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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快乐

国庆节快乐!今年国庆我稍微关注了两件事,一是中国好声音总决赛,二是高速公路免费。

我所受的一些三脚猫音乐教育使得我对歌曲的演唱比较挑剔。近年来我发现,由于选秀节目和网络红人的泛滥,电视上听到唱歌的,99%是业余的,火是火,但上不了档次。例如,女的一出来,一定要是巨肺天后味儿(但是气又不够稳还跑调,音乐上的处理也一无是处),是个女都想当Mariah Carey第二。这种千篇一律的张扬和对音乐细节的忽视已经让我作呕。国外的选秀节目也如此。XX got talents系列中的歌唱类胜出者水平都很一般,X Factors和The Voice确实是好一些。所以中国好声音里有很多选手倒是比上述一般的选秀选手要细致得多,评委评语也比较深入、具体、中肯,所以我才看。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不知道是不是生活中受到的不公待遇和欺骗太多了,他看什么节目所受到的娱乐效果都会被不公平或者虚假因素所消灭。一旦发现有什么是假的、造的、人为操纵的,好听的歌也变得不好听了,好看的演出也变得不好看了,有道理的评委评话也变成了废话。他们从电视节目里寻找的是他们在生活中得不到的那分公平感和真实感——而已。还有的人搞不清The Voice和中国好声音的关系,说“讨厌抄袭”。再就是有一类人有一种容易变成脑残粉的倾向。现在中国好声音正在播放,他就会说“我很喜欢谁谁谁”——这还算正常难道我就没个谁特别喜欢吗但——“他居然被刷下来了,一定是猫腻!一定是操纵!让我们一起支持XXX,抵制好声音!”这就实在令人滴汗不止。但其实,下次再来个选秀节目,他们就很快变成新对象的粉丝了,似乎他们的人生一波一波的粉丝病的虚假兴奋,high完即止。

由于我能够分辨出来,哪些是基本功,哪些是取巧,所以比较能够看出一个人歌唱的实力。于是也就能分辨出,哪些人唱不好是失手,哪些人唱不好是水平有限。我不会一听到唱得差的就说这个人一定就是这个水平。我也不会太受什么飚高音,秀转音之类的花俏东西所感染。虽然说是“中国好声音”,但是最后的好评还是要基于整体的音乐效果,所以为什么选曲很重要。因此有一些败在选曲,我不会因此而认为是选手歌唱实力的问题——同样,仅胜在选曲的情况也是有的。

总有人问:你猜最后是谁能赢?可是我根本不关心。我把歌听完了就算了,只希望他唱得好一点。赢不赢那是大众的选择。大众的选择常常跟我个人的选择相悖,也猜不准。

中国好声音一直下来唱过这么多首歌,如果这些歌都是认认真真地一首接一首地唱完,我看只要做三五天节目就可以完成了。不用拖这么几个月。中间插入的对我来说都是无意义的,我不会闲到要去追究那些故事的真实性,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因为那个选手有多惨来喜欢他的。再惨,唱得烂,我也转台,那又有何所谓真假呢。

第二件事就是高速公路免费。很多人会说政府不懂经济学。但我在微博上看到的是,免费实际上是“民众的呼声”。目前的情况主要是“民众伤眼,政府神气”。那是要怪民众不懂经济学吗?民众是不需要懂经济学的。那是要怪政府听民众话吗?政府就是要听民众话。于是这事情是否无解了?活该在高速上憋尿憋死?

民众的“理论基础”是:我们纳了税,就相当于交了费了,所以其实应该天天免费。现在是因为平时要收费国庆才免,才会显得国庆是多大一个便宜大家疯抢。美国都不收费(这是传的未确证)。只要做到天天免费,就不会堵了。

因此,有此人就别抱怨中国历史没有走向资本主义了,我们全民都是天然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公共卫生和交通全免费是全民哪怕堵死、挤死、病死都会坚决赞成的。他们——正如所有社会主义者那样——理解不了什么叫“资源稀缺性”。小平同志为市场经济说了这么多好话,诸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但现在看来似乎缺一句更显然的:社会主义也缺资源!

可以说,只要我们一天在地球上,就不会存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因为发展生产力本身就要消耗资源,而热力学第二定律规定了资源的利用效率是不可能无限增大的。所以就算我们的生产力发展到极致,我们无非是做到了一个卡诺热机而已。资源稀缺性将伴随人类社会终身,市场经济是不灭的。中国人总爱听好话,例如过年的时候摔了碗也要说声“落地开花”,像“资源稀缺性”这种事,中国人是不喜欢去面对的。

疑问:五毛的心路历程?

我一直就很纳闷,如此大量的“五毛”他们的立场和情绪是如何形成的?因为我实在没办法有一丝的感同身受。而且,凡五毛,总是同时在几个方面的立场都是共同的,这些方面之间也看不出什么联系。为何支持这个,就一定同时也支持那个?或者问,为何“五毛”总是这么典型?中间地带为什么就这么少人?

我首先不接受“洗脑”这种答案。也不谈“虚伪”的情况。我关心的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五毛”。目前我只有一些很零散的思路。

第一个因素可能是类似黑社会小弟式的“安全感”。这主要存在于“体制内”的人,以及管理者。中小学常期做班干的人,公务员(特别是公安系统)等等。这些管理者和“体制内”人士的共同体验就是长期习惯了中国式的家长式管理,不懂得经营一个由利己主义者组成的团队,其管理工作的成效往往不得不寄托在成员的听话配合上,因此团队中那些独立思考不盲从者总是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由此,社会上那些讲言论自由、争取个人利益为先、提倡民主的人士,挑起了他们作为管理者的敏感神经,因此也认为那些人士就是社会的麻烦制造者。

知识分子的对立面,面对僵化的东西才抱有安全感,迷恋权威。这几个因素其实是一回事。上学的时候逻辑关系比较复杂的概念无法理解,是靠死记硬背过关的人。发散性思维比较差,思想上不太越雷池几步的人。班上的乖孩子,实际上不是特别精却很受班主任重视的,因而在高中之前都比较吃香的那些人。他们由于思维的限制比较容易成为“熟练技工型”人才或者“管理型”人才,而不是“专家型”人才。在中国社会有一个独特点现象就是,专家型人才往往一直是专家型人才,熟练技工型人才通过“拼”却往往可以成为“管理型”人才。所以往往中国的管理者恰恰是最无法“搞定”下面的某些“思维发散”的下属。这就回到第一个因素了,所以不再细说。靠死记硬背过关的人,最怕的就是题目过于灵活,让他无法直接套用死记硬背的结果。在高中他们没有能力改变现实,只好“逆来顺受”。可是当他们成年和进入社会,逐渐掌握一定范围的自主权之后,他们一定会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持世界的“稳定”、“顺利”和“五十年不变”。因为情况一旦不稳定,他们没有趋利避害的智商。所以他们很支持维稳。由于思维欠训练,他们手下的事情一般经不起太严格的推敲,所以最好没人去推敲他们——也就讲究权威不可质问。他们不喜欢那种“没有权威”的“科学思想”。由于他们自己总觉得没文化,所以哪怕他们混到很高的官,对知识分子的情绪仍然是又畏又恨。而知识分子由于总是求思想独立,因此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通常是谁也不同意谁的,在这样的圈子里很自然民主言论自由就会获得尊重。

总而言之,除了“体制内”的这类人之外,其他的典型五毛往往是在一个社会中缺乏靠“巧实力”生存的那些人。

今天在网易上看到一篇文章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从何而来?,里面引用了一个社会调查的结果:

唐和达尔分析了民族主义意识和中国人社会特征的相关性后发现,教育程度和民族主义意识的强弱呈现倒U型关系,即民族主义意识强的受访者,学历主要是小学和中学,没受过任何教育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民族主义意识弱。从收入的角度看,收入越低的受访者,民族主义意识越强。从城市化角度看,城市新移民(农民工)的民族主义意识最强,农村居民在中间,城市居民最弱。从政治身份角度看,党员的民族主义意识比非党员要强。

从民族身份来看,受访者的民族主义意识都很强,民族之间几乎没有差异。

从年龄角度看,1931~1959年间出生的受访者(文章称为“社会主义一代”和“‘文革’一代”),比改革年代成长的受访者更具有民族主义意识。这个结果同时表明,热衷参与民族主义活动的“愤青们”,实际上在缺乏民族主义意识的中国年轻人群中属于边缘派。

最后,研究者把相关问题结合,用线性回归方程测量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效果,即民族主义和民主意识、专制意识等政治问题的正负关系。结果发现,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通常不支持民主化,反对资本主义,但支持威权政府的统治。

这就是我所说的各种政治问题的取向为何一“五毛”就俱“五毛”?为何没有支持民族主义,却又反对专制的?这两者之间本没有什么逻辑冲突。这是我还没弄明白之处。

关于武力

讲理与斗力,二者至不相容。中国人在相争之两造间,若一方先动武,旁观者即不直其所为;虽于本来有理者亦然。因情理必从容讲论而后明,一动武即不讲理,不讲理即为最大不是。此耻于用暴之美德,外国有识之士如罗素曾深致叹服:

世有不屑于战争(too proud to fight)之民族乎?中国人是已。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道德上之品行,为中国人所特长。(中略)如此品性之中,余以其“心平气和”(pacific temper)最为可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决是已。(罗素《中国之问题》第一九二页,中华书局出版)

罗素此叹,正是自悟其西洋之短。往古文化浅之人,冲动强而理性短,于彼此相争之际,不能论辩以明其是非,辄以斗力决曲直。此风在欧洲直至近代初期,犹未尽除,既行于私人彼此之间,亦且行于公众。看甄克斯《社会通诠》便可晓得。前引其所叙旧时选举竞争之事,即其一例。在他书中说:

胜者得之,负者噤若。

两造相持,得请一斗为决;虽或曲胜直败,无后言。

这正合了“有力者就是有理”(might is right)那句话。文明既进,血斗似不复见,然而工业上劳资之两方,此以罢工为手段,彼以闭厂为武器,依然是不决于理而决于力,以胜负定是非。风气移人,今日中国少年口里笔下亦爱用斗争一词,完全模仿布尔什维克而来,北伐以前犹未见也。

以上摘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