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明天自己要做十几个流变样，还要帮师弟在另一台仪器做十个，但今晚还是豁出去了。晚上看到范编给我推荐了一个天涯的篇帖子——汶川地震1周年9大期刊报道的比较阅读。我只回复了一句不咸不淡的什么什么“不感兴趣”，觉得非常不够朋友（人家喊我“哥们”呢）。因此，今晚我总结了最近看到的一些新闻作品，胡评一下。此外，当然还要专门评一下《新知客》杂志。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赞赏《新知客》和我向其投专栏稿这两件事情，真是一件不幸的巧合。
是不是真相不重要，像不像真相才重要
我要惭愧（or 自豪？）地承认在政治倾向上我是一个仇视平民视角的精英主义分子，像天涯这种地方我是极不舒服的，因此从来没上去过。我对那些非常草根，情感泛滥的专题策划也的确不感兴趣。许多煞有介事的长篇报道，我也是看过就算。
作为所谓的“科学家”，有一个理念已经深深植根于我的心中：人是不能一劳永逸地、完全地认识真理的，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一项人类的认识恰为真理。我们承认某项规律性认识，否认其他认识的依据，不是它有多接近真理，因为真理是啥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只是依靠人类自己的标准，选择那些“长得像真理”的东西来相信罢了。根据全人类科学家所同意的结果，真理长相的其中一项，就是“符合逻辑”。
同理，人也是不能一劳永逸地、完全地认识历史，任何报道都不是真相。我作为科学家，难免要拿看待所谓真理的方式来看待所谓真相。在各种并非真相的报道之间，我以什么样的标准去“伪”存“真”呢？无非是我所认为的“真相”的长相。因为谁也不知道真相，没有哪篇报道可以说它比其他“更接近真相”。而我所认为的“真相”的长相其中一项就是“符合逻辑”。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思想。也许有很多人认为真相的长相就是“社会良心”，就是“普世价值”，或者就是“催人泪下”等等，这都导致了不同的报道总会有不同的人为其拍手叫好。
宁要没有立场的纯逻辑分析，不要没有逻辑的纯立场标榜
在此，我首先要推荐两个评论：中国缺乏的是逻辑启蒙和学校应当加强公共说理教育。
前一个评论在《南方都市报》刊出几天后，在该报来信选登部份又有题为国人确要讲求逻辑的回应，我认为比前两篇评论更加直截了当，有必要将其大部分内容贴到这里来：
说国人缺乏理性思维，多形象思维，主要是从小养成的思维习惯。小学生从写作文开始就接受了非理性的逻辑思维：凡事只要能够举出一个例子，似乎就能够说明一个普遍存在的道理，而不管这个道理的普遍性、完备性与纯粹性是否存在。比如，中学作文课上一写论述“人言可畏”的话题，我们就会举出阮玲玉等人遭遇流言蜚语的悲剧作为例证；一写议论“人言不可畏”的文章，我们就会举出富尔顿、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不畏人言、坚持不懈、取得成功的事情作为例证，然后把从这些个案得到的结论不假思索地扩展到整个社会，得出了自己也不能完全相信的结论。大家在生活中感受到，一件事好像怎么说都是有道理的，这或许就是我们文化的特点。
学生到了本科、研究生阶段，乃至于当今一部分教授还是继续了这种思维模式，论证问题时没有注意到所讨论问题的逻辑起点、前提基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等问题，盲目找资料论证，其实就是想运用不完全归纳法得出完全的结论。例如，在讨论价格改革时，不去界定自己所研究的价格是狭义还是广义价格，就开始了论述。又如，在探讨亚当·斯密自由放任主张时，忽视了这个主张产生效果的前提。这种现象在国内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屡见不鲜，有人快速地把一本书写完了，但没有界定清楚自己研究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还有的人采用循环论证方式说明问题，真是可怜。可以说，当前内地的学术界多的是一些鸡毛蒜皮式的典故式论证，少的是前后一致的严谨理性论证。
“说理”的时候却“不讲理”，的确是我每天看到的大量评论文章的生态。说它是“生态”，原因就是如果大家都如此“讲理”，那估许很多“资深评论员”就会失掉饭碗了。只有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生态，才能容许大量的“公公婆婆”们生存。这就是为什么我对目前的“新闻界传播界媒体界”99%不感兴趣的原因。
关于“逻辑性”的问题，存在一种比较幼稚的看法，那就是理工科出身的人比文科出身的人在这方面要优异。事实上，我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自认在中学教育方面并没有受到多少逻辑启蒙。中国的文科生和理科生，在考大学之前谁都不比谁好多少。理工科学生只是有幸钻研一些建立在数学或形式逻辑基础之上的专业（如物理、化学等），甚至“被迫”生存于逻辑评价体系（科学界的同行评议）中，才“后天”地练就出习惯性的逻辑思维来的。哲学系、文学系，乃至更加应用性的“新闻传播专业”“出身”的人士的逻辑性，就真的要看个人先天因素了。逻辑性对他们来说，也许只是一种“文风”，一种“角度”，一种“语气”，一种“视角”而已，并不是什么必要的根基。似乎真正重要的是作者立场（或称“站队”）的有效展示，以博得喝彩为目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专业化的社会
此外，如果您尝试对各种新闻事件都进行认真的逻辑审视，就会发现绝大部分情况你很难避免专业性的问题。这也是难怪文科出身的专职评论员无法真正沿逻辑之路进行写作——他们并不可能在所有专业都是专家。
是的，这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时代，许多内幕其实是专业内幕，许多真相其实是专业真相。然而鲜有报道有能力展现这一关键之点，以致目前在我们的公众中洋溢着一种“道德万能论”。每天见报的触目惊心的事件，被简单地演绎成一些人的道德沦丧，催人相信我们身边竟可能有如此人渣，间接地在人与人之间催生出阵阵“人心不古”的哀叹。这就好像把文革归因于毛泽东一样幼稚。事实上，沿着逻辑之路，叩开事件的专业细节之门，你会发现这些当事人面对的是何种复杂而陌生的东西。与其说他们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狂魔，倒不如说他们不过是一群可怜的无知者。造就这一幕幕悲剧的，不是什么令人咋舌的邪恶，而恰恰是你我所习以为常的人之常情！
说到这里我推荐《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谁杀死了李丽云。皆因这篇报道自身所展现的事情经过是逻辑自洽的，起码“长得像真相”。
关于10名尿毒症患者的报道
三月中旬关于北京10名尿闭毒症患者的自助透析室遭官方取缔的事情受到了新闻记者不一般的关注。就我看过的报道就有四个，《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京华时报》，然后就是5月号的《新知客》（题为《亲睹尿毒病患者的自助成医》，网上找不到，现在出去买也许还能买到）。
这件事的简单事实是，几名患者交不起正规透析护理的高昂费用，而官方所做出的取缔的决定，无疑是对他们性命的直接截断。看到这里，我认为疑问的逻辑焦点就应该是官方，而不是患者。除非我们已经相信我们的官方一向就是杀人狂魔，否则，怎么对官方的这一惊人决定毫无疑问呢？！然而几个报纸的报道都满足于对患者的故事的叙述，将他们其实早已不言而喻的苦衷用细节以显示重新展现一次。而官方的取缔，从头到尾除了是一纸政令就还是一纸政令，甚至连它声称的法律依据都没有机会在报道中伸张。在透析治疗的基本知识缺如的情况下，对《北京市血液透析质量管理规范》的引用反而成为了一种嘲笑。我隐约又看到了草根派的“医生无良论”——“医院无良论”——“专家狗屁论”——“知识无用论”的肆意遐想。
这样的报道，根本无法展露出这十位不幸者的真正悲哀，也根本没有唤起他们所需要的那种关注和同情！
我对《新知客》的报道的第一印象，就是标题那一页的特写照片里，我清晰地看到了透析管和透析机的品牌！而文中除了直接地介绍了这一点之外，还用不同寻常的篇幅介绍了血液透析的原理和利害关系。这些血液透析原理的阐述自然而然就能让读者对这一过程感到毛骨悚然——假如有什么脏东西进去了，将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而次页的照片中赫然展现了一名患者拿我们连喝水都嫌脏的脸盆配将要进入血液的透析液！除科普之外，类似以下这种细节是难以在其他报道中看到的：
不光环境达不到规范的要求，吴艳也无法做到对透析机进行彻底消毒。血液透析需要按照设备要求，定期对反渗机和供水管路进行消毒和冲洗，而消毒和冲洗方法及频率，要参考设备使用说明书。但对于这台二手透析机，魏强、吴艳和其他病友即使有说明书，也搞不懂诸如“要确保透析用水的无菌环境，在水进入血液透析机的位置收集标本，细菌数不能超出200cfu/ml”是怎样操作的。要求通水管路使用的无毒材料，更是他们无法分辨的。
我相信，在众多采访过这些病人的记者中，也许这是第一位会追问他们技术细节和仪器说明书的记者。事实上，这些病人何尝不知道自己的知识缺陷。非要把这一点展现出来，无异于残忍地揭开他们表面上貌似洋洋自得，依靠穷人智慧自主生命的自豪，逼他们承认他们无非因为穷而不得不拿无知来赌命！这一悲哀才是他们最沉重的悲哀。他们的做法是玩命，而不是什么对生命的保障。不是官方在剥夺他们的生命权，而是他们根本丧失了生命权！
而《新知客》的报道，不用一句“为官方辩护”的话，仅靠如实地介绍其中科学知识，就完成了这一逻辑。这恰恰是因为，讨论十名自助透析者的命运，你在逻辑上没办法绕过“什么是透析”这一问题。你若绕过了，真相的“长像”就扭曲了。
因为这一事件的逻辑悖论根本在于：人命关天，他们不得不自助透析；而建立于人命关天的医疗标准却不允许他们这么做。换个说法，努力降低生命风险的主流医疗标准，造就了医疗费用的高昂，而十位病患者力所能及的低廉方案，代价又是高危的生命风险。官方对这十位患者的尴尬是一种示范性的尴尬。默认这种自助透析的逻辑后果，就是允许穷人仅为活命而推广这种很容易出现医疗意外，很容易出人命的医疗标准，而富人当然会选择昂贵的高标准，这岂不又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有价？更不用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下，这样的操作是官方无论如何不能承认的。正是这样的难以解答的逻辑悖论下，才显示出这10个人的渺小与无助，让人住嘴，让人深思。
继续评5月号的《新知客》
坦白地说，虽然我的名字从三月份开始出现在《新知客》的末页，但3、4月号的杂志我都觉得没什么看头。原因当然是由于我的职业的缘故，我对那些科普文字并不感冒。范老兄跟我说《新知客》要做报道之后，我是拍案叫绝。在此之前，科学记者的老大贾鹤鹏就一直在探索科学新闻，结果就是《科学新闻》——面向科研工作者。这让我大失所望。尽管据说《科学新闻》头几期的策划都做得很不错（我在广州报摊买不到这本杂志），但如我上文所说，我们全民就生活在专业性极强的社会，都市新闻里就充斥着大量的专业内幕，从曾经合法瘦肉精到生来就违法的“新”瘦肉精，从震后灾区的心理干预到所谓对上访者的强制精神治疗……在大众媒体中对这些社会新闻中常见的自相矛盾的专业剖析目前几乎是空白的，因此我不明白为什么科学新闻的探索结果却仅仅是一本面向科研工作者《科学新闻》……因此，《新知客》的改版让我产生了很多幻想，例如它会成为我们人民群众的《科学新闻》。
范编辑亲笔写了这一期的社论：科学不为人类担责。为这一社论的观点，我个人是愿意同作者干一杯。但我曾在科学网博客中以更长更详细地篇幅阐述过这一观点，从评论的反馈来看地，我认为这也许不符合目前人们的主流思想。《南方周末》正在试图掀起一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还成立了一个“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它似乎认为，企业有可能跳出它追逐利润的天然桎棝，自愿承担纯粹的社会责任。尽管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无非是又一个成功人士的沙龙，但又不能不联想到“科学应为人类担责”的可能性。当然，并不是说科学为三聚氰胺毒死人担责（范老兄文中主要是在批评这一层面的认识），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问一句：基于科学的现代技术该为人类担何种责任？这一问，就将每一个平常人同时置于了受益者和受害者之中。是他们的满意度引导着当今技术的高速异化，又是他们最先承受由此引发的资源和生存环境的灭绝。我甚至认为，人类未来的自救，关键就在于何时能引起我们老百姓——而不是京都会议的那些政客们——去思考我们自身的矛盾。我相信，借着生活视角更多地去揭露这一矛盾，应该是除了社会热点报道之外《新知客》的又一着力点。我希望《新知客》能真正告别《科学世界》《新探索》《环球科学》等杂志所组成的“娱乐圈”，成为除了目前充斥在报摊上的优秀“政普”、“经普”、“法普”（即《南风窗》之流）杂志之外，独一无二的“科普”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