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一篇评论我恰好看过，那天是干嘛去忘了，买份报儿。这评论我有印象，关键是因为它符合我的精英主义倾向。里面有句话我感觉特别顺眼：

人群天然是无序的，达成规则约束下的自由，是政府的责任。西谚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我宁愿把这句话倒过来，建设性地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人民的素质不是天生的，是训练和教化而成的。

不过，看完之后也免不了背后凉嗖嗖地……这么露骨这么极端的精英主义言论，就不怕招来口水大潮吗？果然今天就看到了“一矢中的”的回应：顾则徐说“勿以“精英”立场解读禁燃爆竹”，关键词是“精英”，矛头直指“教化”论，好不痛快。不过，顾则徐为了“有破有立”，不得不偷换概念，转移话题。不过，按照当今人们的普遍逻辑，这也算不上转移话题。当今的人们已经分不起什么是是非问题，什么是可行性问题了。安逸惯了的人们，精打细算的人们，从来没听说“知其不可而为之”，没听说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既然绝不存在这种情况，那么“该不该为”与“可不可为”实际上就已经是一回事了。如果不可为，该为又怎么样呢？这个社会，哪里还有“是非”？争论是非，还不如争论可行性，还不如争论投入产出。禁不禁燃烟炮，实际上只要考虑禁不禁得了即可，顾则徐的意见是：烟炮这种中国民间传统，貌似是禁不了的，于是就别禁得了。

我还是放出“教化论”的上下文（实际上只有上文），是非也好，可行与否也好，都让大家看看：

我们很难设想，在广大的燃放烟花爆竹的人中，多数人会带上撮箕、扫帚，在燃放之后清扫一番；我们也很难设想，在这样的人群中，多数人相互叮嘱：“现在已经是深夜，有人需要休息，明天再玩吧！”我们还可以设想，即使其中有这样的人也没有用，因为少数人自觉行为的后果会被多数人行为的后果吞没和掩盖，他们的自觉和努力不起作用。

既然群体心理和行为的逻辑就是如此，那么，从公共事件和公共政策的角度考虑，唯一的也是可行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有关市政管理部门发布规定，对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善后处理事宜作出规定，同时要向大家说明，这样的规定是合情合理的，要使民众明白，在享受燃放烟花爆竹的自由和快乐时，我们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

长期以来，我们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选择：要么放任自流，要么统得死死的；长期以来，我们只能在几种对立的价值中选择一种。我们很少想到这样的可能性：在规则约束下的自由，在对立的价值中追求折中和平衡。

人群天然是无序的，达成规则约束下的自由，是政府的责任。西谚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我宁愿把这句话倒过来，建设性地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人民的素质不是天生的，是训练和教化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