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羞耻

徐贲在《为什么德国忏悔，日本和中国不忏悔？》一文中曾经引用并批判过以下观点：

对这二者的不同,社会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 Benedict)曾提出民族文化差别的解释。她在《菊花与刀》一书中把德国和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差别归结为所谓基督教“罪过文化”和儒家“羞耻文化”的区别。她认为,“一个社会灌输绝对的道德标准并依靠个人良心(来运作),便是罪过文化。”但是,“在用羞耻作为惩罚手段的社会中,人们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恼,但并无罪过感。”懊恼和罪过感不同,懊恼无须通过忏悔和救赎来缓解。对于一个只有羞耻感而无罪过感的人来说,“只要他所做的坏事‘不为人知’,他就不必为此烦恼。就他而言,忏悔只不过是自找麻烦。”〔注19〕按照本尼迪克特的说法,东方人做错了事,总是藏着掖着,不被人发觉就不主动承认,全然不受良心责备。

这是不受徐贲赞同的，

本尼迪克特对德、日思过观念的分析是一种很典型的社会人类学分类,它看似新鲜,但并不可取。它之所以不可取,在于它无法充分解释其观察对象,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出许多与它不相符合的例外。有的德国人并不具有忏悔意识,而不少日本人,如那些千里迢迢到中国和朝鲜去道歉的,恰恰很具备忏悔意识。

尽管徐贲反对从这个分类方法来发析德、日思过观念，但并没有否定这一分类本身的合理性。我觉得这种分类恰恰可以解释许多其他问题，尤其是儒家“羞耻文化”之于中国人的问题。

关于谋生

似乎中国人心中的温饱线定得都特别的高。不然为什么很多其实已温已饱的中国人还活得像温饱线下似的呢？99%中国人都一脸的“谋生”样儿。

一般情况下温饱线等于安全线，但在中国，温饱线并不等于安全线。你温了饱了，但并不等于你安全了。太多的事情仍然在提醒着我们，活在中国很危险。同时，中国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也告诉我们到底哪里安全——越上面越安全。因此，中国人的谋生，跟温饱无关。这金字塔的锥角不断扩大，陷入谋生泥潭的中国人比例就越大，竞争也越激烈。所有的中国人都要永恒地向上爬。

当这样的东西变成了人的本能、变成了人下意识的应对，那么就算在不那么必要向上爬的领域，中国人也会把它建设成非常必要的领域。不把它变成一个金字塔，中国人不习惯。

以上我所说的中国人，当然不是指全体中国人，而是指那些彻底拥抱中国社会，极其适应中国社会，生来就很中国人的中国人。这样的中国人当然是中国人中的99%，因此所有领域只要有x%的中国人，这个领域就有99x%的机会被改造成金字塔。例如中国的学术界。

所以为什么要引入海归甚至“外国人”并由它们当权。对此我举双手赞成。

在李淼老师说过：

我有时私下埋怨现在的学生越来越功利，仔细一想，其实是教授研究员先功利了。事实确实是绝大多数将研究当成饭碗或谋求进身的手段，那么学生哪能不变本加厉？……

所以即使在博客上，经常看到很多人写我有一篇论文发表了，或我有一篇论文被拒了，或我得了什么奖了，或我有多少引用，却看不到Ta的学术介绍和思考。

——例如科学网的博客。

后来，考?在涧在讨论中说：

本来任何一个国家学者的收入和地位事实上都不能和政客以及商人比，想通过学术谋取较大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这条路实际上对于学者本人来说也是走偏了。……

其实这些人的生活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要好，如果他们能把自己不知足的心态放在学术上，也许他们也能做出不错的成绩，可惜，他们如李老师所言在学术上的标准极低，在生活上的要求却极高。

怎么原本是在讲“谋生”的，后来又变成在讲“谋取较大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了呢？这不是因为聊着聊着聊开了离题了，这恰恰点题的很，原因就是本节开头讲的，在中国谋生指的远不止温饱，而只有获得了“较大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人才会有一丝安全感。

诚然，无论如何——正如考?在涧所言——抱着这个目的走学术之路还真是走错了。但如果把上述所说的纳入考虑，那就等于说学术之路与谋生无缘、与获得生存的安全感无缘。学术之路就是一条注定永远受到生存的威胁的一条路。而那些专心走学术之路的中国人，岂不等同于亡命之徒？为什么当今中国走学术之路的人远高于一般人群中亡命之徒的比例呢？难道中国人都这么不善算计吗？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景冈山大学职员伪造论文数据案的热度已经过了。王鸿飞曾经给过Nature上的新闻链接，现在那里已经有很多人回复。另外，在The Scientist网站的论坛上也有网友评论。

这件事情说明了，之所以明明学术之路是一条危险的路还这么多人去走的原因无非是：面对一群永恒处于谋生焦虑之中的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尤其是在像井冈山大学这种前途不太好的地方。

是有人先把科研这强国必经之路逼成了一条危危乎的、没有护栏没有路标还随时塌方的路，重要的是先把人们逼成了一堆再温再饱也极度缺乏生存安全感的人，然后才不得已要征勇夫去过这条路，而且除重赏之外别无他法。这就是中国不仅仅是学术界而且是所有领域的困窘之处。

反过来说，要改善学术界的风气，可以随便做好以上两点的任意一点——当然，两点都做好善莫大焉：一是要让学术之路变成一条安全而平淡的路。，或者二是要让所有人只要达到温饱线，就真正安全，这包括所有与温饱没关的事情如医疗、住房、养老等。如果后者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那对不起——你就先做到前者：安全而平淡的路。安全到走这条路的人可以忘记谋生，但平淡到不满于基本生存的人不屑一顾之路。安全到让人忘记谋生，其实是一种非常慷慨的机制，你的生活水平要能够保持平稳，就必须不因买房而变成房奴，不因自身和父母疾病、子女教育而散尽家财。这在当前的房价、医疗和教育体系下就等同于一笔高昂的补贴；同时，平淡到不满于基本生存的人不屑一顾，是指在这里除了能满足以上基本住房、医疗和教育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名利可求。文章发多发少一个样，发与不发一个样。经费也是拿与不拿一个样。我导师讲，在国外的确有很多教授，到了tenure之后就啥也不干混退休的。这是学术自由的另一面，你想人家给你学术上的自由，你就要容忍你身边有人滥用这样的自由；你要人家加强评价和激励，你就要接受对你一视同仁的评价和激励。不想被激励成勇夫？那只好与南郭先生同乐了。

很多人说是评价标准有问题，不应该以这个作为标准，而要以那个作为标准。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勇夫，你要做的是停止重赏，而不是改换悬赏项目。

与重赏相对应的，就是重罚。越是重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