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完美国流变学年会，我又接连去了苏州参加高分子年会。参加这两个会议得到的一个共同的感受是，研究者有两种，一种是写书型的研究者，一种是写paper型的研究者。写书型的研究者他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呼应着一个有待完善的知识体系。他最终关心的是（比较）完整地理解一个对象，希望自己和同行的研究成果积累，会导向一本关于同一个研究对象的专著甚至学科教科书的最终完成，以作为人们对此对象已经达到（一时的）比较完整理解的标志。这当然总是一种长远的目标，甚至不是一个人有限的职业生涯中能够看到达成的一天的。但也有很多的研究者对这种理想并不感冒，他们把科研当成一个play ground，只是想尽情地去感受新鲜感，分享快乐。显然，前一种做法是枯燥的，后一种做法总是更受欢迎。但谁都不会否认前一种做法才是科学发展的基石，于是它也应该是任何人之所以决定投身科学研究事业的最“政治正确”的原动力。证据就是，尽管各大会的普通报告中充斥着各种pop science科普式的工作展示，但大人物、学术名人的邀请报告，无一不把自己的工作整理得好像一个完整的理论认识那样，把自己的研究历程描述得一个路漫漫上下求索、虽虐我千遍待它仍如初见的故事，无非就是说明，这个圈子理想中其实推崇的不是投机，哪怕它实际制度在激励投机。写书型的研究者，不会轻易地去转换研究兴趣。诚然任何人都不能逃避publish-or-perish的风气，短期内总是要做各种各样的“副业”来解决自己和学生的生存问题。但是另外的一些研究者也许纯粹是根据现在做这个的人多不多来决定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他们对他们沾手过的各研究对象“后来怎么样了”并不关心，只会往往诧异于“怎么现在还有人做这个”。
当然，我有一个更加不靠谱的猜测，就是写书型研究者其实是一种穷人思维，这就跟穷人理财往往以储蓄为主，伴以适当稳健的投机。而富人往往有很强的蜻蜓点水随性而为，视门槛为隐型的气质和魄力。也许不跟人的实际经济情况挂钩，但从性格上人确实能分为这两种特质。我感觉本人是写书型性格，但当然此生未必有这种水平了，只是就性格而言，我是穷人性格，实际也穷，理财也确实以储蓄为主。我前面说这个圈子理想是这样，也只是我肤浅的理解。我当然不是根据圈子的潮流来形成自己的做法，而是我自己喜欢做这种事，然后看到这个圈子至少有部分人还是推崇这种做法，我当初才决定投身这个圈子。当初如果我被说服说这个圈子主要是投机者的乐园，我的做法注定找不到属于它的空间位置的话，那我就直接不会来做科研。现在当然说什么都迟了。
在美国开会我发现，以认识问题为荣，炫耀更新的物理图象，是个主流，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会议的价值也来源于此。我不能说美 国人就不青睐Nature/Science，但炫耀你发表的期刊名称，一秒钟就完成了。如果说后一种做法成为了唯一的评价方式，只能说明这个国度的学术圈子浮躁到只剩1秒，耗不起2秒。这是不正常的。如果对问题不关心，那这个国度的人为什么还要组织出一个学术圈呢？
我在高分子教育会场听了一部分报告。我觉得年轻人难免追求成功学，受榜样的影响很大。这是年轻人的特点，不是简单批判成功、一味批判功利心态能够解决的。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在这个意见纷纭的社会中推崇什么样的成功观，炒红什么样的榜样。老前辈们自身当然是优秀的榜样，但他们对年轻人的担忧，光靠强调价值观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学生认哪个理，主要看他的导师。而且也不是看他导师嘴上说什么，而是观其言听其行，更主要的是看其实际效果。你一直强调的做法，你实际依靠它获得今天的成功了吗？这对以功利心态为特点的年轻人来讲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价值观输出。有的报告人举例，说一项工作本应以一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但为了照顾两位参与工作者的职业生涯，特意分成两篇发表的做法，并进行批评。假如这些前辈在评审人才项目申请书的时候，不纯粹看论文数量和期刊JCR分级来“追求公平”淘汰申请人，这样的做法自然没有市场。可我们都知道，也理解，评审者没有时间对每一个申请者的工作进行详细了解和审视，而评审任务也是数字式的，e.g. 50位淘汰38位。我们确实就是那个只有1秒，花不起2秒的国度。正是因为如此，“公平”才不得不简单约化为“看数量看期刊”。改变现状的能力也不完全在这些老前辈手上，所以他们才会像一个弱势群体那样只能去“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