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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德国产生的想法

妈妈和婆婆送我到机场。很快登机牌和托运都办好了。香港机场有免费无线网络,等飞机的时候上了一会儿网。飞机座位没选好,不但风景被机翼挡住,而且选了看不到日出的那侧。回程要好好选座位。    飞机上断断续续地睡了几觉,中途就是看书或者看电影。飞机上的电影中等偏烂,但我选了一部谍影重重里Jason Borne的那个演员演的Hereafter拍得还不错。除了电影还有很多电视剧。我最后就是一直看TBBT第四季看到下飞机。所以如果不困的话坐长途飞机并不无聊。但如果想睡觉,就要花点工夫找一个让自己能睡着的姿势。

到了德国是早晨。盖入境章的柜台分为欧盟居民和非欧盟居民。非欧盟居民的边检遇到亚裔就会问很多问题。有一个女的,我候机的时候就注意到她了。因为她的衣着打扮、随身物品等等都很不像要出国,表情一脸茫然,行走路线飘忽。自上飞机开始的语言气氛就变为很强烈地以英语为主了。基本上除了认识的之外,就算跟亚裔的陌生人也最好讲英语。但下了飞机之后我看到那个女的一直找亚裔的陌生人用中文问问题。她在被逼的情况下也说英语,说明她可能完全不能用英语交流。到了入境的时候果然她不能用英语回答边检的问题,马上要叫旁边柜台的人翻译。那种叫法不是说“Excuse me what did he say my English is poor please thank you very much”这种,而是连任何礼貌性的拜托语都没法讲,只能“哎、哎……”地叫人家。结果我听到的部份貌似是说问她为什么来德国,她说是谁谁谁邀请的。然后问她要邀请函,她说没带。于是最后安检就把她另外带到小黑屋里了。根据我之前对她的观察这个结果也并不出乎我意料,但我在想进了全是白人的小黑屋她能怎么办。我更纳闷她当初是怎么办到签证的。按我的经验面签的主要目的就是搞清楚申请人到了国外生活能不能自理。像她这样的连邀请函都可以不带的怎么过的面签?

另外还有一个之前没有进行留意但是在安检时看到的一个“内地范儿”的中国男人,就觉得他第一次出国。因为他走上前去的时候,不给对方报以微笑,不主动说Good morning。人家跟他讲Good morning了,他还显得很错谔,回应得很不流畅。我就猜他在中国的时候是不看美国电影和电视、不上Facebook。平时的娱乐是找人吃饭喝茅台的那种典型中国中年不得志男人。甚至只需要去过香港都应该知道怎要装成一个受过教育的中产以防被各种卖报阿姨茶水小二看不起吧。那就是对所有不得不迎面靠得比较近的陌生人主动报以微笑并稍微留意,如果是需要帮助的根据紧急程度,或先问一下或直接帮忙;如果是不良分子就进行提防。如果对方报以更温暖的微笑,请开金口讲Good morning/day/weather。(当然要装中产远不止这些)不过,在中国人社会这么做等同于傻逼。这是文化差异。中国的文化是跟熟人感情好到不走后门不滥用职权不得以充分表达,但是跟陌生人没有任何感情。外国人的文化不说恰恰相反吧但至少陌生人之间在表面上要维持很多中国人看来多余的礼貌。很多人就要反讽说“切,还说是礼仪之邦呢”。但我觉得在中国如果要不认识的人你去说早上好去微笑反而是不礼貌。礼貌就是为对方着想。作为中国人,要他对陌生人微笑本来就是一件难事。你明知对方是中国人,还非要跟人家微笑跟人家讲早上好,不是故意为难人家令人家尴尬么?你什么居心?所以这就很不礼貌。

所以很多人觉得其他地方的人歧视中国人,例如什么领事馆之类的。其实是对你的一种礼貌。你自己在国内都不向别人报以微笑,到了国外别人单单不向你报以微笑你又有啥好心理不平衡的呢?不是应该反而松口气么?一看你是中国人就知道你不会nice到哪里去。对于一个中国人见多了的外国人,他也会明白向中国人报以微笑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

其他装成中产的做法还包括推门之后自己不先进至少先让后面一个人(人多的话)。不要自己坐一个座位旁边还占一个座位搞到人家没得坐。时常注意自己有没有妨碍到人家。这些也不符合中国文化,在中国也归类为傻逼——妨碍了又咋了,又不是跟他有亲。要真妨碍了人家会说的。说你怕什么,要是说你你不高兴你可以说回他啊,你还要比他理直气状。公共产品和服务就是用来过度消费的,反正不用自己出钱。

那是因为被管惯了,不知道政府动作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不要说政府乱花钱,连自己也乱花本来自己有份的钱咯,例如开了水龙头不关就在那里整别的,浪费电浪费纸浪费饮用水。所以成龙说“中国人是要管的”是没错的。

所以网上流传的不知是真是假的那个“孟德斯鸠眼中的中国人”文章就说,中国人骗人并不负有道德负担,被发现之后也不羞耻,只会认为自己手段不高明。其实中国人何止骗人不羞耻,中国人做任何坏事都没有羞耻的必要。因为从来没人区分过做哪些事会上天堂哪些事会下地狱。因为都分得这么清楚那就死板了、傻逼了。既然不分那就完全没什么先验准则,只根据情况。所以外国人觉得中国人全是瘦骨如茶的样貌丑陋阴险狡诈人状小兽是情有可原的。事实上中国人自以为自己羽扇纶巾运筹帷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呢。

那为什么《三国演义》里面不知道是第几次出祁山诸葛亮战胜之后还在痛哭说用火攻死的人太多很造孽呢?当然他然后就把责任赖在曹操身上。

说到样貌丑陋,我是同意亚洲男人样貌丑陋的。我觉得亚洲女性很出色,欧美男性很出色。而亚洲的男性都很窝囊,又小气又大男人又没实力又要面子,而欧美的女性就算漂亮也会显得偏老。我刚到德国的这一天发现的一个很重大的事实就是80%以上的男子都是大帅哥。我心想TBBT那四个人是不是故意挑丑的人来做主角?毕竟它不是一个以Penny那种女性为对象的剧。我心想为什么有的男同学会在出国留学阶段找女朋友(我是指找到了的)。我觉得面对这么多帅哥仍然看上我的女性都必然有些什么不正常,找了也白找。而且再加上我无论如何也在中国受毒害这么多年了,我再gentleman也gentleman不过外国gentlemen(因为外国也不是所有人都gentleman,好像只有中产以上才是,中产以下的也很一般)。所以女生会喜欢上我是不正常的,我也不会考虑。 以上是我刚到机场的时候想到的。到了机场,我就找long distance train station,还算顺利。买票花了40欧。火车是高铁,列车当然是西门子产的了。机场和火车站覆盖的无线网络是要钱的,所以上不了网。上了火车之后也照样上不了无线网,所以只好看书。火车窗外的风景跟中国差不多,就是村子。经过一些很辽阔的耕地,有点像中国的华北。此外就是森林。有些woodstock。一个跟中国农村最大的不同就是这里只要有墙就有涂鸦。在中国如果你想在农村也实现每个墙上都涂鸦,似乎需要等到这些农村全部年轻人都潮到这种程度才行。但是这是因为涂鸦是外来文化,人家每个墙上都有是不用需要很潮的。就好像我们的农村布满了“少生孩子多养猪”之类的弱智横幅也不需要很潮一样。

不过坐在一个欧洲的列车的窗旁,打开Archie Brown的The Rise & Fall of Communism来阅读,不时泯一口有点咸的不知道啥咖啡,心里突然感觉那个小资的欲望被极度地满足着。重点当然是我旁边全是整齐、干净、安静的白人。在中国也有高铁、窗外也有农村。但我就是不能阅读。因为旁边的人有味道还一直用配有大功率音箱的手机狂播香水有毒不时接个电话唾沫就不断地从他布满牙垢歪歪扭扭的牙齿缝中喷出来。

我们要感谢中国还是有大量这些人,因为如果中国全是干净体面的人,去哪里找廉价劳动力?没有廉价劳动力,GDP怎么“保八”?GDP保不了八,估计很多省份的贫困农村的维稳工作就要面临困难了。事实上我不仅有廉价劳动力,还有廉价人命。

想慢慢转变成“自主创新”也很难,基础研究这么差。所以搞“千人计划”,结果除了钱和官职中国什么也拿不出来回报人家,只能招回来一些求财求名的人。德国的高铁有西门子,我们的高铁也用西门子……

下了火车很快就找到了Weiland女士。她开车载我先到institute。找停车位找了很久。这天Prof. Whilhelm不在,先见过了当时在哪里的一些学生。Ms Weiland分给了我一个坐位。我接下来的这几天都可以在这个座位里干事。然后,是Nico带我看了所有的实验室。他们有两个合成实验室。他们会做一些可控聚合,为的是合成嵌段共聚物。嵌段共聚物是拿去做流变的,想观察剪切诱导有序结构。其次,他们课题组除了流变之外一个重要的研究就是GPC与核磁或者红外联用。Nico自己的课题是做GPC与低场核磁的联用。低场核磁可以看聚合物链段的活动性。最后我看到了他们的流变仪,是一台ARES LS和一台ARES G2。

转完了实验室之后,Weiland带我到我住的地方。这是走出校园外不多远的一个叫Pension Stabtmitte的旅馆,老板娘是一个老太婆不懂英语,但大致交待清楚了钥匙、洗衣服和早餐等问题。旅馆貌似不能上网。

我的房间是一个双人房,阳台非常有欧洲范儿,我非常喜欢。旅馆里的小电视机是NOKIA的……

中午饭我跟他们课题组的人一起去饭堂吃。第一天还没帮我办到饭卡,所以这顿是Ms Weiland请。主食是一碟芝士焗粉皮,另外配一碗沙律和一碗酸奶。味道跟在广州能点到的同类产品一模一样,我习惯得很。于是我就很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跟我说外国的东西很难吃。照这样的话我到国外应该连饭都不用自己做吧。

也许是很贵?但这顿饭花了3.xx欧。觉得差不多了。在广州去芝士堡吃任何焗意粉也要人民币二十好几吧。

 

赴德交流重点

为了确定赴德交流的重点,要先做三件事。一是详细了解对方实验室的工作,归纳我据此产生出的问题;二是详细总结我做的工作,归纳我据此产生的问题;三是检查把上面两步的结果,有没有相互回答了的情况。

M. Wilhelm的工作我应该是很熟悉的了,我是靠蹭LAOS(large amplitude oscillatory shear——以便同行能搜到这儿)的饭吃毕业的。不过,我集中看LAOS的文章的时候距离现在已经有两年多了。LAOS的新文章出来得很少很慢,而且在方法上也没有什么新的创新。看得出来M. Wilhelm这几年忙着推销他的方法和工具包去了。但其实做测试的人到了推销这一步,只能吹嘘应用。所以后来要是有别的组用LAOS,基本上就是在文章里用一下,不用白不用的性质,对LAOS在本身方法上的发展思考不多。我自问是对LAOS方法本身的问题思考挺多的,所以我希望能站在M. Wilhelm“同一阵线”而不是“对立面”,尽管目前M. Wilhelm可能还只是把我当成其中推销对象之一。

关于idea被窃

在这里我要暂时离一下题讲讲我关于“Idea被窃”的观点。因为我在LAOS方面的下一步思考还没发paper,就去跟另一个LAOS课题组宣传会不会被窃?人家确实会做得比我快,因为人家已经有现成的平台了。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第一,我的idea不见得是什么惊世骇俗所向披靡的东西,也没超出LAOS的范畴。估计了解LAOS的人都不难想到这个,只是人家太多别的可做,不都做不来而已。所以严格来说我不能确保是我先想出来的。所以如果说要保密的话争取的只是我先发表。这有意思么?没意思。其次,对方才是LAOS的专家,把我的思想跟人家讨论,说不定能够获得对方的意见而获得提高,闭门造车才蠢。第三,我是在对方课题组做presentation介绍我的想法,在场有这么多他的学生。如果我讲完之后,他也不好回头跟一个学生说“喂,上次中国那鸟讲的那个你去试试而且要快”这样吧?也太丢面子。对方是名门之后(H.W. Spiess的学生),现在也是一个成功的研究者。成功人士的秘决一定不是窃,所以谅对方也不会这样。我认为以上这三点适合任何类似情况。我高三的时候,班里也洋溢着类似的气氛,有些同学不想花自己的宝贵时间帮后进的同学解答问题、自己做了的好题目、好的做题思路不敢跟同学分享,一副各顾各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赚钱重要还是朋友重要的问题。就算赚钱重要,世界上的钱我一个人反正是没能力赚完的,别人赚到的那一笔很可能本来就不属于我。不让别人赚到,我也未必就能赚到。我又不至于菜到此生只有这一次灵光乍现的机会。就算我菜到此生只有这一次可怜的灵光乍现的机会了,那碍于面子也不能表现出来吧!经常share自己的原创思想,至少能给人一种“此人是牛人天女散花惠及众生”的错觉吧?不就值了么。坚持这么做一辈子的话也就戏假成真永垂不朽了。

时间分辨LAOS

我在LAOS方面下一步想做的就是应用LAOS去研究随时间变化的体系。研究材料在大幅形变下的结构演化跟小幅形变下的情况有什么区别。这个工作要分成两部分,一是首先要发展一个时间分辨LAOS技术;二是要选择一个可控的时变模形体系来验证方法论。这其实之前并不是没有人做过了,所以也不能是说我的想法。但是作为一个能普遍使用的方法,LAOS的时间分辨有很多问题需要系统地去解决。

时间分辨LAOS的必要性是不难看到的。我的工作就是研究一个触变性(thixotropic)流体。一个触变性流体会存在一个屈服点,首先是一种屈服应力流体,因此它具有非线性粘弹性(nonlinear viscoelasticity),这是经典LAOS方法足经覆盖的(但具体技术有待丰富,我刚发的一篇文章就“丰富”做了一点点事)。其次,触变性流体屈服后的零或小应变恢复不瞬时的,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触变性流体又是一个时变(time-variant)体系,或者说是时间平移不变性(time-traslational invariant)破缺的体系。所以触变性流体是一个既具有非线性粘弹性,又具有时间依赖性的流体。所以如果说LAOS技术是非线性粘弹性材料的优良表征技术的话,对这种流体就需要采用时间分辨的LAOS技术才能全面地进行表征。这是我之所以要系统性地思考时间分辨LAOS的出发点。事实上,除了触变性流体之外,很多其他非线性粘弹性材料在一定条件下也同时具有时间依赖性,例如非晶聚合物的物理老化和材料发生化学反应的情况。这些均是产品加工中常常遇到的情况,需要通过流变学实验来辅助建模。因此一个时间分辨的非线性粘弹性表征技术也具有很现实的应用价值。

话虽如此,但除LAOS之外非线性粘弹性的表征技术早就有很多,瞬态表征技术就更多了。但既然目前LAOS被一些人认为是表征非线性粘弹性的新手段,考虑时间分辨LAOS至少也是顺理成章。

具体可见我准备赴德做的presentation,下面的是未删节版。实际去讲的版本删掉了很多众所周知的废话。

以往报道的类似尝试不多,但也不是没有。M. Wilhelm就发过一篇使用LAOS观察结晶过程的文章(J. Phys.: Condens. Matter, 2003, 15, S923-931),事实上使用了时间分辨LAOS方法。但该工作没考虑的问题是,材料在小幅应变(应变的影响可忽略)的结构演化跟其在大幅应变(应变影响不可忽略)的结构演化可能是不一样的。小幅振荡法跟踪的结晶过程跟大幅振荡法跟踪的结晶过程不一定是同一个过程。我估计,作者如果对同一个体系重复地跟踪其结晶,但所用的应变从小幅范围一次次地增加到大幅的范围,将会观察到结晶过程曲线随应变变化的现象。当然,在实验体系中应该除了发生结晶之外就没有别的事了,所以无论小幅还是大幅,观察到的什么现象都应该是来自样品的结晶。但是具到结晶动力学和所获得的晶态结构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因此不能拿小幅的做出来的结果跟大幅做的结果相互比较参考。

这个问题其实跟是不是时间分辨无关,而是来自于大幅实验(非线性粘弹性)和小幅实验(线性粘弹性)固有的区别。早期的LAOS研究者往往倾向于把LAOS纳入传统的线性粘弹性的讨论范式,至少会希望线性粘弹性区间的性质跟用来预测LAOS的结果。事实上到今天各个LAOS研究小组应该能承认LAOS的实验结果必须单独寻求理论支持,以往对材料的线性粘弹性的认识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其他交流话题

除了我关于时间分辨LAOS的想法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假如对方给我的所谓training没能回答的话我要记得主动提。

一是信号分析的问题

我以往做LAOS实验是通过Orchestrator软件里的Arbitrary Waveshape Test来实现的。这个方法限制了测试时间之内的数据点个数(350*4=1400个),因此不适宜做时间很长的实验,逼着我要买个数据采集卡来取模拟信号。因此我遇到了一些信号处理的问题。这些问题估计training本身会主要涉及到。

二是ARES仪器的问题

在过去这一个月里我花了不少时间去检验我们的ARES RFS的高频应变控制和接近0度的损耗角测量误差问题,并获得了TA方面的确认。对方课题组参与了新的ARES G2的开发,而且实验室就有一台ARES G2,我很关心ARES G2在以上问题有没有一些改进(从TA官网对ARES G2的介绍中看不到相关内容)。同时也想跟对方讨论一下有没有什么应变办法。

暂时就是以上这三方面内容了。都需要总结啊总结……

关于中国人之间的互信

寡人之前曾经曰过

现在说什么“信任危机”,事实上在这一点上从未安全过。整个中国人的“做人智慧”都是以这一信任上的不安全为大前提而成立的。

再elaborate一下,就是说,现在的人整天说是当前“转型期”导至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度下降,而我认为的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之间的信任就没高过。知人口面不知心当然是一个客观事实,确实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平是没办法通过任何方法“知人心”。但把这个事实专门提炼出来成为一句经久流传的告诫,其实是进一步暗示了,中国人80%以上的情况turns out to be“口不对心”。

那篇文章发完之后没几天李宁老师在博客中贴出了关于国家科研系统制度与文化的思考。由于版权问题我虽然很想全文转载但还是只转跟我说的事有关的一段:

信任:人与人之间的高度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靠单打独斗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在科研活动中,科研人员之间的互动是不可避免的。有互动,就有交易,有交易,就有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高,意味着科研人员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人际关系上。相应地,用在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减少了。此外,由于科学研究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常常不仅需要内部团队一起攻关,而且需要跟外部人员进行交流与合作。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交流和传播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高度信任的文化环境下,知识的交流和传播是高效的。基于信任,当你把自己的心得告诉对方的时候,不会担心对方会自私自利地把本该属于你的知识产权据为己有,同时,你也相信,在将来你需要对方的帮助的时候,对方也会用同样的态度来回报你。这就是高效的、双赢的局面。相反,在互相猜忌、互相防范的心态下,知识的交流只会是低效的。遗憾的是,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信任度比较低的社会。“逢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古谚似乎就是低信任度现象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中国人并不是说谁都不信。不然中国不会强大。“知人口面不知心”、“逢人只说三分话”等等,其实是应付中国社会的特点:人多且利益关系复杂。利益关系复杂是因为很多人长期定居在一处形成的。中国是河谷文明不是游牧文明所以造成了很多人长期定居在一处狂生孩子。很多村子全是一个姓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要说中国人信谁,那只能说信亲人。而且信任度跟亲缘度成正比。真正非常信任的,其实就是直系的父母子女兄弟。中国人一向是有家无国的。中国长久以来中国也不是一个国家。粤语有一句用以消除罪恶感的话就是:“同你有亲啊?”其言下之意似乎就是说,假如真的是“有亲”的话,道德低线会提高很多。

如果说近几十年社会转型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真的比以前有大幅的下降,那就应该是中国经过文革和改革开放之后以前的一些亲缘关系的衍生物被消除了。所谓亲缘关系的衍生物就是把其他不是亲人的社会关系纳入亲人的行列的东西。例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是手工业中师徒关系当成父子关系。中国人其实是把个人生活中一切不是亲人但一定要打交道关系理解为某种亲人来对待的。这就是“亲缘关系的衍生”。官是父母官,民是子民。所以其实是要求待民如待子的。就算是皇上,也无非是“天子”。交朋友,也基本遵从“兄弟”之情,看电视剧,两个女的感情很好也是以义结金兰的方式实现的,“以后你就是我的姐姐了,好不好?”“好,我的亲妹妹!”然后二人抱头大哭。然后就更不要说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了。最后这句话是最值得宝贵的,是这种教条使得中国人社会中,落在陌生人之中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获得一种有底线的人格庇护。总之,古代中国人社会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要是说得以建立的话,离不开“把别人当成家人”的感情同一性。西方人好像并不需要多此一举。

但文革和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我们感觉进一步失去的其实就是这些亲缘关系的衍生物。不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了,更不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