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去电影院看，但至少还是在优酷上付了五块钱。我觉得指责别人“不支持中国电影”的人，就好像在《钢的琴》电影里指责时代不支持那两条烟囱的人。

在我看来这个电影是关于理想的，因此就觉得很没意思。我不喜欢通过电影来完成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应该是跟“电影人”的看法恰恰相反的吧。每个“电影人”都会说“电影之所以有魅力就因为XXX”的话。而我偏偏不喜欢XXX，我不支持电影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当然我也不能自诩我一丝都不会借助电影来完成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我还有好多喜欢的电影来着，我喜欢看说明还是有娱乐效果，有娱乐效果的无非是完成了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有意识地通过电影来完成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还是跟下意识地做这件事有很大区别的。电影明明就假，还要“关于理想”，就无趣极了。

我有这种思想，也许是因我是广州人，跟北方人不一样。不过也不要把所有广州人拖下水。因为最近我发现广州市的年轻人越来越有“理想”了。所谓“理想”其实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实只是一种冲动。冲动是男人的特点。适合男人做的事情一般都是时间集中一次性高强度。那种需要长期的、细致的、修修补补的工作，男人是不爱干的，女人才爱干，例如像织毛衣。当然，像我这种男性荷尔蒙严重不足的男人专门爱干女人干的事属于有病、少数，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但要讨论的话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会对“理想”二字这么不屑。一般假如我这种态度被其他哥们听见了，他们都会说类似“你还是男人么”之类的话。这更加证明了，“理想”这事，跟艺术一样，纯粹是一种性冲动的衍生物。

电影的配乐中听到Lube乐队，更觉得这是一个适合拿“理想”做借口的懦夫看的电影。不知道逝去的公有制时代给这些北方人注入了什么理想，使得整个“拜金”的今天都欠了他们许多？照这么说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所谓“排头兵”还真不能当成是幸运和偶然。

现在我连“观察”这个词都觉得恶心了，原因就是看到有的人自称“互联网观察者”，然后所发的文章和微博无非就是什么Android啦Apple啦之类的平媒IT版水平的东西。所以我不能说我“观察”了好多年的国内形势，更不能说我“观察”了好多年的国外形势。那我到底“XX”了国内形势呢？难道说“啥也没观察！活在中国这么多年白活了！”——也不至于吧。但假如说自己是“对中外政经科教文卫形势均有精辟独到的见解”——这个就简真是自暴自弃了，好像反正甩不掉“恶心”的嫌疑，那就干脆恶心到极致的意思。我想到一种说法“对中外政经科教文卫形势的个人臆测”，好像比较中肯。

所以，根据本人对中外政经科教文卫形势的个人臆测，我觉得在中国基础研究跟技术市场的结合还不可能。中国能卖得到国外去的东西都没啥高科技；而光靠卖国内，马上赔死。现在国内的所谓“生物科技”还停留在生产“xx素口服液”的水平，不然为什么曹谊林做科研是做组织工程，搞公司不得不去卖“玻尿酸”呢？连学名“透明质酸”都不敢叫。中国老百姓以前一直是农民，种种地，不需要什么高科技。现在也是西方列强告诉我们要高科技的，那当然是西方列强说什么是高科技那就什么是高科技了呗？要是任由中国人搞，最后保证还是回到阴阳气功本草纲目的年代。

今天跟徐老师讨论到这个问题，怎么说他怎么不明白。可见在国外留学多年确实会对中国的政经科教文卫形势失去精辟而独到的见解的。

恰好又看到科学网李维老师的短文，很值得复制粘贴：

可是世界第一不是吹出来的，需要花力气、动脑筋。要靠这个投入带动国人企业产品和技术的升级。 这就是“折寿”的过程呢。很可能是钱都化了，结果是个“平庸”。因为“带动国人企业产品和技术的升级”这样的事情没有什么“世界第一”的说法，只是个良心和认识的结果。在洋人那里，科技的投入推进企业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是个当然的事情，不是个问题。而在国人这里，就是个问题了。一个设备，要不要国产？国产的话，要有风险。买洋人的产品，对同样的失败，国人的评价也有所不同。洋人产品坏了的话，国人很富有“同情心”，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国人的产品上，那说法就多了。作为当事人，如何选择呢？这是个问题。

买洋人的设备、用洋人的试剂、发论文在洋人的杂志上，可能的话再雇几个洋学生、洋教员。然后就可以很“自豪”地说，俺们也达到世界一流了。写到这里，镜某突然想到了一个曾经发生过的鹿鸣馆的故事。镜某怎么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怎么象“鹿鸣”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现实与历史上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地相似。几十年后研究课题的名字都准备好了：21世纪中国组建北清生命科学联合中心与19世纪日本建造鹿鸣馆之间思维脉络的比较。

这才是真正地“对中外政经科教文卫形势均有精辟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