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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人生乐趣的认识

看到有人讨论“人生的乐趣”这个话题,我也说两句。

如果是为了短期目标的快乐,那也有一说:人生应该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这又是一个无解的命题,什么是美好的事物?

但凡乐趣都或多或少来自于已有知识或技能。如果有什么乐趣完全不需要已有知识或技能,那这多半就是纯感官享受,甚至是动物本能。例如吃甜的东西不需要先学习感觉甜味。哪怕是无聊了看古装穿越剧打发时间,那也得先学会听普通话,有基本的语文水平,否则就只能达到婴儿的程度,看到红红绿绿的光影闪动觉得新奇的这种层面的乐趣。不先学习,是不会知道什么是美好的事物的。人学过什么,了解多少世事,走过多少地方,决定了他认为什么东西美好。

但是李敖也说过,「为了一流的快乐,就要放弃简单而普通的快乐」,所以为了有房有车的一流幸福感,就要放弃此刻打游戏简单普通的幸福感而去搬砖。这些想法是没有问题的。

所谓“一流的快乐”,无非就是指需要事先具备比较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享受到的乐趣(而不是有房有车),例如演奏钢琴曲的那种乐趣(特别是演奏织体复杂,思想深刻的钢琴曲,只有达到这种程度的钢琴家才能享受到的乐趣);所谓“就要放弃简单而普通的快乐”,无非就是说人生时间有限,所以钢琴家从小就得当苦命的琴童,以练琴作为童年唯一记忆,因为要达到那样的乐趣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非如此不得在有生之年内完成(还得搭上天赋)。这跟凤凰男式的“有房有车”愿景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十分尊重和推崇这种耐心,无论是艺术领域还是体育,我都认为这是因为最大限度地自觉远离动物性躁动,朝圣般地自制,因而才能达到的人类特有的文明高度。这也与快乐不矛盾,例如打羽毛球不先随便上场乱打,而是先学习和训练叠步,挥拍等基本动作,从基本功练起,往往是这样学习而成的爱好者,最有打球的瘾。只有自制力和耐性尚未养成的3岁小孩,才会对先学基本动作感到不耐烦和多余。“有房有车”算哪门子“一流的快乐”?为了“有房有车”这种“一流的快乐”去搬砖,放弃了去网吧开黑这种“简单的快乐”,这是卢瑟吊丝的理解程度。

Google Scholar和检索

最近有一篇《为什么科学家需要google》在微信和微博之间流传甚广,甚至我老板都转了。我也看了这篇文章,没给打赏。作者还是注意了讲道理的先后顺序的。先正经地介绍了Google Scholar可以用来做什么,然后才开始发表观点。可是,对Google Scholar的介绍让人觉得Google Scholar也没什么特别,ISI Web of Science也能做到这些。而后面发表的观点,行文风格很像倡议书、公开信、宣言之类的东西。我当然有点要求比较高了,也许在我老板长期影响下,我已经认为,把对的事情说出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搞清楚当局为什么“错”。而后者则正如问为什么“建国后的动物不能成仙”一样,永远是个谜。长期以来,各种网友带着优越感地宣传,为什么翻墙好,为什么Google好,可是我没看到一篇说到点子上的。大多数这些观点发表完了都很无力。事实上,所有这类事情,如果抱着计较利益得失的心态去看待,都其实没什么优势,越宣传就越让别人费解,就为这点儿事,值得花这么大工夫去翻墙么?反而显得装逼。事实上,就我个人而言,翻墙给我带来的工作和生活上的便利倒是其次,重要的是为了追求“独立思考”,我必须首先具备这样的素材。我如果要思考一件事情,必须按照逻辑把大前提小前提都一一验证。先要搞清楚是什么,才去想为什么。验证这些需要事实,而事实都记录在网上。这跟做科研有点类似,或者说,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习惯了用这种被训练出来的思维方法去思考的其他问题。在缺乏有效的获取信息工具的情况下,谨慎起见我是无法发表很多观点的,因为我无法为我形成了的观点准备事实基础。换句话说,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里,真正诚实知识分子是失语的。大家对社会不满,若想要求问知识分子,发言的往往是为着某个立场或势力背书。

敏感时期历史资料的开放,可供历史学家自由地研究各种问题,对于同一历史事件能够得出各种观点。如果说,当前互联网记录或产生着的是“正在发生的历史”,那么对互联网的封闭其实就是对这种“实时历史资料”的封存,使人从源头上就失去得出有理有据的独立观点的前提。你提出什么疑问,都没有事实基础——因为我封掉了你的事实基础——所以也就没有任何疑问可以危胁到我。如果说,敏感时期历史资料之所以能开放,是因为当局认为对那个时代无论什么疑问都影响不到其今天的执政;那么,之所以要封存“正在发生的历史”的原因也可想而知。

说到检索,我在知乎上曾经在一个答案里聊过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我国研究者是怎么查阅文献的。那个答案本来的主题是关于大型计算机的,所以原文对大型计算机有所侧重:

我想说的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我们这一代科研工作者,基本上是通过搜索引擎去搜文献的,而且通过邮件提醒或者RSS,我们的触角基本上能够覆盖到几乎所有已发表了的文献。因此我总是无法想象,互联网时代之前,没有ISI Web of Knowledge的时候,人们怎么做文献综述,怎么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新的相关研究——难道天天泡图书馆一本一本地翻杂志吗?其实,现在看来家用计算机能做得到的事情,当时无非是要动用大型计算机而已。在计算机出现之后(1954年ENIAC),一些大学或者专门的情报机构制作供情报检索用的科技文献磁带,60年代起就广泛利用计算机进行自动化检索,70年代已经发展到通过联机网络进行检索。80年代,我国也开始研究怎么使用国产计算机来解决定题检索的问题。这恰恰是一个考验计算机的软件和外部设备(例如贮存能力和数据库管理)的一项任务。例如,前面郝析林文产中提到的“赛伯-172”机(CyBER-172),石油部进口。80年代用于检索Tulsa和API文献带。美国化学文摘(CA)磁带79年初由化工部情报所引进,其定题检索系统由南化研究院和化工部情报所两个单位合作开改,于80年通过鉴定,当时在南化研究院计算站的Siemens-7730计算机上运行、每月检索一次,共12盘磁带。从这些细节也许可以看出,虽然我们国产计算机在计算速度上赶超国外,但实际应用的都是进口机。由于大型机的操作系统和外设谈不上什么兼容性,所以是否因为进口机配套的操作系统和磁盘系统能够真正使用,而我们国产的“世界最快”计算机只沦为摆设?就算到今天,我们各个高校和研究所的机房,买的是国产品牌(联想?),还是IBM的呢?这就好像武器一样,在和平时代,说出来够厉害,那只是面子问题;好用好卖,那才是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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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a Hvistendahl是一个自由撰稿人,她本人也常驻上海,去年刚刚获得普利策奖。我看过好几篇她写的关于中国的报道,那种外国记者常见的对中国事务的一知半解在她的文章里出现得较少,也许是她长住中国的缘故。最近在Scienc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一个对中国网络审查的研究。这个研究通过搜集和亲测统计到底什么帖子才会被删。其结果其实对于我来说也并不新奇:敏感的其实不是批评,而是集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