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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家鑫案、麻庭光老师的“困境”和中国文化

这次之所以要讲这个话题其实是为了谈药家鑫案和科学网上的(矛头指向麻庭光老师的)消防应急争论。之所以最近老是讲这些事,是因为我朋友的事让我很变得容易陷入这个问题的思考。不过先贴一个无关而又有趣的事。我的博客一条非常成功的spam comment,它成功到我为它点击了Not spam并approve掉了。我之前一条置过顶的博客说明,内容主要是泼妇骂街。这条spam comment就是回应这个博客说明的,作者是“阴性艾滋病”,主页是http://life-voice.org/,邮箱是vincentyoung@gmail.com,IP是61.158.167.52(河南省新乡市联通)。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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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门户网站上评论新闻的那些网友的一个特点就是很希望或已经认为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一统天下。这是中国人的特点。中国人的脑袋没办法处理“求同存异”的原因是在于中国人等级思想文化根深蒂固,而“求同存异”是一种平等关系的体现。中国人,如果做不了皇帝,那就一定是去做顺民而不会去做刁民——不然你傻啊!但让他做,那一定不喜欢要跟别人商量着办,只想做皇帝。因此抗战结束后无论是那谁还是那谁都无法忍受所谓的“联合政府”,之后的内战是谁先开打开都是次要的了。

以上是一个没人爱听的措词,当然可以用另一套很和风细雨的词汇表达同样的意思,但这是媒体人的专长。

因此在一个既有西方学生又有中国学生组成的team里面,中国学生不喜欢参与争论,只会静静地坐在一旁。例如一个高中社会实践课的分组讨论当地政府的一个什么政策。中国学生心里想的就是,讨论这么认真干什么,现在又不是让你当市长!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权力当然是在市长手里,而不是在市民手里。有本事就坐到市长的位置,否则什么都是扯。这就是等级观念,而远非很多“海外华人”所理解的所谓“被专制惯了”,至少还要加上“也专制别人惯了”。

也以话的另一面就是,如果权力掌握在市民手里,那谁还愿意去当那个倒霉市长?是的,中国人是一向没有“服务社区”的概念的。因为中国人社会是一个亲缘组织,一来家丑是不外扬的,二来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除非有利益,否则“服务服务”……,服务你妹!很多人所诟病的“看客”心理根源在此。

一个我自己道听途说的来就竟然马上很认同还到处以讹传的观点就是:西方文明是游牧文明,中国文明是河谷文明。两者的差别十分明显。游牧文明,是一个人赶一大群牛羊。草长到哪,牛羊就吃到哪儿,居无定所。一个人长期不是与人打交道,而是与天地打交道、与天地对话。因此重天理、轻人伦。他们信上帝,但人与人之间设计不出什么等级来。而作为河谷文化的中国文明,当初是通过耕种而兴旺的,人是定居一处的(大河灌溉区)。因此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往往形成很大的家族甚至村落(很多村同姓就是这个道理)。这就要涉及到极其繁琐的资源分配问题,地怎么分?粮怎么分?同时也涉及到人与人的交往问题,偷东西怎么处理?打伤人了算个啥事?杀死人了又算啥?这些成问题了。但对于天地则没有更多的思考,一直停留在“风调雨顺”这种水平。总而言之,中国文明是重人伦、轻天理。一个重天理、轻人伦的西方文明,很自然会产生科学和自由主义。但这二者却一点都不适用于重人伦、轻天理的中国。在近代史中,工业文明并不是中国自愿选择的,重农抑商不是中国某朝代的政策,而是中国文明之基。假如坚船利炮不打进来,中国还可以继续原有的制度,一直可以不发展出现代科学。中国在现代化之前的制度,已经是一个非常完美稳定的状态了(改朝换代当然是不算数的)。真是完全是闭关锁国政策的失败,才不得不走西方的道理的。西方的文明其实是落后的文明,因为它是一个扩张性的和资源掠夺性的文明。科学并不是什么人类文明必要的东西,是人类要搞科学才搞科学。如果不搞科学也能延续,其实没什么必要非搞。中国人在1840年以前的状态就是这个状态。事实上以农业社会作为最终形态反而更有可能使人类和地球“同呼吸,共命运”。西方自工业革命一开始就应该要预见到将来地球不够用了——它们首先本国就不够用,所以才要航海才要跟其他地方经商(奈何中国连经商都不懂于是就把中国管起来经商,国内通称“殖民”)。伦敦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就是雾都了。只要经济全球化了,环境问题跟着全球性。我在商品检验检个毛里面就介绍过欧盟REACH的“白名单”制度是一个通过极其耗费资源来保证的商品安全体制,但其实也又是最“讲科学”的的商品安全体制。就是说讲科学是要以耗费资源为代价的。“小讲科学”,就要“小费”;现在21世纪都研究到弦论和Higgs子啥的了,整个LHC,你说不是“大费”么?托尔斯泰就曾经很农民地要求科学家多研究面包制法和砍柴工具等实际的东西,虽然这是典型的分不清“科学”与“工程”的分工的思想,但有句对纯科学研究评论倒是真理:科学家从植物里发现了细胞,又在细胞里发现更小的东西……他们注定抽不出身来了。原文是这样的:

I am aware, that, according to its own definition, science ought to be useless, i.e., science for the sake of science; but surely this is an obvious evasion. The province of science is to serve the people. We have invented telegraphs, telephones, phonographs; but what advances have we effected in the life, in the labor, of the people? We have reckoned up two millions of beetles! And we have not tamed a single animal since biblical times, when all our animals were already domesticated; but the reindeer, the stag, the partridge, the heath-cock, all remain wild.

Our botanists have discovered the cell, and in the cell protoplasm, and in that protoplasm still something more, and in that atom yet another thing. It is evident that these occupations will not end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because it is obvious that there can be no end to them, and therefore the scientist has no time to devote to those things which are necessary to the people. And therefore, again, from the time of Egyptian and Hebrew antiquity, when wheat and lentils had already been cultivated, down to our own times, not a single plant has been added to the food of the peopl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potato, and that was not obtained by science.

— Leo Tolstoy, On the Significance of Science and Art, Chapter IV

完了再回过头来谈关于药家鑫案的专家与民众的对话(李玫瑾教授),也包括麻庭光老师在科学网上与其他网友的争论。因为麻庭光老师也好,李玫瑾老师也好,都是针对采用现代科学手段研究各自问题受过长期训练的专业人士,阅读了很多西方的经典。网民则代表了中国的社会低下层。由于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所以他们之间的争论就是东西文化之争。在现代中国,尽管最近“国学热”兴起很多家长让小孩去背《增广贤文》什么的但反正是绝对没办法像古代中国那样深入到人的灵魂的了,因此主要的教育就是现代常识教育。所以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西方,越低越中国。另一个维度就是城市和农村。越城市的人越西方,越农村的人越中国。事实上在中国很多形式上的城市也是近三十年兴起的,里面的“市民”都还是“洗脚上田”,真正具有百年历史的城市也就北上广,所以中国人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是以小农意识和流民意识为主的传统思想。要是受教育程度还不高,基本上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载体。所以麻庭光老师跟那些主张“杀人偿命”的人的对话,其实是一个美国高校tenure教授跟一个中国北方平原农民的对话(根据“中国任何人向上数三代都农民”的理论,可以想象为美国高校教授同咱爷爷的对话)。鸡同鸭讲是显然的。问题是,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向上数三代都是农民”的理论就不灵了,有很多部分向上数十代都是士大夫阶层,所谓的“书香世家”。现在能够“对话”,要感谢邓小平。靠毛主席,这两个阶级到现在还你死我活。所以李玫瑾庆幸自己不是活在“文革”。事实上现在仍然可以再发动得起来一场文革的,那种土壤还在。中国文化的强大在于它能使其治下的子民永远做不出真正对自己有利的事。不过,尽管“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至少社会可以进入一个死循环,或称“可持续发展”,还挺环保。

之所以大家不接受从心理学上分析一个杀人事件的“事出有因”。

世界“变平”的受益方和受害方

注:经常有人看了我博客的一些声明之后说,我对人缺少起码的尊重。应该说,我对网上的ID缺少尊重,而且我是自觉这么做的。我很早以来就不把网上的陌生ID当人了,除非我知道你是现实生活中的哪位朋友。尽管我了解上网的99%都是活人,至少有情绪,懂得要尊重的应该不会是机器人。但网上也有很多不要脸为了达到目的无所谓自认是一条狗的ID,例如所谓网络水军和狗仔队。这里没有科学的判断方法,我干脆一律不当人看。至于我对现实中认识的人怎么样,也只需他们清楚就行了。如果有我在现实中认识的朋友在网上联系我,他们至少会先确认我知道这个邮件发送人是谁,至少邮件会署名,不署名的坏习惯当然后果自负。

很多人说利比亚政府独裁、杀戮,假设正确。他们因此认为解决的办法是肌肉发达国家出兵。他们还认为,这些发达国家出兵把犯罪的政府绞了之后,就会拍拍屁股走人。韩寒说独裁和杀戮“没有内政可言”,那么当这样的政府绞完之后,似乎就应该有内政可言了。因此利比亚人民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但是无论何种猜测都必然仅限于阴谋论。毕竟你不是在维基解密那儿干的吧?争论到底各国前去打利比亚是为了人道还是为了石油,只能说是吃饱了撑的。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杀戮继续么?”

媒体、言论自由、零审查的互联网都是假设“世界是平的”的事物。原本各民族各有自己的劣根性,各国家各有自己的发展阶段,一处在“变平”的世界里,就变得十分突兀。有句话是怎么说的:信息封闭的时候,吃上窝窝头就觉得幸福了;信息开放了才觉得有多寒酸。一时间,所有人都为自己没有生在世界上最优越的国度而捶胸顿足起来。

这个客观的现象,在某种理论下是好事。什么理论呢?就是政府要不断“鞭笞”才会学好。世界平了,无非是“鞭笞”的力度大了点,过份了点而已。总比没有好。

在吃饭了撑着的人脑中一切似乎都像这样,好解决得很,以为人民随时可以炒政府鱿鱼。事实上发生的其实是政府把不满意的人民解散,重新任命一群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中国如果真像现在的外交辞令所声称的那样“将来不称霸”,早就像韩国那样直接由美国灌输最好的生活拉倒了。韩国现在人民生活富足,但它无论如何强大,都是帮助美国强大,而不是自己强大。

于是好多人就要说,“我们只是平民百姓,不求称什么霸,只要安安稳稳生活就好。因此情愿中国像韩国那样。”孰不知韩国之所以有此厚誉,是因为它在中国旁边,而美国要对付中国。当初中国还不起眼,美国要对付苏联的时候,也要来中国建交。之所以仅仅是建交而不是攻占,原因是二十年前打朝鲜的时候顺便试过了不行。现在的菲律宾也并不令人羡慕(这样的警察什么老百姓能“安安稳稳”?)。但它却老是动中国的南海,谁给的底气?

平民百姓总是希望这个世界是讲道德的,实际上政治却是丛林法则和人性丑恶最露骨的领域。现行的国际政治奉行的是现实主义,连很多人爱戴的总理也参考《君王论》。只有媒体和依靠煽动平民达到目的的势力,才会说一些迎合平民的幼稚思想的话。

谁先发现重要吗?

ResearchBlogging.orgYu, X., Liang, M., Zhang, S., Liu, Y., Li, J., Sun, Y., M.D., L., Zhang, Q., Popov, V., Li, C., Qu, J., Li, Q., Zhang, Y., Hai, R., Wu, W., Wang, Q., Zhan, F., Wang, X., Kan, B., Wang, S., Wan, K., Jing, H., Lu, J., Yin, W., Zhou, H., Guan, X., Liu, J., Bi, Z., Liu, G., Ren, J., Wang, H., Zhao, Z., Song, J., He, J., Wan, T., Zhang, J., Fu, X., Sun, L., Dong, X., Feng, Z., Yang, W., Hong, T., Zhang, Y., Walker, D., Wang, Y., & Li, D. (2011).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Associated with a Novel Bunyavirus in China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DOI: 10.1056/NEJMoa1010095

2006年在安徽安庆发现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小综合征,风传为经蜱虫叮咬传染,劳烦了政府好长一段时间去辟谣。2009年之后,由于至少包括但不仅限于中国疾控中心在内的研究人员的努力,病原确定为一种新亚型布尼亚病毒

事情的亮点其实是在于争功

3月16日发表在NEJM上的文章,是当初争功双方合作署名的。据报道,这是卫生部长陈竺充当和事佬促成的好事。很自然,以下这句话是必不可少的:

Drs. Yu, Liang, Zhang, Liu, Li, and Sun contributed equally to this article.

这句话里提到的就是文章作者列表中的头六位,因此这六人是该文章的并列第一作者。在原文的作者列表中Shou-Yin Zhang(张守印)后面打了个星号,注为:Deceased(已故)。在其悼词中提到:

2009年,张守印通过对湖北疫情的分析和研究,首次分离出“新型布尼亚病毒”,成为华人史上发现病毒的第一人,是中国乃至世界病毒史上一次跨越性的飞跃,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