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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怎样形成良性循环

本来题目是“怎样形成良性循环”，但这种题目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我要告诉大家怎样，实际上我是在说我不知道怎样，所以就干脆把题目改成“我不知道怎样”。想知道怎样的人别看本文。

为什么论文数全球第一了中国的科研还跟沙漠似的？一点科研的味道都没有。那是因为科学研究原本是跟论文数无关的。否则法拉第那会儿就压根儿够不上科学了，哪会像现在这样受重视。尽管由于时代的缘故各国都把科学研究赋予了“战略”地位，做成一个庞大的“产业”，但保留有法拉第时代的科学精神的国家却仅限于西方白人国家。那些“东文方文明”国家、穆斯林国家、南美土著、黑人等等其实本身都不太关心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都是因为被西方白人打怕了才被迫地、违心地弄起什么科学来。他们这些国家，科学也许可以搞得很好，但是却不会有多少科学精神。所以他们的原创性、科研的那种灵性再高也高不过西方白人。日本人得这么多诺贝尔奖是我以上这翻谬论的最大反例，所以日本科学的发展道路倒是很值得研究。

中国就是这样。人家西方从整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跟科学研究精神无缝对接，一切都顺理成章。中国老是要保持中国特色，但又不敢特色到不搞科研，结果科研怎么搞怎么别扭。以为文章数多就好么？会错意了吧！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学而优则仕。原本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以前中国人学的就是儒家经典，就是去学怎么当官的，学好了就去当官，多好。现在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美术，随便哪本课本一翻都没有讲“怎么当官”，叫人怎么选啊？所以上头一定要答应：我给你们保证，学这些都能当官！这才有人愿意念书。改革开放，钱突然重要了，好多本来当了官的都下海了，这不行啊，所以上头一定要答应：当官也有钱！这才回复到一堆人争着当官的势态，结果一发不可收拾，现在要反腐了。但是在这个社会，你说当官没钱，谁当啊？全国人民都想有钱有权，给谁当官都腐败。反，反得了么？所以我总是说中国人是自己拿来贱。这就是最大的中国特色。说白了搞高铁的人都是为了搞钱和搞权，没一个人是想把信号灯搞好的，所以才出人命。可是那一车厢的人们，有多少不是为钱为权工作而是为了做好本职工作而工作的？说干这个没得升，看看谁愿意？

科研界，想把科研做好的人其实也少。全都为了钱和权才干的。之所以现在总算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人愿意搞科研，原因就是搞科研确实能弄到钱和权。怎么弄？文章数！所以全中国人拼命发文章，文章数能不第一么？我相信上头是希望中国人的科研能够做好。但是，不拿钱和权来吸引中国人，没人原意搞科研。所以不管谁，干得再好你最后也不得不给个官他当当，想让干得好的人干科研干一辈子？做梦吧。人家拼死拼活为啥？还不是钱权二字！

有人说要改变普罗大众的思想，榜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可是什么叫榜样？说某某某兢兢业业在基层工作了一辈子，上新闻联播了，这叫榜样么？所有人看了心里都为他惋惜，并默默记住自己千万别像他那样儿。因此，对于兢兢业业在基层工作一辈子的人，最后一定要给钱给权，这样大家看了就才觉得，原来耐心地在基层奉献并非没有回报。最后你还是要用钱和权来引诱和激励中国人干事。

据说那些梦想出国留学的学生们都知道，选导师一定要选西方白人，不能选印度阿叉和华人。尤其是华人特别抠门，让你吃不饱还得拼命干。我心想还是中国人了解中国人啊，还是中国人治得住中国人啊。中国人脑中的这种世界观价值观注定他们就是做苦力的命。当年出国是做苦工，现在出国是读研究生，其实目的都是为了钱。没人是为了把苦工做好或者把科研做好的。中国人这种职业观，当然不会获得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尊重。所有人都觉得这些黄种人是信不过的狡猾鬼，抽出一张美元扬一下他们就给笑脸，帮过他们之后他们就过河拆桥。其实也难怪，因为在不久以前的封建王朝时代，中国老百姓确实不需要有什么理想。然后“呯”地一下就进入现代了，也没看过什么书（西方经典），凑和凑和就算了吧，毕竟人家家里还有一堆弟弟妹妹等着他将学费。我怎么感觉所有中国人家里永远有一堆弟弟妹妹等着他将学费？因为这个理由成了所有中国人干一切受贿、钻一切空子的理由。

“材料学论文数量第一”是一条次要信息

昨天在微博上范老师转了一条新闻给我：中国材料科学论文数量全球第一。然后有很多人转载的时候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评论。我虽然很感兴趣什么背景的人会发表什么样的评论，但事实上没法一一了解到这些评论者的个人背景。但他们的评论都是很典型微博评论。我很郁闷的一点就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个太过宏大的课题而无法说上一句话的事情，对这些人来说，可以随随便便地说上一两句。范老师还幸亏没有私下转给我而是给所有人看到了，否则就白转了。

虽然我了解不到那些评论者的背景，至少从他们的评论来看，都是外行。甚至于那条新闻本身——“材料学论文数量第一”——也是外行人的新闻。之所以分什么“内行”“外行”不是为了愚蠢的虚荣心。哪里都会有内行和外行。让我觉得无奈的其实是往往是外行把问题看得很简单，并写新闻、写评论。

所以我一般根本不会动力去谈中国科研的任何问题（cf. 一看到关于中国科学的讨论就厌烦）。但是在这里我还是免为其难地举出从这条新闻出发，至少要先考虑哪些问题再提出你的观点吧。

第一，为什么幸运的是“材料学”？

很多看到这条新闻于是就要扯“数量不代表质量”的问题。但至少这么多种“学”，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化学连“数量”都达不到“第一”呢，“材料学”达到了。所以虽然同样“质量差”，“材料学”为何“数量领先”？

问题又在于什么叫“材料学”/“材料科学”？我看到有人对这条新闻的回复是“我也是学材料的”。而这条新闻最初转给我。不知道我的研究又从“材料学”之有？也许应该追究的是新闻里说的“材料学”——即汤森路透Web of Science在统计时界定的“材料学”是什么。这一点在新闻中所提到的《全球研究报告：材料科学与技术》中应该会先进行界定。可惜我看不到这个报告原文，也没时间看——因为这种报告一定是篇幅巨大。

当然，不需要等到这条新闻出现，我和其他同行都早就感觉到中国在所谓“材料学”的各个热门方向上都非常活跃。做纳米材料的华人就很多，其中不乏世界领先的人（例如夏幼南、王中林），虽然就这两人的话，所贡献的论文不归入中国。但似乎有理由去思考是否华人比较适合做此类研究？那些跟石墨烯、metal organic framework等有关的研究是什么思维模式？而所有那些其他的诸如生态学、分子生物学、数学、天体物理学的各种研究方向，又是什么思维模式？是否是在思维模式上与中国人的契合导致不是“基本粒子”而是“材料学”的“数量第一”了？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却仅限于自身从事科研的人之间才能讨论。外行人根本不知道以上这些研究的具体实务，分析不了到底属于何种“思维模式”。

第二，如何评价质量？

科研水平的评价问题我是厌倦到了极点。本身原则很简单，不知为何还会引起这么多争论？首先，今时今日科研已成为一项职业，或者说饭碗。这是所有人都无法否认或谴责的。你不能既以“一个饭碗”的形式向人提供，又要求人们把它只能当成“一个理想”，不许当成“一个饭碗”。恰恰相反，仅把其当成“一个饭碗”的人只会是占大多数。你要做的不是呼吁大家都把“饭碗”当“理想”，而是要考虑设计一个科学的制度，使得在大家都当“饭碗”的条件下提高科研水平。

我同意，在科研变成饭碗的年代以前，很多现在的问题并不成问题。把科研变成饭碗，“罪魁祸首”是美国。但美国恰恰是成功的例子——尽管它也深受“饭碗型”学术圈的典型问题：学术水平的全面评价问题和科研人员的晋升问题。

其次， 尽管科研变成了职业，基本原则现在还是不变，那就是要遵守同行评议。非同行意见不应该成为做决定的参考。但这个简单的原则在中国尤其难办到。

因此，如果你写的时评想从“数量第一”的新闻转到批评中国科研水平的“质量”问题，请先考虑以上问题。

第三，科研论文在整体科研活动中的角色是什么？

我在微博上还看到有人骂“科研论文是最无效率的文本”，并且还有人附和。真让我觉得微博是一个“不假思索者的天堂”。既然科研论文都是没有实用的文本，全都是为了毕业升迁，不会有人真的去参考的话，那么只管发表就好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花钱购买国外出版商的全文权限？去年国内还有33家图书馆发联名信呼吁中国学者支持抵制国外出版商的大幅涨价？如果论文只是为了发（升迁），没必要去看，何必非要买？

负责任地说，至少基础研究离不开原始文献。所以悲剧并不在于什么“天下文章一大抄”——这个谁都能写篇命题作方式的时评——而是在于中国的科研严重依赖国外的出版商。假如我们想象，世界突然进入了战争的状态，现在科研资料在互联网上全球化共享的状态突然被打破。那么美国是最不用愁失去科研资料的。全球最好的化学和材料学研究都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和John Wiley & Sons的期刊上了，物理则被AIP和APS基本包干。最顶级原创性的研究也有Science分去一半。英国也不用愁，至少皇家化学会、皇家物理学会等协会的期刊也占据了大量优秀的研究结果。别忘了还有Nature系列。但我们中国怎么办？世界在这几十年和平时期所积累的知识，全都被美欧霸占了。哪怕是在和平时期的现在，美英之间也在争文章，一来可以看到美国化学学会和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不断地开壁新期刊，另一方面看Soft Matter这一个年轻期刊的发展路径，早期对研究风格的很有选择性，现在几乎什么乱七八糟的研究都发表。说明研究工作的发表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所以最近的另一条新闻：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成立，其实就是要应对以上这种不利局势。问题在于，想让国外的优秀科研成果投稿在中国出版商的期刊上，难度很大也很复杂。例如，能否招集到优秀的审稿队伍就是一个难题。今时今日审稿已经是全球性的负担，一个新的期刊，影响因子不见得高，更难找到看你脸色帮你审稿的人。所以，国内期刊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本国科研实力的增强，让自己的同胞把研究投在自己的期刊上，也许会容易些。问题是自己的同胞们做的科研质量怎么样。如果都是些可有可无的工作，那么期刊的影响因子就上不去。只有本国科研的原创性强到其他国家没办法绕过的时候，期刊才能依靠同胞发表研究建立影响因子，吸引国外研究者投稿，迈开国际化的第一步。举个例子：就算全中国人都不投美国或英国期刊，对美国和英国的影响不会太大，因为光他们本国的研究力量就能支持他们的期刊的高影响因子，造成你还是不得不购买他们的期刊权限。但假如没有美欧的优秀研究发表在中国的期刊上，那中国期刊光靠中国人目前的研究水平可能要再过二三十年才可以有生存空间可谈。

最后打个趣。现在说由于全球最优秀的研究成果都发表在国外出版商的期刊上。那就是说，这些国外出版商现在允许中国花钱买来看，算是施舍中国，照顾中国，帮助中国强大了？其实不然。中国是个很奇怪的国度。施舍和帮助它其实会让它堕落，只有封锁它才会让它强大。历史不乏这样的例子。因此，假如有一天国外出版商打着“中国威胁论”的旗号，说中国发展得太危险了，我们不应该把本属于我们的知识与他们共享，然后封锁一切对华的精密仪器、试剂、留学签证、学术专著和期刊等全方位的输出，说不定不出十年中国的科研水平就马上领先世界了。

一看到关于中国科学的讨论就厌烦

那种感觉，就跟谈中国足球一样。

研究两弹一星成功的原因是没有用的，正如研究法拉第等人成功的原因也是没有用的。时代不一样了。

而且站在此文的高度，就连谈论科学的必要性都没有了。或者用一句话：反正都快2012了，所以基本上谈论啥的必要性都没有了。

我说过的，我没什么“信仰”，深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但又要讥笑一切，于是进一步陷入犬儒主义。

以上回车太多了，现在开始长篇大论。最近科学网征关于科学院的文，难免有人响应的，关于这点我不去苛求了。科学网是个媒体，搞征文其实就是生存之道，没话题就找话题，没有话题性就创造话题性。也可以说好听点，那就是争取做到“领一时之风气”。一个道义一点的做法就是给应邀者一些钱，否则就等于让人家免费给自己打工了。要知道一些受邀者是免为其难的写的，因为如果是主动积极乐意地写，至少可以说“你乐意我受益”，两清、双赢了，没钱给也说得过去。

一种非常迂腐的想法是去问到底谁有资格对中科院指手划脚，或者具体地说谁有资格对中科院的哪一点指手划脚。是学生你就没资格讨论关于老师的问题，是下属你就没资格讨论关于领导的问题，是平民你就没资格讨论国家机密等等，都是基于同一个原因——你知道个屁你说说说！事实上大部分人也很有自知之明，所以基本上学生们就谈研究生培养，导师们就谈人才制度。至于把所有的讨论归拢起来自不自相矛盾那就没人管了——就连征文的科学网也不会去管，因为只要有人写 就已经达到它的目的了。关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人说的话是可能“有效”的那就是现任中科院党委书记。我不知道科学网有没有邀他来开博写征文什么的，要是说邀还是邀过一下的话，那科学网做征文这件事至少还是靠谱过一下的。假如中科院党委书记亲自谈“我心中的科学院”，那这件事起码可以向前推进一步，使得我们从“七嘴八舌”的状态进化到“听其言观其行”的状态，媒体和群众能够做得好的那件事还是“监督”而不是“规划”。

我留意的科学网博客中有讨论此问题的有李维先生、郑融老师、徐磊“徐老师”，吴宝俊“吴同学”，王鸿飞老师等等。这其中唯一没有“结合自己的经验”来说话的就是李维先生，他一向这样，这也是我特别推崇他的原因。也许也是相同的原因，王晓明要质疑李维先生“有没有读过博士，读的是哪科的博士”。我要对以上每篇文章谈点看法，所以说本文是要长篇大论的。

李维先生的存在价值是“接过他人的话柄”，他的文章总是从“既然你要这么说，那道理就该这么讲”的角度出发的，但他自己是不是“也要这么说”就不一定了。例如，不过是有人想讨论“科学网的制度是否科学”，他才接过这一话柄去讨论科学网的结构与解构。但他是否也认为“制度是否科学”是关于科学网的总体讨论的重点？那他可没这么说。他一向这样，这也是我特别推崇他的原因，也是王晓明没理由质疑他“有没有读过博士，读的是哪科博士”的原因。

王鸿飞老师在科学研制度和文化问题上常常推崇美国。不过中国科研的很多不良风气倒是可以埋怨美国带坏头。历史跟中国开过很多玩笑了，中国没在科学研究的中心从德国转到美国之前开始“崛起”就是其中一个玩笑，因为假如同样是学表面的话，学德国可能会好很多。王老师说完之后不忘补充“绝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美国训练和工作背景”，现在也补充一下：是的，才去了德国一周就自以为了不起了so what？

徐磊“徐老师”一如既往地政治正确。但他也好王老师也好都“攻”不下李维先生。他们的文章的局限在于以为或希望中国办科学院是为了科学。而李维先生的文章暗藏的前提则是中国办科学院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当然主要是为了与美国抗衡而不是与瑞典或德国抗衡了。因此有什么理由要让中国科学院的“办法”不向美国学习而向其他国家学习呢？

基于同样的理由，吴宝俊“吴同学”的讨论也显得必要性欠缺，但他有一点比较好的就是一向抱着“我等草民只为安居乐业”的心态写文章因此本来就不需要先具备什么“讨论的必要性”的，说不得他。

最后是郑融老师。唯有他的文章让我能够不厌烦，因为我看到除了“关于中国科学的讨论”之外的其他内容。我对往日的、我所未经历的那个时代的广州化学所有着一种向往。这来源于我读研之后去那里做过一两次电镜所获得的感受。郑融老师是我至今看到的第一个谈这一话题的人。我硕士时期是在华工化纤组，导师是赵耀明教授。我感觉广州关于化纤研究的传统基本上是由化纤组和广化所共同形成的。从赵老师的介绍我已经知道当时的一些研究项目，除了郑融老师提到的“聚丙中空纤维”的研究之外，还有从甘蔗纤维的研究。当时考虑到广东这个地方种棉花是没有的，种甘蔗倒是很普遍。甘蔗榨了糖之后的渣就基本只能当肥料了，所以想到是否能开发出从甘蔗渣加工出纤维素的技术。广化所攻坚，但据赵老师说似乎并不成功。另外，关于聚丙纤维的研究，除了为做分离材料而加工中空纤维之外，还有为替代当时（乃至现在？）原料需要进口的香烟过滤嘴——醋酸纤维。如果能用聚丙代替，成本就能大大降低了。赵老师课题组当时参与了此项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合格的，但据说效果远不如醋酸纤维理想。其中一点就是聚丙太亲油，焦油过滤太厉害了。这虽然可以说是“更健康”，但要健康的话就干脆别吸烟了。作为产品来讲香烟没味儿当然不好。所以后来就研究对纯丙烯的产品进行表面改性，但这就增加成本了。现在聚丙作为过滤嘴材料虽然已经有国标了，但应用得还是非常少。

我之所以喜欢化学所，是因为我看到那里的实验室的“家具”虽然还是几十年前的木制品，但是干净整齐；那里的仪器设备虽然还是几十年前的那种国产的、按钮硕大的、操作面板上注明各地方“仪器二厂”“仪表三厂”的大块头，却仍然维护良好运转良好；那里的工作人员虽然是（貌似）与互联网、全球化、英语等东西脱钩的阿姨级妈妈级，但是其认真严谨的态度让人肃然起敬。我小时候，妈妈是在华侨补校的“生化室”做实验员，我放学去单位找她的时候也看到过木头试剂架子、挂在墙上伸出一条棉线的干湿计。生化室的老师还教我为什么用盖子一盖酒精灯的火就马上熄灭，不用担心盖子被烧熔掉。我知道八十年代中国的科研工作者普遍是谦虚地、踏踏实实地做研究的，课题不（懂）赶国际时髦，不（懂）追求SCI，但是精神比现在的人好得多。我当时要做透射电镜，有新式电镜的单位很多，但最终我找广化所做出了最好的结果，我也目睹了谭老师如何认真操作，认真观察，最后帮我看到应该看到的东西。他们的那台透镜型号是曾经卖得不错的1ooCX。还比较谭老师还管理广化所的广角X射线衍射仪，所以当我要做XRD的时候尽管我们学校自己就有好几台，我还是去广化所做。

对于郑融老师后面关于“他山之石”的内容，我的看法是：认识规律，按规律办事，口头上谁都赞同。但真正能做成的事情都需要具备“皆大欢喜”的性质，可惜“按规律办事”往往并不皆大欢喜，因此很少成为事实，尤其在中国。

郑融老师的文章并不煽情，内容也海阔天空，但我看了总是感动得想哭。曾经听说过外国人评价中国人说，与中国人讨论问题，中国人总是在意“讲赢”，争取“讲赢为止”，但却并不享受讨论的过程，往往不欢而散。我觉得很贴切，我的解释就是中国人情愿做皇帝一统天下，几千年以来农民起义就是为了翻身做主人（即皇帝），与西人因“求异”而民主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人话虽“求和”方式却往往是专制。相反，郑融老师的文章哪怕是命题议论文，也会使人忘记孰是孰非的纠结，却感动于人性之善。这也许是来源于一种人本主义情怀。本来的确“人是最可宝贵的东西”，但是中国人传统就缺乏这种人本主义，导致在中国人命特别贱。这就扯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