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March 2011

商品检验检个毛?

IEEE Spectrum博客最近有篇文章介绍了节能灯寿命问题。为什么厂商节声称的寿命这么长,但消费者使用普遍达不到?那是因为频繁地开关会大大降低节能灯的寿命,而厂商的测试的寿命却是通过一直长亮来测量的。这就说明问题在于厂商的测试方法并没有很好地模拟实际实用条件。

类似的事情几年前也有过,那就是杜邦的不粘锅涂层问题。说那涂层有毒释放出来,但其实测试条件非常极端,是平时炒菜无法达到的。这些事情一般消费者懂个毛啊?所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我之前为现已休刊的《新知客》杂志写过一篇文章是讲商品检测问题的。昨天又聊了“重金属检测”的事情。无论什么检测,都不可能提供大众想要的答案,因为大众想要的答案一般是问上帝才知道的,例如“会不会死人”这种。媒体又特别喜欢拿欧盟标准,因为欧盟实行白名单制度,可以拿来定很多物质的“死罪”[注1]。整多了,就似乎信任“检验”也没有理由,不信任“检验”也没有理由。把原本具备理性决策基础的事情变成完全无法理性决策的事情,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恣意地时行非理性地“媒体狂欢”了。这东西我觉得还停留在“无法可依”的阶段。

为什么无法可依呢?举个例,比如经常听到这么讲的:

超市销售人员称,正在销售的奶瓶都经过检验,是安全合格的,目前没有接到任何部门或公司总部的通知,近期相关的商品不会下架。然而不少顾客对此表示怀疑,消费者蒋女士表示,自己不会购买没有标志说明或标注含有双酚A的奶瓶,尽管不含双酚A的塑料奶瓶或玻璃奶瓶价格起码贵一半,但买回去放心。

经过三聚氰胺事件,我相信很多“不懂的人”至少知道,之所以“经过检验”不一定代表“安全”(虽然也许确实“合格”)的原因是“检验”的对象总是有一定范围。你说“经过检验”了,那检过“双酚A”了么?目前大家知道怕“双酚A”了,估计懂这么追问。但出事往往就是消费者事先不知道的。该检啥不该检啥,是一个专业性问题,消费者不懂也没有义务懂,不然要培养这么多各行各业的大学生去考公务员干什么?关键是就算是专业人士也不可能是先知。三聚氰胺就是一例。我要说的“无法可依”就是这里。我假定我们国家司法极其昌明,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吧,那么怎么去判断“三聚氰胺”事件中,除了奶商之外,负责检测的一方有没有责任?假如我只要检不出事先不知道的东西来就是我的罪,那么干这一行就只有一个后果那就是进监狱;但假如只要事先不知道就不算我的罪,那又要判断什么叫“事先不知道”了。是你一个人不知道还是现有人类知识不知道?麻烦得很。至于现实中还有“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的问题那是后话。

检测是一个探索性行为。不要说你不知道检啥,就算你知道检啥,检不出来有,还不一定就真没有,这是只是复杂性的其中一面。复杂性的另一面在于假如你检出来有了,是不是就不能用?也不一定。有些东西,让你放桌上没让你吃,没让你给小孩够着,你管它里面含啥?以上这些虽然不假,但令很多不爽的其实在于很多懒政渎职的情况也拿以上类似的话来当借口。问题是你如果要把他找这些借口的空间给消灭掉,你就必须解决以上问题。你懂不?你知道该检啥不该检啥不?这世上谁懂啊。都说是“探索性行为”了。只有上帝懂。

于是有人就要羡慕欧盟的白名单制度了。事先把想用的化学品都研究一遍,没毒了才准用,那些没研究出结果来的不管是不是真有毒一律不准用,这该多好啊。问题是,光欧盟这么搞,需要用来做毒性实验牺牲掉的脊椎动物就要五千四百万头(Nature 2009, 460, 1065,另见欧盟的反驳)。假如全世界都这么搞试试看?你以为啊!

[注1] REACH规定产品要进入欧盟,先要提供其中所含化学物质无毒的数据证明,即所谓“no data, no market”。换句话说,欧盟只明确知道自己允许什么。欧盟没允许的东西原因只有一个——没报告。但国内媒体特别喜欢说欧盟“禁止”什么,这样一来,欧盟没允许的东西就直接定为“有毒”了。事实上欧盟并不是明确知道所有它没允许的物质是否有毒——连报告都没有,怎么知道?欧盟是“不知道有没有毒的就不允许”(白名单),其他国家则是“知道有毒的才不允许”(黑名单)。当然,欧盟的做法是好的,但这跟某一物质有无毒性的科学事实问题是两回事。欧盟这种做法代价也是高昂的,代表着目前人类最高生活质量。要哀叹中国腐朽落后,一大堆别的哀叹不完也轮不到哀叹中国食品不搞白名单吧。连美国都没搞。返回

“物理学家都不懂数学的”

某那么一类同学在某那么一个阶段都会遇到说“数学和物理的区别是什么”这种困惑,或者说“我数学不好,做不了物理”这种认识。我也不能说我现在就理解得非常透彻了但至少我能分清这两件事情。我知道我物理不好不是恶补数学能补回来的。

翻我导师上本科生课程的视频发现他课上讲到de Gennes的工作时说“物理学家都不懂数学的”。其实不是de Gennes不懂,而是大部分其他人不懂。东西要能火,不是靠弄出来的那个人,而是靠整个市场的接受程度。把高分子物理全部化成幂函数——还不管系数——那真是数学里面最简单的东西了,初中水平。所以火。

在arXiv上看到“电磁波散射”,以为是讲凝聚态的,结果发现是虫洞给散射的

抱着能在我们的水凝胶里发现虫洞而发Nature的白日梦,点进去看看它的理论。

我发现,数学都懂,但不知所云。

所以说人家赖以为生的并不是数学有多高深!

李淼老师也许能看懂这篇文章?

重金属检测

刚刚过去这周的《南方周末》绿色版做了“重金属检测”的题目。由头应该是那个“十二五规划”获批复的消息吧。这可不能放过,一定要扯点东西凑个专题。因此就凑出来了,不过通篇都是只言片语。

一位参与规划起草的院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长期从事地球化学勘察的中科院院士谢学锦如是表示……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相关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

与88岁的谢院士一样,研究者们的……

华北某省地方病研究机构一人士亦坦承……

……另一位年迈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在电话里语调寥落。

坚持汞污染研究30年的王起超不无遗憾地表示……

一位环保观察者如是总结:……

……孙铁珩院士称。

魏复盛院士称,……

……位于贵阳的中科院化学研究所一工作人员称。

马军坦承,……

估计记者也想不到什么招,只能到处找人问意见,这个院士说几句,那个教授说几句,辛辛苦苦凑出个报道来,好歹算是不止“一面之辞了”。很多人以为,既然“一面之辞”会被斥为“不客观”,那“N面之辞”就一定很客观。似乎如果定义客观程度K,则K ~ Na (a > 1)甚至K ~ exp(aN) (a > 1)……愚昧!

“十二五规划”既然获批复,科研就要找人去做,所以就会有一大笔科研经费,年投入多少多少个亿。问题就在于找谁去做了。是找这个院士还是那个院士呢?嘿嘿……之所以强调“国外不会帮我们做,还要我们自己来”这种废话,其实就是想说“就算是重复国外已有经验的那种研究也值钱”罢了。

所以我更喜欢在基础研究的范畴之内讨论问题,因为我不是研究政策的。科技政策跟科技的专业内容关系并不大。这些从事研究xx年的人,没有一个是做政策研究的。《南方周末》辛辛苦苦找没找对人。

基础研究之内有啥可谈?巧合的是Chem. Rev.几乎与《南方周末》报道的同时上线了一篇关于重金属检测方法的综述。略翻了一下,发现主要是形式来分类总结不同的方法,走马观花,大观园。我们课题组有个老师的博士生就是在做汞的检测,通过什么FRET之类的,曾经周四晚上的seminar上介绍过,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两个指标,一个是检测的下限,一个是检测的选择性。若是要检测重金属,大多数情况是针对废水。里面A型B型O型什么都有。你只是要检汞——尤其是要检出少量汞——所以选择性和检测下限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要便于做成便携的仪器。

上网搜一下portable heavy metal detection,看看目前commercially available的产品是基于什么原理。结果还是令我惊讶的。直接上来的就是采用DNA分子来检测铅的东东,真是高尖精。另一个稍微巨一点的版本是这个,据称使用了的是介孔材料电极,表面还有自组装单层膜,也很牛逼。所以相比之下采用X-射线荧光法(XRF)的就比较ordinary了。

本来,做基础研究的人(例如前文提到的那篇综述里引用的工作者们),只需负责改进技术即可。技术好好儿地放在那儿了,政府用不用、用哪个、用多少等问题,研究人员是不用负责也没资格负责的。结果按照类似《南方周末》这种报道,众院士们都无不“忧心忡忡”啊。好像他们即然研究这个技术,那么就连这个技术“造不造福百姓”也责无旁贷了似的。一直以来这种错误印象都笼罩在愚昧的记者和同样愚昧的他们的读者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