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晚上做了个梦，以梦来讲算是情节很长而来龙去脉又很清晰的了，尽管醒来之后一回想还是觉得可笑。梦的内容也不出乎我的预料，典型的日有所思。虽然只是个梦，但我还是感叹，我兄弟现在无论要争取什么、争取多少，一旦跟他所失去的事情相比就必定微不足道，在世上也不可能找到等价的补偿。既然如此，无论是要登报纸、举报、打官司……都无异于自己定个目标自己去完成，自觉比啥都不做要强一些罢了。每次我想到这里都不是滋味。但是不论结果如何，我对我兄弟和他父亲的敬佩是毫无疑问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面还会有更多的困难和厄运。假使“友谊地久天长”这一点能够使他更容易些，那我也就好受些，因为这是我唯一能拍胸口保证做到的事情。其次，我也希望这个社会能继续保持改良的方向。我朋友的父亲之所以等十几年，是因为他相信至少下一代能过更好的生活（他也盼到了）。同样地，大家之所以不“造反”，也是因为至少生活是在变好，我们这一代的各种冤屈，下一代有望免受，因此似乎也就作罢了？……

今天新闻的头条是：

28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中强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和信访制度，运用法律手段维护稳定。

我看后又忍不住有点感想。

今天出去吃午饭的时候买了份《南方周末》，其中B9、B10版做了去年年末执行枪决的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的题目。这两版我还比较愿意看是因为《南方周末》记者没有说话。一篇是“死刑官员曾锦春对话反腐学者”，王明高与曾锦春之间的问答实录。另一篇则是曾锦春的自述。里面有一些内容，恰好可以拿来解释杨优棠的事迹。我相信曾锦春的昨天，就是杨优棠的明天。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我一直有一个看法，那就是贪官大多数是农家子弟。不仅把钱看得很重，而且从小没有丰富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信奉等级观念。有很多贪官，并不是当官之后受到诱惑而腐化的，而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冲着钱而选择当官这条路的。

当被问到当初是怎么入党的时候，曾锦春自己说：

我是1966年3月29日入党的，大二的时候，那一天我至今依然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有个想法：一个男人，要么当官，要么发财，能光宗耀祖。我思想深入有升官发财的想法。毕业之后，虽然我发表文章说要为人民服务，但思想上还是想发财。

1966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能够入党的，成份当然是N代贫农。所以，从以上信息来看至少张锦春符合我的看法。

在《曾锦春自述》一文中有这么一段：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猛烈冲击着社会……有一次我去看望1970年代的临武县老县委书记，我当过他秘书，由于在位时，他的三个小孩子都没安排好工作，现在都下岗了。他只得请我帮忙，真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想我不能像他，有权便要用足，不要过期作废，再来后悔。

他在访谈里也说到：

我想，当官司无非就是为了发财，当官是一时的，搞几年就没有了，发财是一世的。市委书记在搞，我们也搞，没有什么大错的，只要书记把握大局就可以了。

因此，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其实是个普遍真理。这句话既从曾锦春口中说出来，也从杨忧棠口中说出来。在灯下黑博客里有这样的描述：

1995年9月他接任梅县纪委书记前，经常唉声叹气，心理极不平衡，闲聊中时常发表高论：反腐败反腐败，反什么腐败呀？现在谁不想腐败呀，只是坐不到位置，手中无权无钱，无条件腐败罢了——我也想腐败呀，没有条件，怎么去腐败呀？嘿，要是有条件呀，我比他们还腐败呢……（《冤大头》上册P63）

……吃点喝点算什么？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尽管曾锦春不断进行深度地自我剖析，我还是更倾向于相信保护伞的缺失或者倒掉才是曾锦春“出事”的根本原因。

市委书记都不敢监督我

王明高：你认为，制度建设上存在哪些问题？

曾锦春：制度总的来说是好的，关键是落实。制度不落实，就成了挂在墙上的月亮。省纪委每年都搞红包上交，私底下有些人是收多交少，收一万，交一百。我当市纪委书记时每年交一万，实际际上收的远远不上这个数，做做样子而已。

当时郴州提拔干部都要按“一把手”书记意思办，先是组织部按书记的意思召开部务会，然后是书记办公会，书记同意后召开市委常委会，就是形式而已，党管干部实质上成了“一把手”管干部。

还有个重要问题是谁来监督纪委书记、纪委干部。我是市委副书记，又是纪委书记，谁也不敢管我。纪委应该属于同级党委领导，但对纪委书记，同级常委监督不了，纪委自己也监督不了。李大伦作为市委书记多少有些违纪，他也不敢监督我，怕我向省纪委专门报告。对于人大、政协和群众来说，纪委是党内的事，我当纪委书记的时候要搞什么就搞什么。

王明高：请就你的经历，谈谈监督纪委书记存在的问题。

曾锦春：第一，纪委的权力越来越大。连任用选拔干部都要通过纪委讨论通过，虽然是形式，但纪委也是起作用的。第二，在郴州，纪委书记同时是当地大要案协调小组组长，除了管纪委监察工作外，还管起公检法来了，容易从中捞好处。第三，在郴州，建筑工程招投标领导小组副组长是纪委书记，建筑领域是赚钱的地方，这给了纪委书记一个依法腐败的平台。第四，郴州矿山整治领导小组副组长也是纪委书记。组织上给了我平台，我纪委书记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介入其他领域搞腐败。

——摘自2011年3月24日《南方周末》B9版《“我当市委书记，市委书记也不敢监督我”——死刑官员曾锦春对话反腐学者》

下面是曾锦春审判视频：

请关注纪委维权博客灯下黑。

“灯下黑”苦主按：1、《他们的德性，连卖淫女都不如》，是在2004年春节写成的。自然，文中指的是在此之前的那些猪猡们痞子们。时至今日，其所指的内涵和外延都已经扩大了；2、文中“1995年冬，亚陶家阳台对面搞装修的住户……”，装修工人是自己不小心从窗户跃出来摔死的（见《冤大头》上册P4）。写书写文章必须考虑全文连贯前后照应，但又不能啰嗦重复，现在是摘录，有些地方难免使读者云里雾里的。《冤大头》上、下册的链接已公布在本博客导读中。不便之处，请见谅。

当时只是副书记的杨优棠自己说，只要有条件，我比谁都腐败

1995年9月他接任梅县纪委书记前，经常唉声叹气，心理极不平衡，闲聊中时常发表高论：反腐败反腐败，反什么腐败呀？现在谁不想腐败呀，只是坐不到位置，手中无权无钱，无条件腐败罢了——我也想腐败呀，没有条件，怎么去腐败呀？嘿，要是有条件呀，我比他们还腐败呢……（《冤大头》上册P63）

他的真正的疯狂是在95年底当了纪委第一把手几个月之后——嘘，按照院子内同志们的背后议论，那帮家伙哇，像刚从牢房里放出来的色鬼、饿鬼。——吃点喝点算什么？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是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其他的诸如贪赃枉纪枉法收受红包贿赂等等是暗中的事，只能依靠组织查办之后才有可能下的结论，在此亚陶不敢妄说。闻得到看得见的吃吃喝喝，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你一大跳呢——一年有12个月，1个月平均30天，早餐除外，1天2顿，中午和晚餐，除夕的年夜饭他都要在外面酒楼吃呢，除了偶尔生病，他的中、晚餐全泡在酒楼中。好，咱们算一算他的餐费开销，像他这种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的头衔，点菜4至500元，不算高档吧，酒水饮料香烟共4至500元（3至400元一瓶洋酒不算高档吧），三陪小姐的小费200元，只请2个，每人100元。喂，这不是嫖娼费用，只是喝、唱、跳的小费喔。平均每顿饭总开支1000元，好不好，1天2顿2000元计，一年下来起码70多万元呐。还有呢，节、假日就不只是吃了，还要娱乐，到度假村等等什么的，不用钱花哪？（《冤大头》上册P106）

纪委的同志都知道这个秘密：杨优棠住的常委楼在大院后门的围墙外，沿着甬道走不足100米，常委楼的住户们每家都配有后门的钥匙，供他们随时出入。领导们的车，晚上都停放在大院内，下车后步行从后门回家。杨优棠也不例外。

但是，他的车子，星期二至星期五早上，上班时，大家都能一眼瞧见，他是步行从后门来办公室的；星期一早上例外，他是开着车子从政府大院的正大门而入……

去年5、6月份，办公室有一位老同志退休，同事们相约到皇宫酒家相聚欢送。……席间，他提议，……既然高兴，痛快点，小姐，喝交颈酒。……杨优棠举起酒盅，说：“动作要标准。来，小姐，做个样子给他们瞧瞧，他们是老土。”他们端起酒盅，做起了示范性分解动作，对着大家说：“呶，右手端杯，要抱紧贴近；左手呢，放在这里。”先是放在小姐的细腰上，然后拿出来在空中晃了晃，说，“放在这里最舒服。”他解嘲似的笑着，左手在小姐胸前高高隆起的敏感部位比划比划着。……“上酒楼喝酒吃饭，不就图个潇洒痛快。”……唱跳闹到将近9点钟，散场。

时间还早，亚陶顺路到附近的朋友家里坐坐，朋友不在。掉转头便直接回家，散场至现在大概过了10多分钟，同事们早已走光了。路过皇宫酒家门口对面的小坪时，刚才的三陪女站在那里，亚陶无意间与她对视了一眼。

亚陶沿直道往前面100多米处，有一建筑工地，跳下单车欲方便，将单车抬上行人道的树下，弯腰锁车时，无意间回头一望，见杨优棠的小车停靠在三陪女身旁，杨优棠的头从车窗里探出来，看上去在嘀咕什么，三陪女的眼睛望着、手指着亚陶停单车的位置，杨优棠的眼睛顺着她手指着的方向看了看，一会儿，把头一扬，推开车门，三陪女钻进车里，小车朝亚陶的方向驶来，亚陶赶紧闪进建筑工地……

办公室里，也不时会议论那些中弹落马的贪官脏官狗官，其中好多是因二奶三奶而出事露馅的。杨优棠常常经验十足地不屑地说：“那些人是傻瓜、蠢货，当官的人，包二奶、三奶，很能哪？多花一点钱倒没什么，关键是把自己的腿串进她的裤裆里，凡事得顺着她，不出事才怪哩！找个年轻漂亮的、素质高一点的，玩上个把两个月，最多不超过两个月啊，有点感情，然后“拜拜”，换另一个……

高家庄——“高”，“实在是高”！（《冤大头》上册P115-116）

梅县纪委近年来反腐败“战功卓著”，特别是今年初已成功地突破了4宗百万元以上的经济大案等等，但实际充其量不过是“协助”县检察院查办的。今年上半年立案15宗，事实上只有××镇畜牧站副站长（工人）梁××一宗是真正本委立案查处的。

梅县纪委领导班子一正三副（正职杨优棠57岁。黄国平约40岁和×××、卢景标），除卢副书记自律意识稍强（实际为“不得宠”）外，加上×××这“四人帮”，对机关其他20多位同志是“看不顺眼用不顺手”的。同志们背地里称他们是“刚从牢房里放出来的饿鬼、色鬼”（1995年10月以前李××任书记时比较注意形象他们被“压抑”着），现在梅城的“碧桂园酒楼”、“歌迷海鲜舫”两处“鸡窝”是他们的“根据地”，各高、中档酒家他们无处不到，除早餐外的其它饭餐都在“灯红酒绿”中。据杨住家附近小店的人讲，1996年除夕年夜饭都只身在外吃，鱼肉（报销费用）的当然是“油水部门”和案发单位了，在觥筹交错之间，“化干戈为玉帛”……

杨优棠（当时）自己驾驶县纪委“面包车”，每月必有2-3个休假日……换车。春节前的一个休假日……司机接车时发现第二排座位上留下一块6-7平方厘米的精液痕迹。司机事后特地拖我去看了痕迹……

正是：

铁锤镰刀蒙污垢，反腐自朽罪当诛；
蝇头小生挑大任，乌贼骨里灌铅汁（意即本是“轻骨头”却把自己看得很重）。

（《冤大头》上册P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