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问题地址：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0692550
受邀。但本人一向答非所问。
一、
有很多这类问题：文章署名为什么是这个原则？为什么研究结果一定要发到那些期刊上？直接在网上放出来不行吗？什么是同行评议？现在的同行评议还有效吗？影响因子重要吗？为什么？……然后也包括本问题。
在仅有6平方米的小屋里，陈景润坚持埋头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在“文革”刚刚结束的那个“科学的春天”里，陈景润成为激励广大青年向科学进军的旗帜。
http://www.gmw.cn/01ds/1998-03/25/GB/191%5EDS609.HTM
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是今时今日科学研究的建制（infrastructure）已经跟法拉第时代很不一样了。它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也可以说是“悄悄地”，因此公众（尤其是深受八十年代“科学的春天”报告文学影响的中国公众）并不了解这个发展过程。研究生是从公众角色进入科研角色的一个过程，但是，很少课题组会正式地给新进来的研究生概述现代科学研究组织模式的全貌。我们都明白，很多行业都有理想与实践的区别。但是，对于医生警察律师扫大街等大众十分熟悉的行业，理想的情况是什么，大家都很清楚。因此，一旦身为医生或警察，虽受制于现实的不完美，但心中至少很清晰那个尽量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什么。但现代科研事业的情况有点不一样。研究生们很可能一直都没有被正式的呈现一个完整的是非观和分寸（理想的），他们只能看自己的导师和别人的导师、自己的师兄师姐、其他课题组的同学等等来模糊地定位。因此就造成了，研究生群体中关于科研事务和与科研有关的人际关系的是非价值观非常混乱。他们向导师提出的期望和要求，很可能自己都不清楚理由在哪儿；同理，他们想拒绝导师的期望和要求，也不清楚是否有理。对于不同的研究生，觉得怎样算合理，十分依赖于他们的经历和见闻。的而且确，科学研究的优良传统的传承非常依赖于导师到学生这条路径。往往导师在大谈科学研究之道时，引用最多的还是他当初的导师如何。尤其是在科学研究的模式严重异化了的现代，那种旧时的传统的传承就更加脆弱了。因此，优秀的研究生院和实验室，都会撰写一些当前科学研究模式和角色扮演的常识性内容，供初入科研大门的研究生学习，并作为一种是非参考座标来比对他们将来在实践中看到的人与事。例如中文网络上一度流传甚广的麻省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编写的“如何做研究”：How To Do Research In the MIT AI Lab。你可以看到作者是“a whole bunch of current, former, and honorary MIT AI Lab graduate students”。这说明，在新的形势下，到底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合适，无非不过是大家形成的一种共识。固然有一定程度的空间可以供你问“为什么”，但无限问到底的话，也就只能是“共识”而已。凡这类资料，里面很可能会包括“发表论文”这一章，“导师”这一章、“师兄师姐”这一章、“会议报告”这一章，其实是一些FAQ，用于回答本文开头列举的那一大堆“为什么”。
二、
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它是一项职业。是职业，就要考核绩效，就要评级分高下。于是，影响因子、H因子等等事情就都出来了。因此，在当今科学研究圈子里，publish or perish是一个无奈但难以破解的主题。其实，若不是因为这个，论文大可以一稿多投，而且也应该一稿多投。我发现了一个新现象，为了最多的人能够最快看到，不就一稿多投了么。我一稿多投伤害了谁吗？无非是因为发表的论文数是评价科研能力高下的重要参考——于是也是决定科研人员升迁的重要参考，所以才使一稿多投行为变成一种不公平的行为，变成拼升职可以不拼原创工作积累，而是去把一稿N投的N最大化了。事实上，科学论文的读者只关心论文的内容，及其真实性，它并不关心作者本人能力是否高，是否教授——这无非是作者本人才关心的事情。
科研的职业化还造成很多其他的无奈的扭曲，但这些扭曲都还没严重到危害科学研究的结果。因此大家在目前的科学研究模式中都处一种两难中找平衡的状态。这就更要求从业人士对科学研究本身的宝贵传统和理想情况十分清晰，否则很容易失衡（中国的情况）。
三、
现在才稍微谈谈本问题的话题。期刊是从纸时代发展过来的模式。在当时，你必须订阅，才能看到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为节省金钱，既有课题组集体订阅，也有图书馆订阅的方式。个人订阅也是可以的，特别是像Science这种。
科学研究成果很讲究尽快发表，所以从传统上除了full articles之外还有letters、communications等体裁。这是害怕自己失去了第一发现权。为此除了要快之外，也希望能尽量广地宣传，让大家知道这个已经做出来了。所以从科学研究的初衷（理想）来讲，为何更倾向于论文能发表在Science或者Nature，最初都是因为这些期刊的发行量够大。而作为这些期刊的编辑，自然会比其他发行量少的期刊收到更多的投稿。很自然，期刊是要以保住订阅数为第一原则的（这跟电视台要保住收视率相似），因此，遴选稿件的原则就是选择足够重要的研究成果予以发表。何谓“重要”，据JACS主编的说法，那就是具有“broadest interest”的研究成果，越是能让更多其他研究方向的人对你的研究成果感兴趣越好；那些具有深入的analysis但只兴趣范围局限于行内的paper，非常好，鼓一百个掌，但不够“重要”（JACS主编观点，相信也代表着很多高影响期刊主编的观点）。可以看到，这样定义“重要”，是纯粹有利于期刊的一种定义，broad interest的结果直接就是订阅数量的提高。订阅数量提高了，就使得更多人愿意把稿件投到该杂志，该杂志能够选出更“重要”的研究，“档次”于是也越来越高了。
假如科研没有职业化，没有publish or perish定律的统治，这样的情况也无甚不可。扎实的，对本专业研究有基础性贡献的常规研究成果，虽没办法发表在Nature/Science，但也不会对作者造成什么损失。在很多研究领域的内部，一些发表此类常规论文的期刊，更受业内人士的尊重（例如高分子领域之对于Macromolecules）。但是在publish or perish的统治下，情况就有所扭曲了，特别是在中国。因为大家不得不尽量使得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是更深入，而是更花哨。商业期刊也乐于发表这样的论文。影响因子上去了，是作者和出版商都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是这就带动了一大批参考性有限、为发表而发表的论文充斥在当今的论文海洋中。我们发现，发表的paper真是越来越多，还真幸亏有了RSS和Google Reader，且哪怕如此那个inbox的计数还是长期显示1000+——已经坚持每天敲空格消灭一批了。所以我们今天是很难想象在那没有网络和搜索引擎、更没有RSS的时代，研究人员如何进行literature survey。只能说在那个时代，大家只会关注行内几个重要期刊，也只希望自己的成果发表那几个期刊上，至于在世界的角落还有哪个论文可能已经论述某问题，人们实在关心不了，也就等于没发表了。
四、
所以，期刊的存在，帮助了研究人员更快更广地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满足了这一需求，就相应收一笔钱。收多收少，完全看市场。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我的经济观念比较右倾）。还要考虑到期刊还承担了同行评议过程的组织工作，校对、排版、印刷都要人力和物资成本。所以是不能要求免费白干。问题只能是为何今天一些大的出版商能够把这笔费用收取到如此高的地步。这里有几个原因。
一是，无论费用多低，大家都愿意省钱。
由于论文与论文之间的内容差别会非常大，所以一本期刊，你很少是以从头逐篇读到尾的形式去阅读的，往往是直接了当地去翻到那篇论文，看完就放回去了。这样的阅读模式，使得期刊更适合大家集体订一份。你看你要的那篇论文一般不会与我看我要的那篇论文发生冲突（不像书，你要看福尔摩斯，我也要看，就必须有两本才不冲突）。这甚至可以全校师生只靠图书馆订的那一份，只要图书馆提供复印机。这对出版商是不公平的，但又是公益性的（“科学研究”是一个很难抵毁的道德高地），所以只能提价来补偿。今时今日，要看论文是只有通过图书馆购买权限共享才划算的。学术圈之外的人士贸然想看什么“学术论文”，看到单篇下载价格，当然要吃惊。
二是，出版商帮作者推高了期刊的影响因子
在publish or perish的统治下，很多（中国）作者投稿对期刊有着超出专业之外的选择性，那就是纯看影响因子。大的出版商在经营高影响因子期刊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ACS、RSC这几年新开了这么多期刊，都无往而不利。这得益于他们不断投钱建设和紧跟互联网发展潮流的电子期刊网络系统，以及他们为期刊的宣传做的各种公关活动，这些都提升了期刊的IF，是高价值的服务，这些钱当然也是要收的，问题是向谁收。以往都是向读者（图书馆）收。现在许多期刊都尝试Open Access，改向作者收。其实，无论向哪方收，都有说不通的道理。你把影响因子抬高的努力，满足的是作者的利益，大可以向作者收费啊，肯定是作者才愿意回报你这方面的努力，怎么会是去向读者收？但如果向作者收费，也有问题。一个高影响因子的期刊，拒稿率也会很高。如果收益是来自作者，一个期刊就不必要维持过高的影响因子，即无需维持过高的论文质量。可以使影响因子降低，只要不低到影响投稿量就行了。如果都是这样的期刊，市面上只会充斥着清一色的平庸产物。不用等到所有期刊全变成Open Access，自觉的科研工作者对仅存的传统模式期刊的青睐程度，就已经让OA寸步难行了——这也是目前真实情况。所以，压力还是只能落在高校图书馆这头。
有很多幼稚的口号，例如纳税人交钱投资科研，成果不应该再收费。其实，你完全可以嫌已有的出版商要价过高，自己组织一些同行办期刊，维持相当的同行评议，然后不收费（假设你有足够的办法）。但是有一点：影响因子上不去，你就没有好的稿源，大家都更愿意投到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说到底，这个出版商的超高价格，其实是publish or perish造成的代价，也就是当今科研职业化的并发症。谁让大家为了职业生涯不得不选择高影响因子期刊来发表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呢？你单单指责科研成果要收费查阅，不去指责科研人员拿纳税人的钱来做科研又以研究成果来挣生活，那就是片面的。如果后者合理，你就很难指责前者。这是不能再问“为什么”的地步，如我前文所说，到了一定程度，就是大家的共识。学术圈仍然是一个自治色彩浓厚的圈子。圈内觉得这样没问题，圈外人就不应多加指责。虽说纳税人纳了税，但这个钱只是用于支付成本和代理的劳务费，不是用于购得专业上的控制权。专业人士代公众完成专业性强的公益性工作，收取劳务费；但专业人士的专业操守，只能靠成立行业协会（如律师协会）来有效监督，公众至多去监督行业协会在专业问题之外的程序问题之类。
四、
以上道理，现在的公众也不是不清楚了。但是，他们会继续直接攻击科研职业化本身。似乎科研是否要职业化，是可选择的；竟然走向了职业化，代表着人的一种腐朽和堕落。诚然，publish or perish长期以来也是科研工作者讨论的热点，但无论怎么讨论，这么多年了，没法破。毕竟这是一个近百年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提到战争的因素也好也好，国家转变发展战略的重点也好，互联网的出现也好，这些因素，都是硬梆梆的历史，而不是某人的自私自利。公益性事业到底是私营还是公营的问题，实在是太大了。但凡涉及到这一问题，争论是不会休止的。总有人希望打着公益性的旗号让一切免费，也总有大资本家尽倾创业艰难史和强调贡献与回报。如果在认识到前文介绍的一切之后，还要继续讨论要不要“全民免费PDF全文下载”的问题，那就相当于明明深谙“看病难看病贵”体制症结之后仍然还要继续讨论要不要“全民免费医疗”一样——耍赖。不是说看病难看病贵很合理，但也不等于说必然要搞全民免费医疗。
Arron Swartz是个大帅哥，我确实为他的自杀而伤心。但若论他的主张，我是不同意的。我也是萨切尔夫人的支持者。所以这个问题如果是讨论到了左派和右派互骂的层面，就完全可以停止了。因为这样的互骂网上已经很多，不需要在这里又重复。
五、
无论如何，还是要承认目前的现状是不理想的（虽合理），如何稍微理想一点？跟所有无法破的大局一样，只能自欺欺人地、无力地倡议所谓的“从我做起”了：尽量不要追逐影响因子，尽量逃开publish or perish的统治。尤其是，当你拿到tenure之后（在国内，似乎可以对应为拿到“杰青”之后？），请做扎实的研究，投在受众兴趣比较集中的专门期刊上。你的研究努力，应该是致力于满足研究领域内的好奇，回答领域内的问题，优先为本领域作出一点贡献；而不是去追求所谓的broad interest，做一些力求让不同领域的人都能理解、但却没有什么贡献的论文，只为了发表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假如每个人都这么做，那么市场的供需重点就不再在于影响因子上，在出版商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它自然就没有继续维持高价的市场资本了。当然，跟所有其他的“从我做起”们一样，这只能是一种理想。你不扔垃圾，不闯红灯，并没有改善卫生和交通，说到底这只能算是自我修养。同理，前面说的做研究的原则，也只能说是自我修养。跟所有人的修养一样，它的培养是不可能仅靠社会历炼的——恰恰相反，社会历炼只会不断地为抛弃个人修养提供强大理由。修养的形成最依赖的，还是在成长初期长辈的教育。挪到科研方面来讲，那就是研究生阶段导师的言传身教。如果导师本身不追逐影响因子，不受publish or perish的束缚，一贯专注于研究课题的内在价值，那么学生将来也才能形成足够强大的信念来坚持这些。这就又回到我文章开头说的，要先对什么是理想情问十分清晰，才能在现实中努力地找到平衡；什么是理想都知道，必然会失衡。
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我的导师就是这样的导师，又因为他的导师是这样的导师。因此，我个人甚至有一种偏见，那就是读研不要选择年轻教授。tenured都不算，最好emerit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