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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血馒头

鲁迅写的《药》里面有人血馒头这一故事。反思中国人的弊病,是那一年代的学者都努力做的事情,在这方面不只鲁迅是杰出的。可惜我们当初稍微多谈了点主义,少谈了点问题。以至人血馒头的现象一直到今天也还很普遍。例如:

其实,抢人血馒头和抢西瓜,道理是很简单的。以馒头为例,刑场上面的犯人,不是我让杀的,叫我去救也救不了,是反正要死的。这血流了也白流,做成人血馒头还能给别人治治病。这就跟今天死刑犯捐献器官差不多。是的,完全从利益去考虑的话,不要说人血馒头,就连三聚氰胺都是合理的。

其中一个能够想到的方面就是“廉耻”。要求一个人懂得不去要人血馒头——我是指在这个人仍然迷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的前提下,因这次刑场上的是烈士,出于尊重而不去要——是需要加一点叫做“廉耻”的东西的。去要人血馒头,不是不行,只是会被称为“寡廉鲜耻”而已。但是那这个“廉耻”,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听起来好像很多余?就很难解释了。专业的人也许可以搬出什么康德啊之类的西方哲学来分析一番。但从以前就有种说法,说一个人“读了这么多书,应该知道礼义廉耻”,意思就是说,不管康德怎么认为,我们中国人至少知道,廉耻是读书读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看到这个视频,会扯到教育上面去。也有人说这是因为穷,但很显然这种事情在那些中小城镇里也会出现,那些刚刚住到城镇的人,生活城市化了,思想还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样子。

也可能想到,光靠中国文化的廉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中国文化是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作为智慧来传授的,知这种廉耻似乎也可以去捡西瓜。到底是什么样的廉耻才让人不好意思去捡西瓜呢?说白了无非是现在消防队在救人,我要为我竟然帮不上忙而感到遗憾,并仍不放弃努力想别的办法帮忙;而不是脑子完全不管这事,似乎这西瓜摊在地上,死人没死人照要捡,不影响。那凭什么我就要感到遗憾还急着想别的办法呢?因为人命关天,见死不救会让人很不舒服。很显然,去捡西瓜的,并不觉得见死不救有多不舒服。因为那个快死的人,往上数八辈打不着关系。这是由于中国的道德是基于宗族伦理的,不是自己的家庭成员的情况,至少也要模拟成家庭成员。例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交朋友要义结金兰,当官是父母官,人民是子民,等等。想人别人理你,必须在此类“交情”上攀附一番。一点“交情”没有的,没跟我“碰过杯”的,你死你的人,我捡我的西瓜,何错之有?当然,今时今日我们是有了消防队这种公共服务,消防队员不至于这么想。但是那些最土最土的农村,以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不需要改变这种思想。在视频的下面有这么一段评论:

我老家是湖南岳阳的 也是农村,我只能说如果这车祸发生在我们村边上,保不准也会有人去抢瓜,当然我不会去。也许很多人骂没人性,确实该骂,是真的没人性,特别是有些人还在笑,但是我又同样告诉你们我们村夜不闭户你们信不信呢??

这就说明,这并不是一种人天然能感受到的廉耻,也不是中国草根道德文化中所包含的廉耻。在西方人打进来以前,也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鲁迅之类的人,说中国人“一盘散沙”,无非是看到人家西方社会的进步之处,有了比较之后,才懂得痛心疾首罢了。梁濑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说:

关于团体一面的,可以约举为四点:

第一,公共观念;

第二,纪律习惯;

第三,组织能力;

第四,法治精神

这四点亦可总括以“公德一词称之。公德,就是人类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这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

从农村的生活经验,是导不出市民阶层的伦理的。去IKEA看家俱,经常有人长时间摊坐在摆卖的沙发或床上,甚至睡觉。有一次,我确实需要量度一座沙发,不得不叫那个正在睡觉的人起来,结果那个人还挺生气。因为,诸如像IKEA里摆着的家俱这类事物,是没有任何伦理告诉我们它归谁应得或可用的范围之内的,是属于谁占着归谁的“荒漠”地带。明明他先睡着了,似乎你这后来的就没理由让他走开了。哪有好好的东西放在大空地上也不栏着的?不栏着那就是让人随便坐的。有人说,这属于贱,什么东西非要拦死封死,敬酒不喝喝罚酒。但是在农村,本来就是一家人过一家活,从生活方式上就一般不怎么影响他人;哪像商场那样,全是陌生人聚在一个地方干同一件事,却又要求自然形成秩序的。城市人,从早上上班,到晚上吃饭,都在外面,参与公共服务的时间占了一半一上。农村不是这样的。就算是中国城市的人,去了国外,会看到更多外国人“犯傻”的做法,大家都很傻。其实农民进城也就是这种心理。关键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要认为文明一定是朝着“公德”、“自律”的方向前进呢?网上也经常有愤青骂说所谓那些讲公德,“君子”的行为“都是装”,“伪君子”。明摆着的利益,就为了装上等人,偏不要,这才叫犯贱!贪官的心理大概就是这样。

饭否的意义

网上应该能搜到很多这个标题的文章和翻唱歌曲。腹黑的话,可以认为是饭否团队做的一个尚算成功的营销活动;“怀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的话,倒也可以认为是对众多饭否er的致谢。总之被一种温情和励志的气氛包围。说到灭high的话我比不上庄雅庭老师,但我之所以经常写灭high的文章除了是个人癖好之外还跟现实有关。真正写出来的,都不是我要灭high而是现实要灭high。

所谓“说好话”的例子之一就是,说“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年轻的人,一种是成功的人”。在“年轻的人”那里,选择什么理想仍然是重要的事情。因此,年轻人经常会炫耀自己选择的理想,外带贬低别人选择的理想,鄙视连理想都没有的人,真心认为没理想不是件好事。例如饭否的理想很好,但不贬低一下新浪微博就会不爽。我曾经也是这样,但快到30岁我不知不觉地转变了。选择哪个理想已经不重要了,而且很庆幸我已经选完了,而且有机会实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个理想。常常把“我理想是XXX”挂在嘴边一事无成的男人只会拖累老婆孩子。

当然,豆瓣或者饭否是大学生群体恣意张扬个性的场所,不必超前要求他们突然变成李开复。

在#饭否的意义#标签下的讨论,可以看到几个很突出很理想很普世价值的关键词:平等、自由、独立。所谓平等,就是例如“这里没有评论功能,因为每一条消息都是平等的 —— 你 “回复” 给别人的话将会作为一条单独的消息出现在你的时间线上”这种Twitter模式。自由就是例如@陈蜀黍所总结的饭否每日话题,独立就是例如“让我想说话的时候想矫情想小清新的时候没有一堆熟人过来围观笑话……”。这些都可以总结为个人主义。这种氛围并非豆瓣和饭否特有,凡Blogger、WordPress.com、Tumblr等国外主流博客提供商都有这种特点,只是这些在国外相当于新浪微博,到了中国还这么搞就变成小众到死的饭否。在当今中国,讲个性、尊重个性的做法仍然是小众的,因为中国现在还处于类似汉代那样的“独尊儒术”,热衷于“治术”状态,需要经历一个类似魏晋南北朝那样的“人的觉醒”。目前中国人还是十分讲究等级。我导师说,青藏驻守高海拔无人地区的士兵,异常艰苦,完全可以用异常高的薪金来维持,不必整天宣传不可普遍推广英雄行为来“感动中国”。我觉得这些宣传也很丢脸,别人看了就说,你们国民对这些人的回报仅仅是一句“精神可嘉”,是不是太虚伪了?没钱?我导师对此的解释是,给一个驻守西藏的兵都发这么高的工资,那我北京的师长得发多少工资呢?你给西藏兵提工资可以,但你同是就要给整个上层的工资都提上去。工资是就是分配问题,目前中国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也不是激励性分配,而完全是按等级分配。等级不光体现在工资上,还体现在其他很外在的事情上(例如官员配车按行政级别来配而不是按路况)。追求等级身份的快感也许是中国人的文化、人生乐趣,这个改不了;但是否能追求得成熟点,别总是拿这种外在的东西来作为自己等级的体现?显得内心很虚弱。哪怕腐败我也认了,但你腐败有钱之后,能不能别做这么低级的事情,包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二奶?都到这数了,人生完全没有新意了吗?这就好像,有钱了我就把整个NBA赛场包下来,只有我看,其他位置不许有人一样,也跟“等我有钱了,一次叫两碗面,吃一碗,倒一碗”一样,享受这种“身份”、“霸权”的快感。这就是为什么微博要搞各种颜色的V,任何地方都要建立等级体现区别。那些在饭否和豆瓣上一边平等自由独立一边窃喜的少不更事的大学生们,将来无非变成备受折磨的上班族北漂小白领,受尽等级社会的罪,到头来也不知道如何改变中国,然后自己也慢慢地追求等级拼上位,一开始是为生活,到后来主要是为心理补偿。那些成功、有闲、并且在微博宣传理想的ID们,实际上是在营销在个人品牌,明白人装糊涂忽悠糊涂人——这是会来钱的,搞得好可以写专栏出书上电视变身公共知识分子,装做“改变中国”的样子。

饭否不应该以“理想”、“义务”为豪,应该以产品、服务为豪。这就好像对西藏兵不应该宣传其精神而是应该发钱,发待遇解决父母老婆孩子一样。如果真的觉得那种自由、平等和独立有那么宝贵,需要做的事情是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人,虽然,认识到这些的宝贵是需要长期的教育的,一般等到看到你饭否的那时都已经晚了,因此饭否不是做这件事的最好的地方。饭否仅以“提供服务”,就已经足够其自豪了,因为它复办,而且据说保留了老用户数据。

现在我们对社会有很大的不满。但我们自己还没有改变过来为好的社会做好准备。因为每每我们总是急于宣传自己的理念,觉得社会要都这样就会好。事实上,真正好的社会上,会有一千种理念互不相干。一种理念取代另一种理念的事情,我们以前试过几次了,不是都不行么?很多事情,说的时候都是说说而已。真要人为你说的话流血牺牲?你倒好意思!你只需要希望你不需因“说说而已”而流血牺牲就够了。饭否能做到么?

“两会”精神学习体会

“两会”结束后,我的感想。中国人讨论中国人的事情,总有两套。一套是“台面上”的讨论,一套是“台面下”的讨论。讲事实讲依据讲逻辑,那是在“台面上”。“台面下”是不用讲事实讲依据讲逻辑的,阴谋论倒是很欢迎。中国人之所以长期形成“台面上”和“台面下”、“明规则”和“潜规则”的“二元认知体系”,来自于中国文明的神秘主义倾向。任何信息都喜欢装饰得很不直接、很不透明,常作讳莫如深状,以便混水摸鱼,否则水至清则无鱼了。既然信息不透明,你想讲事实讲依据都无从讲起,因此台面上能讲清的事情一向是非常有限的。傻子才会光靠在台面上能讲清的东西指导生活。正常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当然就在于台面下的潜规则了。但是,潜规则之所以“潜”,恰恰是因为这些秘密的信息来源是没有权威担保的,信不信由你(傻子才不信)。因此,只有“闷声”才能“发大财”,树大除了招风之外没什么好处。骂香港记者朋友不懂“闷声发大财”就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是有道理的。能与华莱士谈笑风声,靠的就是洋人不懂除了“台面上”之外还有“台面下”,不断被中国式逻辑忽悠住。越潜规则信息越不透明;信息越不透明越要潜规则。这是客观的、超越善恶的现象,并不是说“潜规则”就有多么邪恶。事实上,中国的弱势群体同样是潜规则的既得利益者。没有潜规则的智慧,没有对各种小道消息的了如指掌,怎么能够成功上访?所有上访专业户本身就是潜规则大师。

在墙内外的中文网友争论,也充满了“台面上”与“台面下”两套逻辑。而且,为了各自宣传的目的,一个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拿台面上逻辑来驳斥台面下的逻辑,或者反过来,不断地轮流使用。你说是要防“文革复辟”(台面上),我就说你是“政治阴谋”(台面下);你说是要打黑(台面上),我就说你是政绩工程(台面下)。这种逻辑是中国人发现不出错误来的。如果坚持在台面上辩驳说“这不是文革复辟”或者“打黑很有必要”,就显得很无力,因为你台面上政据不足,又不断被台面下的逻辑攻击;在台面下辩驳说“这不是政治阴谋”或者“这不是政绩工程”就更加无力了,也没必要。这就是中国的事情永远闹不清楚的真正原因——大家都并不想真正搞清楚问题,只希望问题产生偏差并且是产生有利于自己一方的偏差。众人对“真”并不感兴趣,只对自己认为的“善”感兴趣。这种不以真为美而以善为美的美学思想是植根于华夏文明诞生的早期的,归根结底来自于河谷文明基于农耕的客观情况。基于农耕就会在同一个地方生很多小孩导致人口密度大,人口密度大利益纷争多,人与人的关系比人与自然的关系重要。在中国人社会,你把事情做好远不比把人做好来得成功,懂做事远不及懂做人成功。中国文明对于人与人关系的知识和经验简真是世界一绝,但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知识和经验却极其馈乏。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跟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思维方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自然界的规律是可重复的具有很高的确定性,但人的喜怒哀乐就不是这样。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久了(几千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就形成了模糊、将就、权宜、随意的特点。中国人的思维乐趣也大大体现在拐弯抹角和尔虞我诈上(玩儿斗地主和拖拉机),所谓“人斗人其乐无穷”。文革想不复辟都难。所以温总理会觉得“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