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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生与羞耻学术奖励与学术不端

关于羞耻

徐贲在《为什么德国忏悔,日本和中国不忏悔?》一文中曾经引用并批判过以下观点:

对这二者的不同,社会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 Benedict)曾提出民族文化差别的解释。她在《菊花与刀》一书中把德国和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差别归结为所谓基督教“罪过文化”和儒家“羞耻文化”的区别。她认为,“一个社会灌输绝对的道德标准并依靠个人良心(来运作),便是罪过文化。”但是,“在用羞耻作为惩罚手段的社会中,人们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恼,但并无罪过感。”懊恼和罪过感不同,懊恼无须通过忏悔和救赎来缓解。对于一个只有羞耻感而无罪过感的人来说,“只要他所做的坏事‘不为人知’,他就不必为此烦恼。就他而言,忏悔只不过是自找麻烦。”〔注19〕按照本尼迪克特的说法,东方人做错了事,总是藏着掖着,不被人发觉就不主动承认,全然不受良心责备。

这是不受徐贲赞同的,

本尼迪克特对德、日思过观念的分析是一种很典型的社会人类学分类,它看似新鲜,但并不可取。它之所以不可取,在于它无法充分解释其观察对象,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出许多与它不相符合的例外。有的德国人并不具有忏悔意识,而不少日本人,如那些千里迢迢到中国和朝鲜去道歉的,恰恰很具备忏悔意识。

尽管徐贲反对从这个分类方法来发析德、日思过观念,但并没有否定这一分类本身的合理性。我觉得这种分类恰恰可以解释许多其他问题,尤其是儒家“羞耻文化”之于中国人的问题。

关于谋生

似乎中国人心中的温饱线定得都特别的高。不然为什么很多其实已温已饱的中国人还活得像温饱线下似的呢?99%中国人都一脸的“谋生”样儿。

一般情况下温饱线等于安全线,但在中国,温饱线并不等于安全线。你温了饱了,但并不等于你安全了。太多的事情仍然在提醒着我们,活在中国很危险。同时,中国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也告诉我们到底哪里安全——越上面越安全。因此,中国人的谋生,跟温饱无关。这金字塔的锥角不断扩大,陷入谋生泥潭的中国人比例就越大,竞争也越激烈。所有的中国人都要永恒地向上爬。

当这样的东西变成了人的本能、变成了人下意识的应对,那么就算在不那么必要向上爬的领域,中国人也会把它建设成非常必要的领域。不把它变成一个金字塔,中国人不习惯。

以上我所说的中国人,当然不是指全体中国人,而是指那些彻底拥抱中国社会,极其适应中国社会,生来就很中国人的中国人。这样的中国人当然是中国人中的99%,因此所有领域只要有x%的中国人,这个领域就有99x%的机会被改造成金字塔。例如中国的学术界。

所以为什么要引入海归甚至“外国人”并由它们当权。对此我举双手赞成。

李淼老师说过

我有时私下埋怨现在的学生越来越功利,仔细一想,其实是教授研究员先功利了。事实确实是绝大多数将研究当成饭碗或谋求进身的手段,那么学生哪能不变本加厉?……

所以即使在博客上,经常看到很多人写我有一篇论文发表了,或我有一篇论文被拒了,或我得了什么奖了,或我有多少引用,却看不到Ta的学术介绍和思考。

——例如科学网的博客。

后来,考?在涧在讨论中说

本来任何一个国家学者的收入和地位事实上都不能和政客以及商人比,想通过学术谋取较大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这条路实际上对于学者本人来说也是走偏了。……

其实这些人的生活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要好,如果他们能把自己不知足的心态放在学术上,也许他们也能做出不错的成绩,可惜,他们如李老师所言在学术上的标准极低,在生活上的要求却极高。

怎么原本是在讲“谋生”的,后来又变成在讲“谋取较大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了呢?这不是因为聊着聊着聊开了离题了,这恰恰点题的很,原因就是本节开头讲的,在中国谋生指的远不止温饱,而只有获得了“较大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人才会有一丝安全感。

诚然,无论如何——正如考?在涧所言——抱着这个目的走学术之路还真是走错了。但如果把上述所说的纳入考虑,那就等于说学术之路与谋生无缘、与获得生存的安全感无缘。学术之路就是一条注定永远受到生存的威胁的一条路。而那些专心走学术之路的中国人,岂不等同于亡命之徒?为什么当今中国走学术之路的人远高于一般人群中亡命之徒的比例呢?难道中国人都这么不善算计吗?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景冈山大学职员伪造论文数据案的热度已经过了。王鸿飞曾经给过Nature上的新闻链接,现在那里已经有很多人回复。另外,在The Scientist网站的论坛上也有网友评论

这件事情说明了,之所以明明学术之路是一条危险的路还这么多人去走的原因无非是:面对一群永恒处于谋生焦虑之中的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尤其是在像井冈山大学这种前途不太好的地方。

是有人先把科研这强国必经之路逼成了一条危危乎的、没有护栏没有路标还随时塌方的路,重要的是先把人们逼成了一堆再温再饱也极度缺乏生存安全感的人,然后才不得已要征勇夫去过这条路,而且除重赏之外别无他法。这就是中国不仅仅是学术界而且是所有领域的困窘之处。

反过来说,要改善学术界的风气,可以随便做好以上两点的任意一点——当然,两点都做好善莫大焉:一是要让学术之路变成一条安全而平淡的路。,或者二是要让所有人只要达到温饱线,就真正安全,这包括所有与温饱没关的事情如医疗、住房、养老等。如果后者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那对不起——你就先做到前者:安全而平淡的路。安全到走这条路的人可以忘记谋生,但平淡到不满于基本生存的人不屑一顾之路。安全到让人忘记谋生,其实是一种非常慷慨的机制,你的生活水平要能够保持平稳,就必须不因买房而变成房奴,不因自身和父母疾病、子女教育而散尽家财。这在当前的房价、医疗和教育体系下就等同于一笔高昂的补贴;同时,平淡到不满于基本生存的人不屑一顾,是指在这里除了能满足以上基本住房、医疗和教育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名利可求。文章发多发少一个样,发与不发一个样。经费也是拿与不拿一个样。我导师讲,在国外的确有很多教授,到了tenure之后就啥也不干混退休的。这是学术自由的另一面,你想人家给你学术上的自由,你就要容忍你身边有人滥用这样的自由;你要人家加强评价和激励,你就要接受对你一视同仁的评价和激励。不想被激励成勇夫?那只好与南郭先生同乐了。

很多人说是评价标准有问题,不应该以这个作为标准,而要以那个作为标准。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勇夫,你要做的是停止重赏,而不是改换悬赏项目。

与重赏相对应的,就是重罚。越是重赏

OA week webina: China's illy defined scientific journal policy

Nature Network博客上的原文:http://network.nature.com/people/andrewsun/blog/2009/10/20/oa-week-webina-chinas-illy-defined-scientific-journal-policy

On 9:45 Tusday GMT+8 a webina was organized by Zhiming Wang, editor of Nanoscale Research Letters. In the webina Patrick Brown, director of PLoS, gave a talk to the Chinese audience on the OA strategy and the single paper metrics feature of PLoS website.

A surely relevant topic of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any journal is the highness of its ‘impact’. Highly concerned by Chinese effort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cientific journals, Patrick criticized strongly, agreed by all Chinese audience, on the ill institution of current Chinese science policy and its destructive effect on journals. In China,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on higher-impact journals is linked with the promotion and funding of the authors, that is, personal interest. This renders journals with additional economical status, either favorable or unfavorable determined by their “highness of impact”, because personal interest is never met for free in a free market society. An invisible bargain exist between every pair of journal and authorship. By “highness of impact”, one means simply impact factor in China. This, as mentioned by Patrick, conducts a “very destructive punishment” for all new journals, including esp. OA ones. Journals don’t have ISI impact factors for at least two years even they have been indexed. Some journals with ‘experimental’ way of peer-review or distribution process are even not indexed by ISI (e.g. PLoS one). Under China’s current reality, authors get punished if they publish their results on these journals. I wondered how many submission from China does PloS one received each year compared with other non-OA, ISI indexed journals. Patrick had to look up a bit but he answered that in general China ranks almost the lowest in publishing on new journals.

Although the single-paper metrics feature of PLoS journals can be a better alternative to the impact factor of the whole journal when it comes to grading a person in science community, the reason behind the ill policy is much more general and is also influencing other scientific process badly in China; evaluation of a person or institute’s scientific achievement is still to a large extent not conducted by peers but general, ‘macroscopic’, administrative roles, who have nothing more to rely on except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s such as numbers of paper, ISI impact factors, h-index. Instead of only referring to the advantage of these measures, they rely on the whole of them including their negative effects which are surely larger.

An atmosphere that appreciates the status of scientific peers, either administrative and cultural, is highly needed, which though is not possible in the current state of education system of China.

期刊博文:我导师关于期刊的“卖空调”理论以及我的演绎

最近组里一个身在国外的同学之前投Langmuir的一篇东西发回来审稿意见了,有一个关键的图精度不够,“达不到Langmuir的要求”。我等在国内的同学需要帮他重做测试补数据。

我导师说,人家卖贵的空调,其他不说,但总之不会有很吵的。你的空调很吵,虽然也是空调,也没造假没人偷工减料,但就是上不了档次,不符合国美的要求,就不能拿到国美卖,只能地摊上卖。”

所以,如果你买很差的仪器,实验要求一旦稍高一点数据就精度不够,你就总是发不了高档次文章。所以,买什么仪器都花钱买大名牌很大程度上是这方面考虑。然后,文章档次“被关联”到人的经费升迁利益,因此,名牌仪器厂商当然要卖贵一点儿,双赢嘛!又所以,如果买了贵仪器,还发不了什么好文章,那你就真的是菜的n次方!

所以,为什么很大一部分牛组的仪器DIY程度很高。Commercial available的仪器尚且有钱就能买得到,这些牛组甚至在测试手段上都领先了,有从理论上垄断了新发现的可能,有可能不牛吗?

所以中国的研究人员如果只懂买仪器,按照仪器说明书和软件所提供的功能按按钮操作,是永远不可能领先的。事实上科研仪器的功能都是从以往基础研究的Idea中提取出来的。有这个功能就说明有人这么做过了。你用现成功能,你的实验就首先不可能在方法上有什么新意,在发现上的新意也很有限——你只会发现那些已有方法应该能发现的东西。

很多同学认为GPC是测分子量的,动态光散射是测粒径的。我导师极其不爽这一点。一定要记住:GPC是测流出时间的,动态光散射是测光散射的!——加个“动态”只是代表了数据收集和数学处理方法。流变仪是测形变和转矩的!甚至要认识到,所有用电,连接电脑的仪器都是测电流或者电压的!一台测电压的东东你怎么会算出分子量?你不知道你干嘛用?还发文章?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研究人员的水平需要提高。但是,目前水平对于发文章来讲貌似显不出什么必要性。拿GPC测分子量和拿动态光散射测粒径好像问题都不大。但是,如果对于审稿工作来说,这种水平就太差了!如果我们的作者总是GPC测分子量,光散射测粒径,审稿人也相信GPC的分子量,光散射的粒径。那我们就算再忠诚地投中文期刊,中国人的研究永远也不会入流。

不过,中国科研人员的工作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让中国人的研究入流甚至一流,而是为了生计。发文章是求人发工钱,审稿审基金就是看人给工钱。整个事情就算不说是“权钱交易”(别那么愤青),也主要是一堆下面的人为了满足国家科研强国的梦想糊弄了事。你告诉他水平差,他一点都不着急。有什么办法?

没有好的审稿人,我们中国就办不出“国美”,“好空调”就不会放中文期刊里卖,卖的只有很吵的空调。是不是空调?是。有没有造假抄袭?就当没有吧。几流?n流。

我总觉得外国人是天生愿意研究科学的,中国人是被逼的——不然坚船利炮就哇哇哇打过来了。所以我们很强调“科研强国”嘛。人家当然也提科研强国,因为这是事实上有效的。但人家不是一开始就科研强国来着。我们是挨完打,带着屈辱和“崛起”的梦想引入科学的,事实上啥能强国咱就引入啥,机会主义得很。引入科学在主观上并不是什么必然。

我有几年暑假连续下乡义教,发现山区的穷孩子确实很渴望念书,但他们是为了改变命运。所以一旦社会多元化,读书不包分配之后,马上就盛行“读书无用论”。他们对念书,一会儿渴望得让你心痛;转眼又鄙夷得让你心寒。所以我们下乡的义工从来不跟他们贯输什么“改变贫穷、改变命运”的破道理。我们只讲有趣的知识,第二课堂。读书的渴望本应来知识的魅力。

科学研究也一样。因此我们国家可以说是科研穷国,我们的科研人员是穷孩子。一会儿抱着“改变命运”的理想狂搞;一会儿又盛行“科学无用论”,带着虚无主义混饭吃,抄袭剽窃偶尔为之。这就是穷!别以为花得起钱买动态光散射你就很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