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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总结

From 02-02-2007Huaiji

读了柴静的文章，我想起了新兴山上新发展的林业，据志倍说，可能用于造纸。我还想到当地的大自然奇迹燕岩一带，有很多人大量采摘燕窝和捕捉幼燕。旅游业兴盛之后，数量突增游人更是强烈地惊扰了那里的燕子，这样一个天然的栖息地可能不久就会消失。

造纸是一个高耗水高污染工业。消除造纸污染的技术目前已成为我国科研热点，也就是说——十年之内没戏。没有触目惊心现实（例如这个或这个），你怎么也不能想像到，一堆肤浅得很的“环保运动分子”日夜宣传的悚人听闻的材料竟是真的。相比之下，那些因为栖息地越来越少导致动物数量骤减的消息则总是不绝于耳。白鱀豚就是最沉痛的教训：

“长江水太可怕了！”外国专家纷纷惊叹道：“这里没有多少浮游生物，完全不适合豚类生活。”

乱捕乱捞，则让豚类丧失了食物来源；一些捕鱼的利器———比如滚钩，会穿透它们的身体。在一具白鱀豚的尸体上，被滚钩扎伤的伤痕有103处。而在中科院水生所的博物馆里，陈列着惟一几乎孕育成熟的白鱀豚胎儿标本，它静静躺在福尔马林液体里，好像睡着了。就在要离开妈妈时，母亲的头被螺旋桨削去了一半。

“包括三峡大坝———它的建设虽然对白鱀豚没有直接影响，但切断了鱼类的洄游通道，减少了白鱀豚的食物，同时使白鱀豚失去了生活场所。”王丁博士说。

“难道比大熊猫更稀有的白鱀豚，会像恐龙一样成为一种记忆？”张先锋博士说。王丁———这位多年从事白鱀豚研究的鲸类专家，也不相信它已经灭绝。他们试图通过在科考的细节，寻找其存活的理论概率，而这更多来自情感上的难以割舍，仿佛面对亲人的离去。

他们不得不承认，希望十分渺茫。国际上已经公认，如果某种群的数量少于50个，它的命运就是灭亡。

全文《白鱀豚，因人类走向消亡》，南方周末

先发展，后治理。一句透着无奈的口号，似乎足以给良心一个交待——毕竟要吃饭要生存，人都没法活，几十年后的后果只能指望有能力的时候再去考虑。殊不知，这哪里仅仅是人的活命问题！贪婪早点蓄势待发，罪恶早就万事俱备，等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掩饰的口号。在中文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句式“说好听点……说难听点……”。一件事情的是非，可以通过其“说”法来左右。在无奈的口号下，牟利可以就疯狂至此，更何况是打着某条“硬道理”的旗号。“先发展，后治理”无非就是“只发展，不治理”的“好听”版。

既然如此，那……按照“不能给犯罪分子以任何借口”的逻辑，今后“以任何名目”进行类似活动“一律”坚决取缔！于是，我们看到的将会是“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的农村，没有实业没有商品的“纯自然”经济，农民一贫如洗。“不发展”的话，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这次作恶分子又有了另一个更好口号，尽管从文字上看同原来的截然相反。

中国的悲哀一部分就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思维。短视、浮躁只会导致更加短视和更加浮躁，思维模式也随之从白痴变到更加白痴。

如果现代化是农村的发展方向，我真的乐观不起来。不知道现代化能给农村带来什么比现在更美好的东西。难道只是因为新兴是个美丽的地方，所以其现状令人留恋罢了？我经常想，如果新兴是一处穷山恶水，地方恶劣得让人只求早日逃走，我还会不会这样想？打动我的到底是山水还是人间温情？在这里，你获得感激是因为你心灵的负出而不是物质捐赠；在这里，浓浓的人情能够使平凡的礼物变得贵重。如果现代化意味着要改变这一切，那么无论多么美丽的风景，只会成为旅游点；无论多么名贵的东西，只会成为标志物，世界再精美，人的心中有的只会是丑陋。

作为科学家我还是倾向于相信科学，依靠科学。只有科学能让黑暗变得明朗，或者至少有明朗起来的希望。而希望才是最重要的。美国环境学会期刊的一期中国主题，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06, 4 (7) – Special Issue: China’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the way forward，在细致地研究了中国环境污染的各方面课题之后，在Finishing Line里呼吁Let One Hundred NGOs Bloom。是的，NGO，这也许是现代化给中国带来的唯一解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国的NGO仍然是任重道远，基本思想还停留在“搞运动”的阶段。我曾经访问过绿色和平中国或者自然之友的网站，但是我找不到任何学术部门或者学术顾门，也看不到这些组织的行动有任何细致的科学解释和依据，资料库空空如也。倒是发现不少错误，例如错将PVC当作有毒物质。他们也许在说服、招揽志愿者，组织各类宣传或专题活动等方面十分成功，但如果他们连自己在反对的东西是什么都不清楚，这一切只会变得可笑。最近的例子就是我们灯塔计划。概念新颖的团队精神、带着现代腔调的公关，以及最sharp最hit的品牌宣传，一切都“NGO得很”。但是把团队建设、公关、品牌做得很完美又有什么用呢？农村工作，教育工作所需要的宝贵的经验和更宝贵的思想的深度，我们是少之又少。翻开那人手一本的所谓“攻略”，就会发现这群年轻人对他们所要做的工作的理解仍然幼稚得很。岂止如此，他们对世界对人的理解也谈不上成熟。整个组织的意识，渗透着浓浓的城市人可笑的一厢情愿。做农村工作，无非聊以自慰。

需要一种超越。

这算是这次回新兴的总结。但这个总结只能写在这里，要向灯塔汇报的话，还是需要遵循老一套，讲讲学生变化，讲讲校方态度，家访等等。暑假又会有新的一群懵懂的新义工下到新兴，向开学就要出外打苦工的孩子们宣传“快乐人生”……

关键词是“标题党”

先说点儿题外话，最近发现我的中文“式微”了，用中文写blog总是比用英语来得不知所谓不三不四，有点类似最近热议的方言的“式微”。

回到正题，关于标题党的争斗让我对中文圈子内的东西稍感安慰，这些说母瓬的人们终究还是有自嘲的幽默感和勇气的，没有永无止境地堕落下去。令人愤慨的手段一旦成了议论的内容本身，就变得只剩下可笑，甚至还有点儿可爱。也许“眼球的经济利益”这个词组放到十年前也会被认为是标题党之作——那时的人多半会以为是把眼球挖出来卖钱。

然而，把“标题党”这个关键词引入到古典音乐中来，就真的是创新的“标题党”了。实际上作者指责的是目前我国音乐创作中泛滥的标题音乐风气，以前潜在的所谓政治投机心态。如果真的有政治操纵艺术的情况，那必然应该唾弃。但是事实上，到底谁操纵谁，有时很难说得清楚。尤其是在民主社会中，公众的意图越来越能够左右政策的制订甚至政局变动，这时文化对政治的间接影响是不可忽略的。《黄河》、《梁祝》两个协奏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许的确是纯粹的政治，但是当一切都成为历史之后，今天再看这两个作品，不能不说是中国西洋音乐创作的一个高峰（甚至在演奏上也如此，殷承宗与李德伦合作的那个演绎也代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献媚也罢，投机也罢，是金子的总会发光。那些《走向新时代》、《香港1997》还有《2008奥运》之流，毕竟以音乐示人，必然要凭音乐来打动人或者惹恼人，标题只是视其结果或锦上添花或雪上加霜而已。就算是《悲怆》、《田园》等后人一厢情愿添加的标题，也并没有体现作品的伟大，反倒大大妨碍了作品。

任何标题都不能掩盖一个垃圾作品的贫乏，而伟大的作品往往只有同一个标题：人。那些令人愤慨或可笑的东西在历史面前是渺小的。能在历史中站得住脚的东西，突破了历史局限性的东西，也就是体现着人类亘久不变的本质的东西，才能称之为伟大。

人民（的）音乐家

专题片《David Oistrakh-Artist of the People?》，其标题仅以一个问号，就定下了全片的基调：怀疑和争议，而且是永恒的怀疑和争议。

大卫·费奥多洛维奇·奥依斯特拉赫（David Feodorovich Oistrakh，1908－1974)，前苏联著名的小提琴家。五岁开始学琴，1926年在敖德萨音乐学院毕业，1934年进莫斯科音乐学院高级班。先后获得全苏小提琴比赛一等奖、全提乌克兰小提琴比赛首奖、全苏表演家比赛会优胜、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琴比赛二等奖、依萨伊国际小提琴比赛会优胜、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二等奖、依萨伊国孙小提琴比赛冠军等。他的演绎以情感取胜，有时嫌较腻，但是总之是属于能够比较地道地演奏任何作品的那种“有保证”的演奏家（正如J. Heifetz、A. Rubinstein、S. Rostropovitch等）。如今他演奏的版本是乐迷最容易得到的，也是最容易被接受的。但是在这些散发着高贵、浪漫和自由气息的音乐背后，有着所有前苏联人民，尤其是名人所难以冲破的铁幕。

苏联指挥家Gennady Rozhdestvensky在专题片中说到（英语字幕，下同）：

Many young musicians who went to competitions at that time were under tremendous pressure. They had to win. This is because your victory was not yours but the people’s and, consequently, the system’s. It was the same thing in sports. Imagine what a colossal additional burden that was. Everyone followed the competition results, and got a sense of pride from them. But you were obliged to win first prize. If you didn’t, you had to answer for it…The state won the prize. The system. That’s what was implied. That’s just the wy things were. It was 1937…Just take a look at all the different hurdles he had to overcome, like all the other artists.

影片中也播放了一个片段，在取得1935年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琴比赛二等奖后，年青的Oistrakh在镜头前说：

As representatives of our country’s young musicians, we have demonstrated the brilliance of music and the success of socialist culture in the Soviet Union.

这对我们的耳朵来说是多么的熟悉：是祖国和人民使给我音乐的才能，我的一切荣誉归祖国。这是很好，不好的其实是，当我没有获得荣誉的时候，那我就是辜负了祖国和人民的厚望，浪费了人力物力。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政治，其潜台词无非是社会主义国家急于显示其文化的“优越性”同时反衬出资本主义文化的“腐朽和没落”。这是大方向，这是主旋律。一切文化宣传均服从于这一条。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着社会主义国家参加在国际比赛，本身就只许胜不许败。当然，也是看中你有得胜的能力，才给你这种机会。总之一切是为政治服务的，是政治的筹码。但是，作为表面的宣传，这种集体主义荣誉感的确能大大地振奋人心。所有人都以某位“英雄”为豪。Y. Menuhin提到这样一个小细节：

…In charge of the airport they had one of these Russian women…She looked at me up and down and said, ‘You have been heard of Oistrakh?’ ‘Yes, indeed. One of the world greatest violinists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him.’ Then she looked me up again and said, ‘Have you ever won any medals?’ I said, ‘No.’ She said, ‘Oistrakh has!’

这就是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真实情况。人民的艺术家说白了就是统治机构的艺术家，为统治机构服务。当然了，当统治机构把人民拉向了自己这边时，那也就是在为“人民”服务了。

Y. Menuhin在担任联合国UNESCO国际音乐委员会（International Music Committee, IMC）主席时同当时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一段来往也许是比较广人所知的事情。在影片中，事件的两个当事人互相印证了事情的经过：

S. Rostropovitch: Yehudi Menuhin had asked me to play in a trio with him and wilhelm Kempff. The authorities refused. Menuhin got in touch with Moscow. He was chairman of the UNESCO International Music Commettee. They replied that Rostropovitch was sick. He called me at home. My wife answered the phone…

Y. Menuhin: I said ‘I hear Slava is ill.’

S. Rostropovitch: ‘Terrific, fine, he’s in tip-top shape’, she answered. ‘So he can come?’ Menuhin said. ‘Yes. He’s dreaming of playing with you.’ Afterwards Menuhin sent a telegram to Brezhnev, who was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Party’s centreal committee at the time. The message was very furioius and very serious…

Y. Menuhin: ‘All the press will be on this concert. Television of the world. And I’ll tell them the simple fact that you’re liers. You told me he’s sick. He’s well…’

最终Rostropovitch得以成行。历史是这么说的：

{p. 106}Three years later, for instance, at a special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the IMC in Paris, the cellist Rostropovich mysteriously failed to show up. Oh, he’s had a heart attack and cannot travel, Yehudi was told. Horrified, Yehudi managed to get hold of Rostropovich’s wife, Galina Vishnevskaya, on the telephone. Rostropovich was in Georgia, giving a concert, she said. He’d been sent there by the Ministry. A heart attack? she asked in amusement. Who has told you this lie? Yehudi was furious and cabled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No, Rostropovich was unavailable,

{p. 107} but would Mr Menuhin accept Shostakovich and his new quartet as a substitute? (This must have been Shostakovich’s 15th String Quartet, among his most bitter and personal attacks on the Soviet system. So the offer had an extraordinary irony and further demonstrated to Yehudi the total stupidity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No, said Yehudi, he would accept no substitute and decided to cable Brezhnev himself, threatening to expose the lies the Ministry was telling. It is doubtful whether Brezhnev had ever heard of Menuhin; but Rostropovich got his visa and the Paris concert went ahead without further mishap.

–TONY PALMER, MENUHIN: A Family Portrait, faber and faber, London 1991

可见，当局（意图）完全掌控音乐家的每一项艺术活动，严防他们同西方的任何“计划外”接触。这种做法，同其声称“优越性”时的自信表现完全大相庭径。在全民被自欺欺人的共产主义激情所统治的情况下，恰当的谎言只会被当作必要的宣传，做liers无非是一种习惯罢了。不过，这种管制的stupidity似乎也是难以避免的。到底是政治操纵文化得以成功，还是文化左右政治博弈的成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根本的，但在某些人那里无非只能充当一个解释。

越是在那种逼着人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的环境里，音乐就越是显得可贵。音乐就是感情的直接表现。直接——这就是可贵之处。既然言语会杀人，而且无法选择缄默，那就只有靠音乐去忏悔。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前苏联艺术家能给我们留下这么多情感丰富而真实的演绎。不知道当时的听众，在不必张嘴的时候，听着这些音乐，心里的状态是否仍如平日那样或者杯弓蛇影，或者剑拔弩张？

真理总是不能靠赞成或反对些什么来建立，但很少人明白这一点，离真理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