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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随想
我这个博客经营了很多年了,这种年末的感想也不少。每年的年末其实没什么本质区别。换个历法,这就是普通的一天。青少年时期,仔细比较每年的差别是一件乐事,因为那必然是一种成长。而年龄越大,就越变得不堪回首,因为大部分变化都是衰败的。我日常很注意回避明显标志时光流逝的事物,但年末是最徒劳的,全世界年轻人恨不得要集体倒数放烟花来提醒你。
不同人选择做科研的原因不同。对于很多人来讲这甚至不曾是一个自由的选择。我的情况相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可以算作“自愿选择”这个事业了。事实证明我不是天才,只是一个庸才。我来做学问,对学界无甚特别贡献。只是恰巧学界给我一碗饭吃,我又自愿吃这碗饭吃。我选择吃这碗饭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我在还不知道科学研究是什么的学生时期,到底受这件事的什么特质所吸引,以至今天我已经以此为职业时,仍然不觉这一特质是虚的无或变了质?特别是每当我感到我的学术趣味与人不同,又无甚成绩时,就一定会重复地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的语文教育很扭曲。后来发觉我本是一个文科特质的人,但是语文课成绩长期不好,我至今仍抵赖为中小学语文试卷的荒谬。受成就感的驱使,我自然是对数理化学科更感兴趣。但是上了高中,我遇到的历史老师,打开了我对文科的兴趣。当时,我认识到至少历史学是一个讲证据讲逻辑的学科,在证据和理论方面,历史学比(中学程度的)数理化等学科丰富得多。这个老师推荐过一、两本课外书,我立即去购书中心购买,顺便也接触了购书中心的文史类书架。于是我不仅买了一、两本,而是十本十本地买。妈妈当时在图书馆工作,一次大型购书,我写了个书单,上面很多书我就成了第一位借阅者。整个高中时期,我养成了睡觉前看书的习惯。我眼睛的散光也是那几年长期侧卧看书压迫眼球导至轻微变形。我看了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后,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于是跑去问历史老师:为什么我看这些书感觉比看历史课本有意思得多?为何历史课本体现不了历史学的趣味?他回答:你觉得有意思,是因为这些书的历史线索更丰富细致。历史课本限于程度和篇幅,只能罗列一些结论,没有论述过程。他建议我可以看一些大学的课本。于是我把人民大学的几个当时的“九五”教材《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都借回来,边看还边划书记笔记。所以我那段时间,床上是有笔的。
除了历史课,高中的政治课也给我启蒙。高中政治课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涉及很多其他西方哲学的知识。老师推荐了一本当时的畅销书《苏菲的世界》,是一本哲学史的普及读物。我看那本书,有着一股强烈的感觉,就是我特别适合学习哲学,书中所述的哲学家的特性,就好像在讲我。这当然是青少年时期常有的一些错觉。同样无法免俗的是我受尼采的哲学吸引颇深,于是又读了《尼采——在世界的转折点上》。可以说我对尼采哲学的理解无非就是周国平这本书的解读版,是十分业余的。但是现在回想,这本书不仅给我尼采哲学,还给了我一种八十年代的精神。周国平的语言之美,也让我憋足的作文提高了几分。
大学我未能考上“理想的学校”,但现在我十分庆幸我就读了暨南大学,有很多对我今天的发展十分重要的经历,都要归因于这所大学的特殊性,不是我在任何一所更加名牌的大学能够获得的。其中之一就是《大学语文》通选课。所有院系必修语文,当时我以为很平常。毕业后接触到其他大学的同学,才渐渐发觉这至少在理工大学中是很少有的。暨南大学的《大学语文》其实是一个文学史文选鉴赏课。而老师的讲授方式很死板,就是把一些古今文论摘抄到黑板上。就是在这门课中我频频接触到萧统的《诗选》、刘勰的《文心雕龙》、宗白华《美学散步》、王国维《人间词话》乃至李泽厚《美的历程》的经典论断。《大学语文》课的笔记我精心保存,还在下乡义教时作为语文课的备课资料。我将诗词鉴赏的精神用小学生能够明白的版本重新展示出来,课程还被选为示范到镇上的中学做教学交流。现在回想起来,中学作文成绩难堪的我做教师的生涯竟是从语文老师开始的。我和《大学语文》的老师还结交为朋友,他约我到古籍书店看书。他跟我说,自然科学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文学科是研究人与人的关系。这一句也许是他随心所欲的论断,但我思考了很多年。自然科学中本应该不能有“人”的主观成份,所研究的应该是“物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属于科学史或科学哲学,即研究人类到底为什么会研究科学、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研究科学、其历史又是如何发展。但是这些都被他归类为“自然科学”了。我虽分辨得清,但仍然十分倾向于赞同他。虽然刚听说这话时只是大一的学生,但多年后我从刚一接触科研开始,就从来不是在单纯研究科学本身,而总是兼而作相应的科学史研究,践行着“自然科学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之理。
我由于专业的缘故,能够亲自接触到的专业领域就是“材料学”。它本来是工科。但我走的路其实是将工科做成理科、将理科做成文科。从有用之学,做成了无用之学。相比于其他同行,我有很固执的治学趣味——是的,我将科学研究看作一种“治学”。“治”代表了风格、品味、旨趣之别。自然科学固然本应是“万物一理”,但是人类从未达到过这个程度,所做的无非是各类权宜之术,这就是讲究风格、品味和旨趣审美之高低的空间所在。
以上所述我这些年懵懂的寻觅,其实王国维早已总结过: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这样的认识,在任何一个具体学科都有对照。例如物理学中,很多人喜欢区分“理论”和“实验”研究,乃至成为做实验者不懂理论、或者做理论者不懂实验的借口,其实完全无此区别,于是“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也有研究者常常被“该课题应用价值不明”的阴影所笼罩,演讲介绍中充满华而不实的噱头,生怕自己的学问被归为“无用之学”,其实完全无此区别,于是又“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
王国维的宣言其实是常见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基础就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但是现代社会不管哪个社会制度,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独立。现代社会,学术研究是职业,需要考核、需要经费,完全是纳税人支付的,所以现代知识分子免不了或多或少依附于公权力,已经不存在完全自给自足的“独立知识分子”了。今时今日,科学研究是一种投资,再“长远”的投资都需要有期限和目标。你想做“无用之学”可以,但就没有理由去向纳税人要钱。现在几乎无人打着“无用之学”的旗号了。这不是因为实现了王国维的“不分有用无用”,而是投资只首肯“有用”、“产出”。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分工造成人的异化。事实上今天科学研究建制,就是这种异化的结果。科学研究从王国维所说的“学”,异化为生产力分工。今时今日,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你不旦觉得阻挠学术独立的困难重重,还有深深的被奴役感。你一方面是“扩招”的接盘侠,是“毕业证”派发服务业,是社会稳定因素的维持者;另一方面又是牌匾、排名和统计数字的员工,是政绩的雇佣。
想要翻身,还是加入共产主义运动吧!2018,应该是向共产主义的实现和全人类的解放又接近了一年。
我学习高分子的一些经历
一
在微信上看到了于同隐先生逝世的消息,享年101岁。于同隐先生是我国高分子学科的先驱,关于这些已经有很多材料记叙,例如:
像我这种年轻一代的小虾米,对于同隐的直接了解无非只是书本的作者。像上面列出的这些由与他长期亲密相处过的同事讲叙的经历,我也是这两天才读到。里面提到,在“大跃进”时期,于同隐先生被任命为复旦大学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和教研室主任。他在美国的博士学位是有机化学方面的,但他知道高分子学科既需要化学又需要物理的理论基础,于是:
在派人到北京取经的同时,于同隐带领同事与学生“边干边学”。请数学系老师讲微积分,自己亲自上台教英文,指导学生阅读高分子经典研究著作,组织翻译引进学术,充分发挥年轻教师的才能,初步搭建起复旦高分子科学的基本教学体系和框架。——张剑,《风轻云淡仁者寿——庆贺于同隐先生百岁寿辰》
还有一个文章甚至这么写:
接受任命的主要原因是,于同隐早就认识到高分子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必须把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和高分子工艺等学科融会贯通,才能形成完整的教学和科研体系。但那个时候,教研室内对高分子化学都很陌生,更不要说高分子物理专业人才。于是,于同隐下定决心,自己带头去搞高分子物理。
要搞高分子物理,就会碰到很多数学和物理的题目,而数学素来是于同隐的短板。高考时,高等代数三角一门,于同隐仅得了24分,解析几何仅42分;大学里唯一的数学课程初等微积分与微分方程也只是刚好及格,是他所有课程中得分最低的。这样的数学知识与水平,很难解决物理方面的问题。
已过不惑之年的于同隐,坚持自学补课,并率先在教研组给青年教师讲解高分子物理中常用到的数学矩阵,介绍高分子的多重结构。由于复旦的高分子学科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仓促建立的,师资不足,为此,学校抽出12名化学系三年级的本科学生,让他们提前毕业,留校充当高分子专业的青年教师。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江明正是这12名学生之一。江明院士回忆说,高分子学科建立之初,于同隐曾专门请来数学系教授为大家上课。当时读的是一本俄文专著,非常难读,他就带着大家一起读,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请数学系的老师讲解。
于同隐还亲自带着大家在化学系图书馆查阅资料,资料都是英文原版,可大家学的是俄语,看不懂。于同隐总是不厌其烦地一句句翻译了再讲解。到了1959年冬天,他还专门开办了英文突击班,教了一个寒假,帮大家打下阅读英语文献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虽不是于同隐的在册弟子,江明院士也总说自己是于同隐的学生,“他真正是我们科学道路上的引路人”。
——方艾青,《“高分子先生”于同隐》
二
我在学习和研究的道路上,也长期遇到数学和物理方面的困难。因此,自从走进高分子物理或流变学方面的研究后,就总是先天性地感到底气不足。从外人看来,我似乎是兴趣昂然地一路学过来的,但实际上内心每每需要拿出很大的勇气。我的这点学习经历跟于同隐的丰功伟绩无法相提并论,反倒是他的事迹对我有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也记叙一下我是怎么不断学习高分子物理和流变学的,特别是借此机会感谢教育过我的几位恩师。
我本科就读的专业是生物医学工程,原本是个很交叉的专业,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的课程都十分薄弱。其中,高分子化学和物理是合成一门课,在一学期内上完的。课程选用的教材,我阅读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当时我也没有特别重视,期末没有挂科,就这么过去了。总之,我既没有在一个传统的高分子专业就读,也没有打下扎实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理论基础。
我们这个专业的毕业设计题目,也根据生物医学工程这个专业的特点,分为电子(做医用仪器、传感器等)、生物(细胞培养、组织工程)和材料学(生物医用材料)等方向,事实上这三个方向需要的基础知识分属三大专业,我回想一下,我们系的学生尽管经过三年的课程学习,但对这三个方向仍然都是外行,做毕设的时候都会遇到比较大的知识壁垒。大部分同学都会根据自己的兴趣以及“专业前景”来选择毕设课题和面对不可避免的专业知识的再补习。也很自然,生物类的题目和课题组是最受欢迎的(养细胞很好玩,又是“21世纪的学科”)。而我是根据我对老师的印象来选择题目的,找到了我一直欣赏的谢德明老师,学习聚乳酸的合成。当时,环糊精与高分子的包合物刚刚发现,他想通过环糊精的包合来改善聚乳酸的亲水性。事实上,我在毕业设计中做了的只能算是聚合和表征,远远没有实现这些想法。但是和大多数普通的本科生一样,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我首次接触到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进入了一个圈子,受到了“启蒙”。同时谢老师定期进行学习汇报,对我们阅读文献的收获进行点评,也指引了我们如何从文献学习,或者如何从阅读文献的困难中了解到自己理论上的有哪些欠缺,于是应该转而阅读什么样的专著甚至教材。我当时也还算用心,在聚乳酸的合成方面查了很多文献,总结出了几种催化机理,谢老师在有一次会上就此表扬了我。但最让我受益的不是这种精神上的鼓励(事实上我这人表扬不得,一表扬就会飘飘然,情商很差),而是具体称赞的一句话:“不管研究什么课题,都要努力成为这个小方向的专家。”这句话让我至今受用。
可以说,在谢老师指导下做本科毕业设计的这段经历,是我后来之所以走上科研之路的缘由,同时也是之所以选择高分子作为研究方向的缘由。在本科的几年里,我可能比较早就清楚我们在生物和医学方面的专业基础是薄弱的,不能跟医学院和生物工程系的同学相比。但毕业设计的这段经历让我发现,高分子也是一门高深而有魅力的学问,而且比起养细胞,我更喜欢“学问感”更强的高分子学科。
所以当时我决定考研,并且信誓旦旦地要报考复旦大学的高分子系,根据该系的考研专业课来复习(一是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二是物理化学)。也就是在考研复习的这段时间里,我才算是比较认真和扎实地学习了这三门课。当时首先需要的是要去书店找到考试对应的教材。物理化学方面,由于找不到复旦指南中推荐的教材,我购买了胡英的、韩德刚等的和傅献彩等的三套教材,作全面的学习,目标是能够应付全国任何一份物理化学的考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这样应付考试,可能是因为不知天高地厚吧。但也正是在这种目标下,我事实上打下了比较好的物理化学基础。然而本科《物理化学》的这些内容的深度,毕竟离一些基本物理图象的建立以及物理的思维方法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高分子化学和物理方面的推荐教材,很自然是能找到的就是复旦大学出版的《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修订版)》。前者可能比较少人知道,我是跟潘祖仁的橙皮书两本一起看的。而后者就是众所周知的那本绿皮书,高分子物理部分我就只看这本。
阴差阳错,后来我家人知道我竟然要报考重点大学,劝我不要冒险,我听从了。当时已经认真复习了一半的时间,其他学校的高分子系的考试专业不尽相同。查了一圈,也就近在身旁华南理工大学有高分子专业,考试专业跟复旦的相同,可以继续按原计划复习。于是,最终在报名时,我报考了华南理工大学,与复旦大学无缘。后来我还特意打听了复旦大学的招生情况,当时听说的是都没招满,就差1人,到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心有戚戚。
三
在华南理工大学,我来到了赵耀明课题组。赵老师一直是化纤方面的老前辈,课题组也以化纤加工课题为主,但他那几年也一直进行生物医用高分子合成方面的的研究,就安排我继续在这方面做点实验。我却特别想把我本科设计时的环糊精包合继续做下去,坚持跟赵老师说要做这个,还努力地写了一个很长的文献调查给赵老师。他看我这么热情,就让我做做看。到头来,跟当初本科设计一样,我在实验上并没有实现什么想法,只能说做了一系列实验。但这个硕士课题的过程,还是使我在知识基础上有了提升的又一段时机。
我从读研开始就一律只看英文教材。都是大部头。我也只能是“边干边学”,把这些书都带在身边,在反应进行的时候、食堂吃饭的时候、甚至上厕所蹲坑的时候掏出来看。说出来有些不雅,我肠动力不足,长期便秘。别人上厕所很干脆,我一蹲要半天,所以,真的有很多大部头主要是蹲坑的时候看掉的。这些大部头包括Atkin的物理化学,Isaacs Neil的理论有机化学,以及一本现在我忘记作者的有机合成。当时我能找到的外文教材选择是很有限的,很多后来知道的经典教材,书店不是没得卖就是只有很贵的影印版,而图书馆往往是阅览室有那么一本,能借出来的开架书库是没有的。所以我最终拿来看的教材后来才了解到并非是容易读的,但当时我都兴致勃勃地(也似懂非懂地)啃了下来,事实上这些书对我实际的实验并没有直接的帮助。硕士期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像是来这个学校读书的,不是来做实验的。
唯一对我实验有很大帮助的书,是Vogel’s Textbook of Practical Organic Chemistry。从这本书里我首次接触到“正规的化学实验室”的方方面面,并尽可能的在我身边的环境中实现。我也是在这本书上知道“升华”这种纯化方法具体怎么做。通过升化我的单体特别纯,又加上按这本书推荐的做法搭的无水无氧反应器,我硕士期间做的嵌段共聚物还是比较成功的。这一点使得我虽然没有实现我所说的所谓“环糊精包合物”,但是却得到了一系列分子量和嵌段组成的窄分布样品。在硕士的最后一年里,因为实验工作量有点不足,我就去拿我这些样品做了一堆DSC凑数据。
没想到这堆DSC数据,成了我之所以整个硕士都在看化学的书,后来却走进高分子物理大门的机缘。当时我想在硕士论文里讨论这些数据,从中说明些什么。在查文献的过程中就查到了平衡熔点法测共混聚合物相容性方面的文献。但是我的体系是嵌段共物,针对这种体系有没有类似的理论?我就查到了嵌段共聚物热力学的很多原始文献,看到Flory等高分子物理鼻祖的一些文章。
这也不是我首次看到这些教材上出现的人名的原始论文了。在看复旦大学的《高分子物理》时,我就找过课本后面的参考文献,当时的网络数据库还没有过刊(1997年以前的论文)权限,我又还不懂去图书馆查纸版。后来硕士期间看Issacs Neils的物理有机化学时,我就懂得去图书馆查纸版了,所以算是亲眼看过“Lewis碱”的那一位Lewis、“Brønsted酸”的那位Brønsted的原始论文。这些原始论文对我触动很大,我感觉我渺小的个体跟人类的历史联系了起来。至于硕士毕设期间看到的Flory等人的论文效果则很实际,不仅让我又疯狂地重新翻起了《物理化学》课本中关于热力学的可怜的那几页(还顺带发现了胡英版中的一个小错误),还让我首次知道了物理上(具体就是热力学)的讨论范式,即想要从理论上研究一个问题的出发点、观点。我不仅看了关于嵌段相容性的热力学,还看了大量关于溶液中形成胶束的热力学的内容。
具体对于我做的这一堆DSC数据,我看了R. Scott根据FLory-Huggins似晶格模型导出的二组分聚合物混合体系的混合自由能表达式(J. Chem. Phys. 1949, 17:279),以及T. Nishi等向液固两相共存的推广(Macromolecules 1975, 8:909),把式中所有能查到的物性参数都查了一篇(也是花了很大部分的功夫),拟合得到了聚乳酸与聚乙二醇的一个相互作用参数χ12,是个负值,这说明聚乳酸和聚乙二醇在熔融态是相容的。所以它们在低温下的的相分离应该认为是先结晶的聚乳酸把聚乙二醇往外排(相当于重结晶的纯化过程),而不是一个液-液相分离。这一数值和这一结论都是查不到相关文献的。这个“查不到”,让我当时反而没有什么底气,就只写在了我的毕业论文里。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样品和实验数据都很扎实,理论依据也没什么问题,既然“查不到”,那就完全可以发表。
整个硕士期间,我要非常感谢的是赵耀明老师。我当时特别坚持我从有限的文献中看到的一些观点和由此产生的幼稚想法——这也是大多数研究生的特点吧。但赵老师只会讲一、两句委婉的怀疑,大多数时候太过委婉,最后还是由得我自己去碰了。这种气度后来一方面也让我自觉地收敛和虚心,另一方面事实上也给了我很宝贵的瞎折腾的空间,所以才让我有了这接触到一些真正重要的高分子理论基础的原始论文的机会,趟开了未来的道路。
四
因此,到硕士毕业为止,我都只是在学习,没有什么科研上的产出。说的环糊精包合聚乳酸,其实也没有做出来(没法证明包在哪个嵌段上,我相信其实主要包在了聚乙二醇嵌段上了)。但是最后这一年,从接触到了高分子热力学一些比较原始的文献,自学,然后应用到自己的实验数据,得出新的结论,这样的一个过程使我尝到了科学研究的真正乐趣。我就想要继续在溶液热力学等方面努力。当时就在我同一个学院,就有这方面的专家——童真教授。他至今未改的简介中有一大段介绍他在高分子溶液相平衡方面的工作,这跟我当时看的过的那些二、三元聚合物溶剂体系的论文工作是同一个方向的。于是我给童老师发了邮件,想读他的博士。得益于GMail的容量,我至今仍能搜到当年的邮件。发了一封没有回音,我又发了第二封,自以为是地把我写的一些“作品”也附上去了。于是童老师回复了:
孙尉翔同学:
您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和兴趣,因为我出差的原因,没有及时给你答复。
1、首先,至今还没有谁就报考博士与我联系。不知明年是否还有硕士毕业后免试读博的,这样你可以免去考试了。望关注。
2、看了你写得东西,发现你对LCA还有些了解。不知你是否有兴趣做高分子材料的LCA?但是,我并不熟悉该领域,可能要你自己探索。
3、既然你决定以科研为职业(我个人认为只能是事业,而不是职业。),那为什么不想出国深造呢?国内的教育理念有很大的差距。
祝
好!
keep in contact.
童真
于是我又毕恭毕敬地回复了一大通:
童教授:
您好!感谢您的回信!
1. 我会积极咨询了解关于免试读博的信息,谢谢您的提示。
2. 关于LCA的内容应该是曾钫老师的”高分子物理”课程的期末作业。当时我也仅限于在网络上搜索现成资料阅读并写进作业中去。基于这样的基础我斗谈谈对LCA研究的认识:环境问题日益研究,LCA是作为一种评价思想受到了重视。但是LCA从一种思想到成为实际可操作的指标,需要克服一系列的障碍,我觉得其中包括数的采集、数据库的建立和数学建模。一种材料或一件产品的在其生命周期中的物理化学参数和化学反应的信息,需要从不同方面采集到,而且这些信息是很繁杂的,需要建立数据库进行分类方便检索,最后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利用这些数据来得到一个可比较的指标,用以评价不同产品的环境影响。这些问题涉及到的更多是系统工程和软件工程的研究方向,
http://lca.jrc.ec.europa.eu/lcainfohub/toolList.vm
这是一个全球LCA分析数据库和工具软件的列表。其中有PE等大企业,中国成都有一家公司也在列表中。这些数据库和软件应该代表着LCA分析当前的进展状况吧。3. 的确,我是决定以科研为事业的。在读博期间我会坚持对一个课题、一个问题进行比较完整的研究,不会急着毕业。出国深造我想过,留意过一些课题组。由于我想把所有时间花在课题和学习上,不想花时间考托福和GRE,因此美国不能考虑。欧洲搞软物质比较多,我给德国马普所一些教授发过电子邮件,还有荷兰等等,都没有回音,估计是一个邮件他们能得到的信息太少。归根结底原因是不太光彩的——我嫌出国的各种程序太麻烦。在中国也能找到好的课题组。现在中国很多科学家在国外受过教育,或者同国外联系密切,了解国外的教育理念。另外,我自己也会注意经常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个客观差距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去弥补。而决定在中国读博话,就一定是到您这儿读。因为我很喜欢您的课题组做的各种功能高分子科学方面的研究,并且通过平时上课以及您的学生,我可以比较了解您和您的课题组在各方面的情况。我离开赵耀明老师的课题组,并不是那里水平不高,而是我对工科课题不感兴趣,对工科思维不太习惯。我感觉在您的课题组里,会有机会进行高分子科学方面的研究,有机会加强理论水平。综合种种原因我决定在您这儿读博。
再次谢谢您的回信!
致,
礼!孙尉翔
现在看来,引文中加粗的部分,都应验了(包括“不会急着毕业”)。一般来说,但凡有学生联系导师,导师都不排除这个学生也同时有在找其他教授。但当时我由于前文讲过的研究方向原因,就一定只想找童老师读博(其实读了之后我也没搞热力学,而是搞流变学去了)。所以我仍不放心,非逼着要跟童老师面谈。为此我发的这第4封邮件,现在看来也是好笑(我把我字面背后的潜在意思也用下划线部分写出来了):
童教授:
您好!我决定报考您08年的博士,现在正是考博网上报名的期间。尽管此前经过电子邮件与您来往过,您也向我导师询问过情况,但是我对您的决定还是没有底。因此冒昧请问能否找个时间进行简单的交谈,以便对我更加了解?(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要让童老师答应只要我分数过线就必然要我!)
我知道您很忙。我的报名材料都已准备好了(报考08年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如果您没有时间或认为暂时没有必要事先面谈,我就放心地先提交材料和准备考试,等以后有机会再向您请教。(我内心的意思是,我是为了考你的博士才考试的,否则我不会考博。你如果不面谈,又不劝阻我考试,就等于默认要我!这层意思也似乎没表达出来!)
提交博士报名材料的截止时间是12月21日。(这等于下个deadline让童老师在此时间之前要回复我。)
谢谢!
致,
礼!孙尉翔
后来就跟童老师面谈了。现在童老师既是我恩师,又是我的同事、朋友。我和他聊过当时的情况,他都忘了当时面试问过我什么问题了。其实当时他听说我合成L-聚乳酸,就问了一句,这个手性怎么实现。我当时很笨,心里真的想:不是吧,堂堂高分子的大教授怎么这个都不会?我现在也感叹,当时真的一点没有怀疑这是考试,二十几岁人了怎么会这么笨。于是我就好像要跟学生讲课一般,从单体手性、内/外消旋、催化机理一直解释下来。花了这么一番功夫,我觉得我讲得特别清楚了,童老师脸上却没有浮现出“学生应用的心领神会”(当然不会有)。
总之,后来我来到了童老师课题组下,一开始做临界凝胶化的工作,后来让我将此与当时新了解到的大幅振荡剪切(LAOS)方法结合。这个结合的想法是不太妥后来没去做,但我由此入了流变学的坑。
我要上的博士课程还不算太多,自从拥挤的课题组房间终于腾出我的位置之后,我就整天到课题组办公桌前学习流变学。跟大多数初学流变学学生面临的情况一样,我没有合适的教材。童老师推荐了Bird的书,但以我当时的数学水平,没法看。我天天看的是原始论文,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论文我都看。很显然,如果Bird的书的数学我都不行,论文中的数学我也必然不行的,但我就这么看下来了。也许造成我跟很多物理系出身的人不一样,我总有一种跳过数学推导去“读懂”一篇论文的方法。这里的读懂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那也许是一种似懂非懂。但这种“似懂非懂”的感觉对于一个完全没有物理和数学基础,又没有课本,却要去读浩如烟海的流变学文献的学生来讲是非常宝贵的。而且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的笔记,也可以说比“似懂非懂”还是好一些的。
我和童老师同在一室。我天天坐在那里看论文,童老师不时出来伸个懒腰,就看到我屏幕上显示一些印刷古老的版面。我爱看老论文对他来说还是挺新奇的。于是,他让我写一篇关于LAOS的综述,看能否投到一个中文的化学期刊上。我于是发奋图强地写了一个自以为充满历史感的综述。事实上确实记叙了很多我自己从文献中总结的有趣的小史实,例如一些流变仪器设计的发展。但这些历史不适合写在一篇综述里。童老师当时打击我这些是“名人佚事”,说“名人佚事不归你来写,你到退休了再写这个不迟。”最终修改后,也还是因为“数学太多”,不宜投到什么化学期刊而作罢了。最终我赖以毕业的论文迟迟没有发表,我还延期了半年。果真就是“不急着毕业”。
正如上述的这种交流,是与童老师同处一室的好处。我常常在一个普通的安静的工作日上午,脱口而出就问百忙中的童老师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其实都是看文献累了就突然想搭快车、懒得又去查。童老师从来没有“经不起”这种“突然袭击”,我看的无论是本构方程中的某个张量还是某个人名,他都信手拈来地帮我补充完整的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经常看到Cox-Merz rule,是什么很牛的东西吗?意味着什么?童老师听了就说,哦,就是个经验、现象,发现经常符合,也有不符合的。具体为什么也不知道,就经常用了。类似这种通俗而又不失准确的精简评价,节省了我大量时间!
博士阶段,我学习经验也丰富起来,能获取资料的范围扩大了,同进也有的放矢去学。在流变学方面,我还是以Bird的书后附录为核心,又从图书馆借了几本张量代数和连续介质体力学的课本,把本构方程这件事啃下来了。同时还浏览了好几本流变学教材。09年首次参加上海交大的流变学讲习班,也让我亲扩大了见闻,在讲习班上还认识了许元泽老师。后来我成了这个流变学讲习班和复杂流体研讨会的常客。11年,童老师还资助我到德国KIT学习。这是我一篇关于LAOS的论文发表后引起了Fourier变换流变学提出者M. Whilhelm的注意,他认为我们的信噪比可以提高,发信给童老师邀请我去那里学一下“正宗的LAOS”。我在那里度过了我至今唯一的“国外学习经历”为期一周,虽无学位但已获益良多。
除此之外,由于我研究方面是胶体,在对流变学有一定的把握后,我又在胶体物理尤其是平衡态与非平衡态统计物理方面下功夫。这又是一个我完全没有基础的基本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也陆续遇到一些基本的数值分析方法(如积分、微分)、有限元法解偏微分方程、多参数的非线性拟合等手段简单,乃至最近还自己尝试了一下分子动力学的Verlet算法。这些方面的知识,我从博士三年级左右,一直学习到最近,才感觉刚刚入了软凝聚态物理的门。事实上,上述的无论是数学基础还是基本计算技能,都是物理系本科生就掌握的。
五
临近毕业,童老师看我这种性格到了社会职场多半要饿死,可怜我收留到自己组里。于是我成了一名青椒,科研真正像我当初读博发的邮件里写的那样,成了我的事业。我也再也没有年轻人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状态了。有人说成年的一个特点就是承认和接受自己的平庸。我的理论基础甚至连平庸都不如,我的智商也是平庸的。以一个独立科研工作者的角度,我合理组织各方面力量、处理各方面关系、从而完成出色的科研工作的能力也很平庸。我唯有的特点就是一直在学习。这一点,我之前也一直以之自卑,觉得这无非是我各方面都平庸的必然后果。除了只能继续学习之外,跟其他具有更高起点的同龄同行一比,就觉得我的前途是灰暗的。所以,看到了文章开头引用的关于于同隐先生当年年过40仍然在自己不熟悉的数学和物理方面努力,并最终建立了一个体系完整的复旦高分子系的事迹,还是挺受鼓励的。我在单位混迹了4年,相当于又一个本科的时间,或者又一个直博的博士时间。我也可以说在年过30勉强入了物理学研究的门。至于当初谢德明老师所说的:从事一个方向的研究,就先成为这个方向的专家——这个层次我还没达到呢。但单位这时就已经让我准备担任聚合物流变学和高分子物理这两门课程。 我回想我自己接触和进入高分子学科的这十几年受到的各个前辈的精神和思想上的薰陶,正苦苦思考,除了具体知识外,如何把这些精神力量也通过课程传授给学生。
六
最后,有些小事我前文没提到的,补充一下。其实我硕士期间就曾经拜读过于同隐等人整理出版的《高聚物的粘弹性》一书。当时觉得真是《高分子物理》的很好的补充。最近从各类关于于同隐的事迹中了解到,这是从1979年UCBerkeley的沈明琦教授来复旦讲课的讲义整理出来的。沈明琦(Mitchel Ming-Chi Shen)比于同隐年轻(1938-1979),却正好是在1979年去世。他是Tobolsky的学生。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后,到了加州。他继续发展了Green-Tobolsky的瞬态网络模型,而且还有一本书Introduction to Polymer Viscoelasticity。当然,他只署名了第1版。现在普遍能找到的是第3版,距第2版都20年了,所以上面没有早逝的Shen的名字,但从书中附的第1版前言署名仍然看到Shen的名字,以及保留着“献给Tobolsky”的一句话:
To A. V. Tobolsky, who first introduced us to the mysteries of polymer viscoelasticity and to the ar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这个第一版的前言还提到了执笔这本书的受爱尔兰作家喬伊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启发。据说这也是一部有趣的小说,我于是想找来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