定在您这儿读博。

再次谢谢您的回信!

致,
礼!

孙尉翔

现在看来,引文中加粗的部分,都应验了(包括“不会急着毕业”)。一般来说,但凡有学生联系导师,导师都不排除这个学生也同时有在找其他教授。但当时我由于前文讲过的研究方向原因,就一定只想找童老师读博(其实读了之后我也没搞热力学,而是搞流变学去了)。所以我仍不放心,非逼着要跟童老师面谈。为此我发的这第4封邮件,现在看来也是好笑(我把我字面背后的潜在意思也用下划线部分写出来了):

童教授:

您好!我决定报考您08年的博士,现在正是考博网上报名的期间。尽管此前经过电子邮件与您来往过,您也向我导师询问过情况,但是我对您的决定还是没有底。因此冒昧请问能否找个时间进行简单的交谈,以便对我更加了解?(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要让童老师答应只要我分数过线就必然要我!)

我知道您很忙。我的报名材料都已准备好了(报考08年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如果您没有时间或认为暂时没有必要事先面谈,我就放心地先提交材料和准备考试,等以后有机会再向您请教。(我内心的意思是,我是为了考你的博士才考试的,否则我不会考博。你如果不面谈,又不劝阻我考试,就等于默认要我!这层意思也似乎没表达出来!)

提交博士报名材料的截止时间是12月21日。(这等于下个deadline让童老师在此时间之前要回复我。)

谢谢!

致,
礼!

孙尉翔

后来就跟童老师面谈了。现在童老师既是我恩师,又是我的同事、朋友。我和他聊过当时的情况,他都忘了当时面试问过我什么问题了。其实当时他听说我合成L-聚乳酸,就问了一句,这个手性怎么实现。我当时很笨,心里真的想:不是吧,堂堂高分子的大教授怎么这个都不会?我现在也感叹,当时真的一点没有怀疑这是考试,二十几岁人了怎么会这么笨。于是我就好像要跟学生讲课一般,从单体手性、内/外消旋、催化机理一直解释下来。花了这么一番功夫,我觉得我讲得特别清楚了,童老师脸上却没有浮现出“学生应用的心领神会”(当然不会有)。

总之,后来我来到了童老师课题组下,一开始做临界凝胶化的工作,后来让我将此与当时新了解到的大幅振荡剪切(LAOS)方法结合。这个结合的想法是不太妥后来没去做,但我由此入了流变学的坑。

我要上的博士课程还不算太多,自从拥挤的课题组房间终于腾出我的位置之后,我就整天到课题组办公桌前学习流变学。跟大多数初学流变学学生面临的情况一样,我没有合适的教材。童老师推荐了Bird的书,但以我当时的数学水平,没法看。我天天看的是原始论文,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论文我都看。很显然,如果Bird的书的数学我都不行,论文中的数学我也必然不行的,但我就这么看下来了。也许造成我跟很多物理系出身的人不一样,我总有一种跳过数学推导去“读懂”一篇论文的方法。这里的读懂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那也许是一种似懂非懂。但这种“似懂非懂”的感觉对于一个完全没有物理和数学基础,又没有课本,却要去读浩如烟海的流变学文献的学生来讲是非常宝贵的。而且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的笔记,也可以说比“似懂非懂”还是好一些的。

我和童老师同在一室。我天天坐在那里看论文,童老师不时出来伸个懒腰,就看到我屏幕上显示一些印刷古老的版面。我爱看老论文对他来说还是挺新奇的。于是,他让我写一篇关于LAOS的综述,看能否投到一个中文的化学期刊上。我于是发奋图强地写了一个自以为充满历史感的综述。事实上确实记叙了很多我自己从文献中总结的有趣的小史实,例如一些流变仪器设计的发展。但这些历史不适合写在一篇综述里。童老师当时打击我这些是“名人佚事”,说“名人佚事不归你来写,你到退休了再写这个不迟。”最终修改后,也还是因为“数学太多”,不宜投到什么化学期刊而作罢了。最终我赖以毕业的论文迟迟没有发表,我还延期了半年。果真就是“不急着毕业”。

正如上述的这种交流,是与童老师同处一室的好处。我常常在一个普通的安静的工作日上午,脱口而出就问百忙中的童老师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其实都是看文献累了就突然想搭快车、懒得又去查。童老师从来没有“经不起”这种“突然袭击”,我看的无论是本构方程中的某个张量还是某个人名,他都信手拈来地帮我补充完整的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经常看到Cox-Merz rule,是什么很牛的东西吗?意味着什么?童老师听了就说,哦,就是个经验、现象,发现经常符合,也有不符合的。具体为什么也不知道,就经常用了。类似这种通俗而又不失准确的精简评价,节省了我大量时间!

博士阶段,我学习经验也丰富起来,能获取资料的范围扩大了,同进也有的放矢去学。在流变学方面,我还是以Bird的书后附录为核心,又从图书馆借了几本张量代数和连续介质体力学的课本,把本构方程这件事啃下来了。同时还浏览了好几本流变学教材。09年首次参加上海交大的流变学讲习班,也让我亲扩大了见闻,在讲习班上还认识了许元泽老师。后来我成了这个流变学讲习班和复杂流体研讨会的常客。11年,童老师还资助我到德国KIT学习。这是我一篇关于LAOS的论文发表后引起了Fourier变换流变学提出者M. Whilhelm的注意,他认为我们的信噪比可以提高,发信给童老师邀请我去那里学一下“正宗的LAOS”。我在那里度过了我至今唯一的“国外学习经历”为期一周,虽无学位但已获益良多。

除此之外,由于我研究方面是胶体,在对流变学有一定的把握后,我又在胶体物理尤其是平衡态与非平衡态统计物理方面下功夫。这又是一个我完全没有基础的基本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也陆续遇到一些基本的数值分析方法(如积分、微分)、有限元法解偏微分方程、多参数的非线性拟合等手段简单,乃至最近还自己尝试了一下分子动力学的Verlet算法。这些方面的知识,我从博士三年级左右,一直学习到最近,才感觉刚刚入了软凝聚态物理的门。事实上,上述的无论是数学基础还是基本计算技能,都是物理系本科生就掌握的。

临近毕业,童老师看我这种性格到了社会职场多半要饿死,可怜我收留到自己组里。于是我成了一名青椒,科研真正像我当初读博发的邮件里写的那样,成了我的事业。我也再也没有年轻人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状态了。有人说成年的一个特点就是承认和接受自己的平庸。我的理论基础甚至连平庸都不如,我的智商也是平庸的。以一个独立科研工作者的角度,我合理组织各方面力量、处理各方面关系、从而完成出色的科研工作的能力也很平庸。我唯有的特点就是一直在学习。这一点,我之前也一直以之自卑,觉得这无非是我各方面都平庸的必然后果。除了只能继续学习之外,跟其他具有更高起点的同龄同行一比,就觉得我的前途是灰暗的。所以,看到了文章开头引用的关于于同隐先生当年年过40仍然在自己不熟悉的数学和物理方面努力,并最终建立了一个体系完整的复旦高分子系的事迹,还是挺受鼓励的。我在单位混迹了4年,相当于又一个本科的时间,或者又一个直博的博士时间。我也可以说在年过30勉强入了物理学研究的门。至于当初谢德明老师所说的:从事一个方向的研究,就先成为这个方向的专家——这个层次我还没达到呢。但单位这时就已经让我准备担任聚合物流变学和高分子物理这两门课程。 我回想我自己接触和进入高分子学科的这十几年受到的各个前辈的精神和思想上的薰陶,正苦苦思考,除了具体知识外,如何把这些精神力量也通过课程传授给学生。

最后,有些小事我前文没提到的,补充一下。其实我硕士期间就曾经拜读过于同隐等人整理出版的《高聚物的粘弹性》一书。当时觉得真是《高分子物理》的很好的补充。最近从各类关于于同隐的事迹中了解到,这是从1979年UCBerkeley的沈明琦教授来复旦讲课的讲义整理出来的。沈明琦(Mitchel Ming-Chi Shen)比于同隐年轻(1938-1979),却正好是在1979年去世。他是Tobolsky的学生。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后,到了加州。他继续发展了Green-Tobolsky的瞬态网络模型,而且还有一本书Introduction to Polymer Viscoelasticity。当然,他只署名了第1版。现在普遍能找到的是第3版,距第2版都20年了,所以上面没有早逝的Shen的名字,但从书中附的第1版前言署名仍然看到Shen的名字,以及保留着“献给Tobolsky”的一句话:

To A. V. Tobolsky, who first introduced us to the mysteries of polymer viscoelasticity and to the ar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这个第一版的前言还提到了执笔这本书的受爱尔兰作家喬伊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启发。据说这也是一部有趣的小说,我于是想找来看看了。

《羊城晚报》

搬进新家后,除了网络、媒气、水、电正常之外,还开通了有线电视和订阅《羊城晚报》。特别是后者,是像父母一样从小到大陪伴我的东西,感觉有它在才像一个家。虽然这么说,以前跟父母住的时候,其实很少看报纸,都是父母看。现在搬过来了,才真的自己翻开每份报纸逐版浏览。

亲自看了之后,才感受到《羊城晚报》的品位。虽然现在早就是互联网时代,你哪怕只上微博,该知道的新闻都能知道;但是看过《羊城晚报》之后,才能感受到其价值珍贵。

首先,《羊城晚报》有基本的操守。在互联网时代,“标题党”似乎已经成为无法扭转的行业惯性,也没有底线。这样的例子很多了。最近的一个不幸的新闻,知乎上有用户又列举媒体无赖下作的做法。而《羊城晚报》对这则新闻的报道就完全没有这种下作做法:杀害中国女留学生两疑犯落网。当你阅读到这个新闻,你看到的是三观端正的正文,同时你看不到三观毁坏的网友评论。阅读这份报纸,你形成的是客观与关怀的情绪。这本来就是新闻应该给予读者的效果。但是上网看新闻的效果恰恰相反。《羊城晚报》给我的良好印象当然不止是靠这样一个例子。除了操守之外,该报选择的一些观点也比较进步。我们国家其实仍然流行很多落后和低层次的观点。例如韩春雨的新闻,整个互联网主流就是赞颂、树典型。一旦树典型,各种夸大事实就无低线无止境了。这种做法可能是文革习惯,总之今时今日我们报道见义勇为、报道好人好事的方式仍然是“高大全”。广大网民似乎已经习惯这种假象,一旦一个人物有什么污点,就会当场反转臭骂。捧杀和棒杀的戏码天天上演,可怜了无奈的当事人。对韩春雨进行客观、务实的解读,才是对他继续正常发挥才华的最好保护。在这个知乎问题下,可以看到“头条新闻”对韩春雨的经历如何夸张。“科研欠费40万”——seriously?但是,科研圈子的本来状态,也是外人很少了解的。对科研事业的评论,无论是弹是赞都也鲜见到位的,因为毕竟有个门槛在那里。《羊城晚报》的这个评论就十分到位。该报选登这篇评论,也是彰显务实求真的追求,反对动辄捧杀动辄棒杀的落后做法。这种对现代文明价值观的追求,在被草根网民占据的中文互联网是看不到的。

其次,一份报纸除了爆炸性新闻、毒辣的评论之外,还有平静的本地新闻和副刊。这里充满了人情味和精神食粮,市井至例如天热煲什么汤,哪里有新开的料理,高雅至现代诗和散文。偶有妙文令你爱不释手,想要剪下来。这些也是成天拿着手机刷新闻所获得不到的,因为在你的手机屏幕里,这些时令汤水,远不及淫乱3P致死抓眼球。

最后,旧报纸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