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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科到既得利益者再到人才选拔

整天“官科”“民科”地喊,我知道大家都已经有点烦了。可是我找不到其他词来形容两部分人,发现这两个词的人真是天才。

今晚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官科是不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呢?我们有没有站着说话不腰疼呢?

你看官科们,我有中小学念,上高中,还有钱读大学,读研究生,搞不好还有钱出国,最后成了官科!有很多前辈虽然经历了荒唐的年代,但是恢复高考之后 就走上了学术之路。年轻一点的更是成长在好时光,在浪漫的校园唱完“同桌的你”之后,就变成了新世纪科研弄潮儿。可是民科多没有这种机会,不是农民就是国 企下岗工人,空怀科学的理想,却只能成为他人笑柄。在这样的状态下,官科还老是封杀民科,或者不是封杀,而是促进民科自身悖论的突现,真有点像政治上的什 么“既得利益者制定游戏规则排挤弱势群体”的味道。只是,在这里的“利益”是指“科学理想的实现”,官科有了这个机会,然后利用这个机会,使没有这个机会 的民科继续没有机会?

所以,在民科眼中,很可能那些什么“重复性”“证伪性”之类的东西,或者说整套的科学认识论,无非是官科作为既得利益者所制定的用于排挤他们的规则 而已,因此他们永远不会在我们所坚持的科学方法面前心服,永远站在科学认识论的对立面。这决定了他们永远只能是民科。之前我还谈过是媒体和社会对科学家的 不当宣传导致了民科的出现,现在觉得“既得利益者vs弱势群体”的思维方式才是最根本的导致民科于官科格格不入的原因。民科就是一个宿命式的悲剧。

说到这里,并不是在为官科开脱。虽然科学的认识方法其实不是什么排挤民科的自定规则,但是们官科们还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在其他一些方面扮演了既得利益者的角色而不自知?为什么怀有科学理想的人没有受到应用的科研训练如愿成为官科?

前几天我刚得知一个广工的大三师弟喜欢化学。这年头喜欢学习的人不多,喜欢数理化(而不是金融炒股票做成功职业经理人)的小伙子就更少,而在数理化 中喜欢化学的就少之又少。于是和他在QQ上聊了下,知道他是真的感兴趣,能被化学的魅力所打动的人。不过,他不准备考研,他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我不禁要 问(哦,事实上是禁了的,我没问他,所谓“不禁要问”只是个措词),一个大三学生,能被化学魅力所打动,还不足以认为他适合从事化学研究工作吗?他有没有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没有创新能力,甚至于有没有拉经费管理实验室培养学生的能力,还不是在他大三的时候去考察吧。

他又说,几门化学课也没学好。这就奇怪了,不知道为什么对化学感兴趣的人没学好化学?为什么我们的化学课没使喜欢化学的人学好化学?向学生传授知识 和理论有两步,第一步是引起其对化学的兴趣,第二步是满足其对化学的兴趣。如果第一步做好了,学生有兴趣了,那么知识和理论的传授的结果应该恰恰就是学生 兴趣的满足。引发学生兴趣这件事常常是艺术性技巧性的,也是最困难的,可是在这里,一个学生已经对化学有兴趣了,我们的课程非但没能满足他的兴趣,反倒让 他化学没学好,真是强大。我们国家不管什么教程,全都是一副居高临下的面孔,好像在说:“反正知识就是这些了,你任务要掌握这些这些重点,这些这些难点, 记住这几点,理解这几点,了解这几点。你有兴趣也好,没兴趣也好,一点关系都没有,反正我不管。”学生常常觉得兴趣是一回事,“学好”是另一回事(所谓“ 学好”其实就是成绩好)。有兴趣并没有给学生“学好”提供什么便利,并没有成为常说的“最好的老师”。应试是没兴趣的学生过关的法宝,同时又是有兴趣的学 生实现理想的手段。有没有兴趣都痛苦。整个学生生涯的应试教育并不是高考一道坎的影响能够辐射到的。暗中滋养着应试教育的并不是插在中间的一个高考,而是 贯穿始终的我们的教材,我们的“课程目标”和各种“大纲”。

再看我们考研制度,有两次刷人,第一次是刷笔试不过关的人,第二次才是刷面试不过关的人。然而事实上,许多人在笔试前就跟想考的导师通气,一般要等 导师表态说“只要笔试没把你刷下来,你来我这儿读应该没问题”,才敢报名参加笔试,进行复习。制度与现实的明显反差说明面试考察比笔试考察重要得多,然而 我们的考研制度先用笔试把一堆人吓跑,把另一堆人刷掉,最后拿刷剩下的人给我们的导师们选择,大家都清楚,笔试刷剩下的那些学生都是什么学生,能有多少独 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人有时自己有哪方面天赋和特长,自己是知道的,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和化学有种“诡异的亲和力”,却让不着边际的笔试刷了下来,不 成为民科才怪了呢!这个人如果进入了正常的科学圈子,进行正规的科学训练,说不定就是我国的诺奖得主。

课程教育和考试制度的设计者,不就是我们官科吗?就是我们官科一手把怀有科学理想,有科研潜力的人误导了(课程教育)、淘汰了(考试制度)、排挤了 (那一揽子“科学性”判据),留下了一堆平庸的人吃国家俸禄,不挺像“既得利益者”的作风吗?事前百般阻扰人家学习“科学性判据”,目的就是使本来中性 的,正确的“科学性判据”可以成为阻挡这些人的壁垒。有很多导师,本身就平庸没啥创新,你说他敢于招收基础知识薄弱但天马行空的学生吗?有能力塑造这类学 生吗?说穿了,他害怕这类学生!知识都是用来被怀疑的。但我们很多研究生为了解释实验现象,到处找理论来套,把理论当佛脚来抱,这要不是导师们教的话,哪 个学生会情愿啃书套理论而不干脆自己乱想一个?估计没几个导师敢先让学生乱想,先让学生“民科”一番,然后修饰之使其“官科化”吧!无能者对挑战之怕,和 既得利益者对某事之怕何其相似。官科之妒才是存在的,但其形式远没有没有民科所指责的那样笨拙和露骨,民科只是所有受害者之中最不幸的一小部分而已。

有人说民科起码优点在于他们天马行空,有人反观官科认为他们毫无创新骗国家钱。虽然这都是胡扯,但是“自主创新”的口号是一定要喊的。我觉得什么东 西都自主创新,搞这么大的工程,还不如先把我国人才选拔制度“自主创新”一下。光这个创新工程就够大了吧,要敢于不硬性要求学生“掌握什么理解什么遵守什 么”,但又“不知不觉地”达到了这个效果,我看这简直不是在中国能够实现的事情。

应该更加暴力地打压民科

有权力的一小撮人总是希望他们下面的人越无知越好,他们希望使大部分的人变得比较无知。怎么找这“大部分”呢?那当然是找最容易唬弄(hunong)的那部分,从易唬弄度(hunongability)来划出人口的80%,并唬弄之。这个可以换一种说法,那就是找最容易管理(manage,这词在英语实际上就是“搞定”)的那部分,从易管理度(manageability,这词在英语实际上意思就是“易搞定度”),并管理(搞定)之。

于是就有了“大众”。

民科的问题,我一直比较支持董毅然那篇文章的观点(实际上是田松博士的观点),尤其是里面提到:

民间科学家们选择世界顶尖难题作为破解的对象,更是与那个时代大众对科学研究的某些错误认识有关。

田松博士认为,改革开放后,科学家重新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公众对科学的热情日益升温,可是对于科学活动却缺乏基本的了解。很多人天真地认为,科学发现可以通过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以一种大会战、大比武的方式来完成。

很多民间科学家就是在“看过徐迟的报告文学,被陈景润的精神所感染,决心为国增光,不顾自己只有初中毕业,也要去摘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实际上,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数学问题在数学上具有什么意义,他们并不关心。能够被民间科学爱好者作为献身对象的科学领域总是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和意识形态价值的那些,只有这些领域能够满足他们的争光理想,当然,也只有这些领域能够为其所知。”

重大发现常被描述为“铁杵成针”与“灵机一动”的结果,这给“民科”们绝对的自信。

很多民间科学家明知道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却始终相信自己可以破解世纪谜题,这种自信并非来自一种简单盲目的狂妄,而是和媒介对科学研究方法的误读,并错误地倡导有关。

我觉得这才是民科问师的重点,但很遗憾在我看到的这么多关于民科(原谅我懒,我不想加引号了)的争论之中,鲜有围绕这一重点的。正如无知不是大众的错那样,民科之讨厌也并不是他们的错。是媒体的错吗?我觉得也是partly。在80年代,华罗庚、陈景润的那个年代,说实在话科普工作是做得很好,比现在那是好N多了。那时候有很多科普书,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现在记得的就有国产的《元素的故事》、《征服病菌的道路》、还有著名的《十万个为什么》(我指的是老的黑皮的那套书),进口的《数的趣谈》(阿西莫夫,他还是科幻教父,我很崇拜,这里就不展开了)、《相对论浅说》(一小日本写的,这本书也就几毫米厚,可真得是牛中之牛,牛中的战斗机,牛何以堪啊!)、《趣味物理学(还有续篇)》(更牛)等等!我小时候是没事儿就看《十万个为什么》从什么植物、化学、医学一直到物理、天文。让我惊讶的是该书所提到的科学知识的深度,我今天再看,觉得很佩服当年的自己(其实应该佩服当年的科学家,他们写出了这么牛的科普作品)。我今天决定投身基础研究事业,很大程度上是拜他们所赐。

那么,我也是被当时的科普话语所感染过,走向了科学的道路,那我是不是民科呢?我不是民科。不是因为我是在官科体系中混所以就不是民科,而是因为我受到的不是某人精神的感染,而是科学本身趣味和魅力的感染。而正如田松所言,民科是受到类似“陈景润的精神”这种东西所感染的,他们看到的是不是科学本身,而是类似“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这种光环。他们想戴上那个光环。

可惜这种光环是虚的,这种虚的光环也不只是科学有,各行各业都可以被吹捧得光环一摞摞。也的确有很多人自不量力地去追求其他行业的光环,只是我们把其中追求科学光环的人叫做了民科罢了,其实其他的什么民企,民X也很多的。

一个可能大家都已有共识的fact是,今时今日,不管什么圈,除了“圈内人”知道真相之外,所有人都在误读一切。各位非科学家看客,一定也有你的职业、专业吧?一定会觉得圈外人对你们行业有很多误读吧?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靠这种误读,靠唬弄挣钱和生存的。我也找不到什么理由非说科学圈就没这种人。

引文中加粗的一句话我非常喜欢,科学常被描述成“铁杵成针”或“灵机一动”。说真的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清楚陈景润证了些什么东西。很可惜,我现在是搞化学的,不是搞物理或者数学的。化学这边没塑造什么科学偶象,也没出现什么民科,这一直是我觉得比较奇怪的事情。

关于“打压”,这也是到处都存在的事情,跟“唬弄”的情况差不多。也就是说,到处都存在着唬弄,我想说科学圈没有唬弄狂也没人信。到处都有打压的现象,那谁都可以直接说我打压人,我也没有理由非说科学圈内就不存在打压。说说爱因斯坦吧,关于他我一直处于无知大众科普认识的水准。是不是说他的广义相对论“受打压”了,然后他非要预言一下光经过太阳之后会打弯儿,被证实,才“扬眉吐气”?我怎么觉得这事狂normal呢?Hypothesis不predict一下,我怎么experiment?可以说不predict的话,你的所谓hypothesis就是一个垃圾。不过数学偏不这样,数学认为predict是垃圾,reasoning才是王道。你哥德巴赫猜想,哪怕你预言了N个数正确了,数学还要问你证第N+1个,否则就说你“不完全归纳”。所以前段时间科苑星空BBS的物理版就在那儿讨论数学到底是不是科学。不过,不管是从科学还是从数学的角度,哥德巴赫猜想都是垃圾一个。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魅力?无他,光环!难题嘛,铁杵成针,灵机一动……你跟我谈predict谈experiment,我就说你打压;你跟我谈reasoning,我又能说你打压。我就想,敢情我们科学发展都是全靠打压啊,真是变态。

既然如此,那不如真正地去打压他们吧!我们这么客现理性地和他们探讨,他们不爽,是因为我们打压得太斯文了。反正都是打压,干嘛不打压得暴力一点?暴力一点更让他们觉得有“英雄”的感觉,“历史伟人”的感觉,更让他们“痛并且快乐”,而且对我们来说也更省事,何乐而不为?

关于地震预测和预报

最近重新看了美国电影《10.5》,是讲美国西部发生剧烈地质运动,最终把美国西边一块地直接挖出来成为一个岛的过程,该地质运动导致了西部沿岸N个大城市的强烈地震,最大震级10.5级。在故事中有一群地震研究精英集中在一起研究和应对灾难,女主角是一个年轻女地质学家,她曾发表过一个很大胆,但是无法确证的理论,认为美国西部地层溶部有一个巨大的断裂带,而这次的连琐地震正是其断裂带的运动结果。由于所提到的地层深度超过了现有技术能达到的上限,因此她的理论就是一定时期内没办法证实的,因此无法让在场的其他科学家相信,但是地震来临之后,基于她的理论的预测地震都应验了,大家就相信了她的理论并采取了措施对地震的连琐发生进行了干扰,使得政府在最后的最大的地震前获得了一丝喘息的机会,疏散居民。

在这个电影里展示的,并不是“在场其他科学家”的失败,而是科学本身的失败。科学是不允许在一个未证实的前提基础上继续演绎的。在电影里,这位女地质学家被塑造成一个干练,自信(而且美丽)女性,尽管其他角色对她的理论的怀疑都是很有道理,她自己也曾动摇过,害怕自己的理论错了害死人,但仍然很容易让观众觉得“无论如何”她一定会是正确的。然而现实中并不像电影这样理想,在科研中,深信一定是正确但未经证实的理论,有80%是错误的,和顽皮的大自然打惯了交道的科学工作者都很清楚这一点。

假如还有人觉得“人命关天”,“任何一个理论任何一个可能都需要重视”的话,那我就推荐以下一篇来自《科学网》的博文:

汶川地震给全球华人带来的伤痛实在是太大了。于是,网上有许多问责之声,也有免责的回应,既有主流精英的讥讽,又有草根民科的愤恨。既有对地震漏报的质疑,又有对地震预报的乞求。一时间,地震预测与地震预报的概念被混淆使用,一方要求地震研究工作者能预报地震动向,甚至强求科学家能准确地预测地震三要素(时间、地点、强度),另一方仍是高举地震不可预测的大旗。总之,人们指望,只要政府能进行地震预报,则万事大吉,平安无事啰。

一时间,许多讨论都忽略了地震预报是决策,而不是预测。

地震预报不是科学研究而是决策

地震预测是根据所认识的地震发生规律,对未来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强度作预先的估计。而地震预报则是在具备一定可靠程度的前提下,将经会商与评估后的地震预警信息向公众宣布,并同时报出可能地震的时间、地点和强度范围。

其中,临震预报是指对10日内将要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报。

在我国,地震预报的发布权在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程序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而制定的《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根据地震观测资料和研究结果提出的地震预测意见,应当向所在地或者所预测地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机构书面报告,也可以直接向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不得向社会散布。

在已经发布地震短期预报的地区,如果发现明显临震异常,在紧急情况下,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发布48小时之内的临震预报。

《地震预报管理条例》对地震预报意见的形成、地震预报意见的评审、地震预报的发布有严格的程序规定。这是一个决策过程,因而,地震预报是决策。

既然地震预报是决策,就要研究其决策特征。

决策的行为心理学特征

一般而言,决策就是对几个方案给出一个排序,从而为决策给出一个方案的选择。如果只有一个决策者,那么这个决策是可以作出的。

地震预报决策的要素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性,尤其是几个方案都有一定的依据,而科学理论又不能给出唯一的判据时,决定预报方案的要素,往往是政治的、或者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是决策者心理的要素在起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决策者的偏好是激进性的,其方案的选择可能带有冒险性,反之,如果其偏好是保守性的,其选择可能极具避险型,而儒家思想就偏向于中庸,不偏不倚,不过不及。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75年海城地震预报,可见下文:

  • Kelin W,陈琪福,孙士宏,王安东.Predicting the 1975 Haicheng Earthquake(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Bulletin Seismology Society of America, 2006,(3).

该文所反映的决策过程大致如下:

1975年2月1、2日,位于后来震中区西南大约20公里的石硼峪地震台记录到通常较为平静的营口海城区域有几次很小的地震。

2月3日晚上,石硼峪地震台记录到同一地区急剧集中发生地震活动。

2月4日00:30,朱凤鸣起草了向省政府汇报的第14期《地震信息》(后来被称之为海城地震的临震预测)。

2月4日08:00,朱向省革委会华文副主任汇报。华文感受到更高程度的紧急性,做出了相关的行政管理决定。

2月4日10:30,省革委会通过电话会议正式发布了省革委会通告,说“震级正在上升,地震活动异常频繁”。与此同时发布了李伯求将军军人风格的四点指示:(1) 确定(即将来临的)地震的范围,震中区有多大;(2) 明确一个警戒区并采取紧急措施,白天晚上保持值班和巡逻,房子不安全的人应睡到其它地方;(3) 市、县和公社必须值班,坚守工作岗位,发生紧急情况时,及时报告并尽快采取措施;(4) 加强工作、矿山、水库、桥梁、隧道入口,以及高压线路的保卫工作,安排专人值守岗位,报告紧急情况。

2月4日14:00-15:30,海城、营口及当地驻军负责人等12人在海城市招待所举行紧急会议,安排撤离工作。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到1975年海城地震预报决策有如下几个特点:

  1. 第14期《地震信息》的临震预测是经验性的,没有理论支持,尤其是出自海城地区“群测点”业余地震预测实践者,即民科的手中,而遭受质疑,诚然,一次预测成功不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有人称之为“瞎猫碰着死老鼠”,但不是没有价值,其实,“老鼠”也不是死的,何况伟大的科学是不是没有经验期;
  2. 作出海城地震预报决策所考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理论不完备条件下预测的科学性不是唯一的因素,问题是我们并不生活在科学理论已完备化的保护伞下,我们和上帝总是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
  3. 具有鲜明的军人决策风格,当辽宁地震局专家要“先派地震专业人员到营口海城区域调查,而后再采取紧急反应措施”时,“外行领导内行”的部队首长文华决断,“可能没有足够时间这样做”;
  4. 决策是有风险的,预报、漏报、不报都会带来风险,因此,这一决择是痛苦的选择,显然,军人更懂得生命的价值,选择了预报失败时承担风险的责任。

群决策与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

单单依靠某一个决策者、或利益与偏好完全相同的几个决策者,作出的决策往往是不够完善的。在现实的决策中,通常是代表不同层次、不同利益、不同目标的多个决策者在进行决策,这就是所谓的多目标群决策(Group Decision)。

一个著名的解决群决策的方法是民主集中制,“在集中的指导下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而在实际的操作上,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在投票上每一票是平等的。如果群体中存在权威,则是另一回事。

“多数规则”虽然是被普遍采用的一个基本规则。但是,当投票者和侯选方案都不少于三名时,使用多数规则有时却会发生群体循环排序,即候选方案排名出现兜圈子现象。这就是所谓的多数规则的“投票悖论”。这是一个简单的决策(数学排序意义下)不可能性。作为一般的决策不可能性定理,是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J.阿罗提出的。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一个通俗的说法是指,如果众多的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偏好,而社会又有多种备选方案,那么在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令所有的人都满意的结果。详细地讲,即不存在同时满足如下四个基本公理的社会选择函数:①个人偏好的无限制性,即对一个社会可能存在的所有状态,任何逻辑上可能的个人偏好都不应当先验地被排除;②帕累托原则,即一个方案对所有人是最优的意味着相对于社会偏好序也是最优的;③非相关目标独立性,即关于一对社会目标的社会偏好序不受其它目标偏好序变化的影响;④社会偏好的非独裁性。

从而,阿罗阐释了采取所谓多数表决的决定规则势必会随之出现独裁现象。通常认为多数表决是促成民主主义的决定原则,但在现实中,它却不曾起到这种作用。

一个可供研究的实例是1976年唐山地震前,关于地震预报的争论。

目前,这方面的资料批露很多,除众多平面媒体外,还有《唐山警示录》(张庆洲)、《唐山地震二十九年祭》(凤凰台)、《天崩地裂》(电视片)。从这些资料,至少可以看出存在如下事实:

  1. 存在部分地震专家、民间监测点与某些地震专家的争论;
  2. 存在“东西之争”;
  3. 搁置争论,不作结论;
  4. 青龙县在唐山地震前采取了预防措施。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典型注释。当决策不能协调解决时,最后是依赖行政决定。

尽管是痛苦的,还是把当时48小时的情况回放如下:

  • 1976年7月26日、距唐山大地震2天:国家地震局汪成民等一行15人到北京市地震队听取汇报,北京队提出,发现临震七大异常;
  • 1976年7月27日10时,局领导在听取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长汪成民等的汇报后,决定下周一开会研究一下(76年27日是星期二);
  • 1976年7月27日16时,吕家坨矿地震办公室的赵声和王守信两人通过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做了紧急震情汇报;
  • 1976年7月27日18时,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做出强震临震预测汇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超过24万人在地震中遇难;
  •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青龙县在地震中无一人因地震遇难。

随后,1977年1月,在总结唐山地震漏报的科技原因时,有人认为,是对异常和地震的关系认识不清;对临震异常的标志认识不清;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地质构造标志认识不清。

从此,开启了长达三十多年至今未能停息的争论。有人哀叹“说地震不可预测的是科学家,说地震可预测的是骗子”;有人反讽“神人”是“骑自行车上月球”(华罗庚语,上月球是可能的,骑自行车上月球是不可能的);而我听到的是一个汶川大地震后,一个儿童在“六一节”的心酸心愿:“妈妈说癞蛤蟆知道什么时候发地震,我想养只会讲普通话的宠物蛤蟆,它就会提前告诉我地震要来了。”

不同学术观点、不同研究结论之间的争论,是正常的。既然不能在科学理论与实践均完备后才进行工作,那还是应当研究恰当的决策机制,研究分区、分时、分层次的预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