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书馆借到一本《高分子科学技术发展简史》，过期了还不舍得还。书是科学出版社1994年的。钱保功打头，很牛很牛。我一向喜欢了解科学史，可惜公共书籍中的化学科学史总是比不上数学、物理科学史丰富有趣。我的关于老化学家的一些秩事也是在网上道听途说得来的。这本我“饭碗”领域的科学史实在是很值得一看。可惜囊中羞涩，复印全书花不起那钱。

其中有一节“科学家的厄运”，觉得很有意思。

虽然本书不打算叙述参与发展高分子科学的科学家的生活经历，但至少应该简单提一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政治风云对某些科学家的打击。

H. Staudinger的遗孀M. Staudinger博士将她丈夫的手稿捐赠结慕尼黑的德国博物馆，在那里建立了分类的“Staudinger档案”。从中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任教于苏黎世时，Staudinger的两次言行使他受到德国国家主义极端分子的敌视。1917年美国参战后，Staudinger发表了一次演说，分析了英、美、法、俄等协约国的巨大工业潜力并得出结论，就资源而言，他们已经比德、奥、土、保联盟强大一倍。他提出“不能理解为何德国政府不尽最大努力使国家免于战争。”根据他遗孀的回忆，Staudinger将此备忘录送交德国高级司令部，极力主张和平，也是在1917年，他给国际红十字会写了一个备忘录，其中提到虽然“在古代，战争可能是合理的，因为这是扩大生活范围的唯一方法，但现在情况已不同”。因为技术上有了重大成就，正确使用它们能为人类大大造福。他强烈地反对把科学技术用于增强战争的恐怖，特别是毒气的使用，不幸的是毒气生产已经变得十分价廉价，他写道：“在过去的一切欧洲战争中，……即使军队指挥官产生了这种罪恶的想法，用它们作摧毁性武器也是不可能的。”

虽然Staudinger并没有指责任何交战国，只是强烈反对一切毒气战，这仍使也遭到F. Haber的残酷打击。F. Haber向德国军队建议使用毒气。在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中，他指责Staudinger向德国的敌人制定复仇的和平条约提供了论据。他声称是法国首先使用了毒气，并未违反国际法，至于受害者“受到的痛苦则已为英、美医疗队的报告所否定。”当今的读者必定会感到震惊，Haber甚至向Staudinger写道：“当你的化学知识使你有机会用夸大来扩大影响时，你竭尽全力加以利用。”

1925年送交红十字会的文章被发觉激起了强烈反响，甚至企图阻止Staudinger在弗赖堡担任教授的职务。Staudinger不得不请求前任教授Wieland运用其影响反对这种阻力。他访问了弗赖堡并向“几位绅士”解释了他反对毒气战的态度，直到他们满意。在此行前不久Staudinger为一家法文杂志写了一篇短文，对毒气战的态度已显著不同。这时他声称1919年文章中法文“罪恶”一词是德文“不幸”一词的错译。实际上这不可能是印刷错误。Staudinger与Haber通信中可能从未提到过这一点，后者由于暗示他助长了罪恶活动而被大大地激怒。事实上，他现在写道：如果将来战争不可避免，只要应用本文的道德观点来教虑，毒气……将不是非人道的。”他引用统计数字来证明气体中毒引起的长期伤害常常小于武器所引起的。显然这篇文章是为了平息对Staudinger早期立场的批评。然而，1933年随着希特勒政府的得势，签发了一个规定：“由于他过去的政治观点：”，Staudinger不准参加国际会议。实际上，他被禁止参加罗马的一个会议但却参加了1935年法拉第学会的会议，条件是不准带妻子而且把她的缺席用一种不损害德国威信的方式予以解释。

Staudinger认为自己是纳粹的牺牲品，但他怀疑K. Hess策划了各种方式反对他（甚至企图在弗赖堡置换他），这可能是过于夸大了。K. Hess当时是希特勒政府的热情支持者。

W. O. Herrmann曾对聚乙酸乙烯酯作了开创性工作并发明了聚乙烯醇，但由于“政治上的不可靠”于1936年被解聘。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他被禁止于同事们告别，因为耽心会引起实验室中的骚动。

1932年随着希特勒的崛起，Mark和Meyer在Ludwigshafen实验室的地位变为十分不稳定。下如Mark所回忆，公司的经理告诉他，政治处境会阻碍他进一步发展（既因为他是奥地利公民，也因为他有犹太血统），并建议他另找工作；对Meyer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他了开该公司，成为日内瓦大学的教授。虽然Mark在Ludwigshafen的同事关系似乎很融洽，但染乱头料公司掌权人士对他的憎恨可用G. Kranzlein给Staudinger的信作为例证。Kranzlein当时是Hochst实验室的高分子研究领导人，他写道，你和犹太人打交道是一个错识，你不必和犹太人争论，这对他们过于荣誉。应该避开和轻宙这些人，我们与犹太人一起保距离，……你有责任不再提到他们。”Mark转到维也纳大学任教并很快开始一项聚合物研究。当德国人1938年占领奥地利后，Mark被捕并被质问与前大学Dollfus的问系，Dollfus于1934年被纳粹杀害。Mark终于获释，并设法取回了护照（用了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行贿）。幸而几个月前他接触了国际纸张公司的经理，他建议Mark到Hawkesbury安大略的公司实验室云工作。Mark根据自己的处境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职。两年后又转入布鲁克林多科工学院并创立了美国第一个高分子化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心。

德国政府的暴行还使另外许多历史上有影响的科学家学逃往美国，其中研究合成聚合物的有E. Guth，R. Simha和E. Valko。甚至还有更多避难者是研究蛋白质的佼佼者如M. Bergmann，L. Michaelis和F. Haurowitz。

有些避难者1939战争爆发时正在英国工作，他们被当作“敌对侨民”拘留在马恩岛。从那里，M. Perutz被往加以幽禁，1941年他设法从那里回到了剑桥。F. R. Eirich被送往澳大利亚加以幽禁，虽然他后来获释到墨尔本大学工作，但直到1943年他才得以和英国的家人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