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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生写综述”

这两天科学网《江明教授疾呼狠杀研究生滥发综述之风》一文比较火,也有人表示反对。我也写过很多怎样阅读文献的个人经验,看起来跟那个被批判的经验分享会很相像,所以我也谈谈我的看法。

我首先抛开已有的争论,说说我看到这个分享会内容后的想法。

这个经验分享会叫做“撰写国际综述论文的体会和经验”分享会。这个提法就太露骨,想帮他圆都圆不过来。本来,你可以避开“研究生够不够格发表综述”这个问题,既然这几个同学已经发表了,那可以当作他们学术能力的一种(未必全面的)肯定,然后仅仅是介绍学习和研究的经验,而未必是纯粹以发表为目的,那当然很好。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分享会里的内容,其实也颇有亮点(这个我后文再具体评价)。但如果叫做“撰写国际综述论文”为目的(所谓“国际”我的理解是要发表在国际期刊,而不仅仅只是“撰写”一下),那就真的很难避开江明教授的那些批评了。

我觉得这种事情的主要原因还是源自我国当前教育和科学技术管治理念。我联想到最近在微信上看到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我国“集中式”的教育体制。全国这么多的高校,办学经费来源很狭窄,自主性也不高(看看南方科技大学走的路就知道了)。这种状态是我国当前治国理念的体现,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大部分处于中游的高校的气质都好像处于生存线附近,只做“能当饭吃的”事,很难谈得上追求什么理想。批评它们就等于问“何不食肉糜”一样。

还有一个文化上的因素,就是每当谈到科技事业,就总是陷入“西方标准”的怪圈。有部分人不想什么都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来做,但又不得不承认,我国实在不是一个科学的源头国度。不是我们中国人首先搞现代科学的,所以为什么要搞,为什么爱搞,中国人都不是从文化深入去理解的。西方人做科学,尽管由于当前科研职业化的浪潮而制定了用于考核的各种计量指标,但他们是有做科学的源动力的,他们的博士生只有少数想做科研的人。而我国搞科学起初只是近代强国梦的衍生物,从一开始就只是因为看到“落后就要挨打”、“强权就是公理”,因此想要“屹立世界民族之林”。你说文化上有什么搞(西方式的)科学的源动力吗?没有。这就好像去新东方上托福、雅思和GRE班的年轻人。他们是否对英语语言甚至文学感兴趣呢?未必,他们只是为了获得国外名校的offer而已。所以新东方的教育当然是最纯粹的应试教育,最功利。我国搞科技也一样。我们没办法在历史长河中做那个订立或改变游戏规则的人,于是只好做那个钻游戏规则空子,争取平起平坐,甚至后来居上的人了。人家看篇数,我们就拼篇数;人家看引用数,我们就拼引用数。不久的将来可能流行H-index了,也许我们的风向也很快会改变。也许有人说“总要一步步来,数量先上去,再谈质量”,但我看不出是否真的预先有着这样的“策略”,或者这只是一种说辞而已?就好像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只是在摸石头而已。

我听说中国的“出成果”思维是从最高领导人一层一层地往下压的。最后压到“撰写国际综述论文分享会”的学生身上,已经没什么感觉了。而且,他们读博士是否对某个科学问题很感兴趣呢?还是其实也只不过是“出人头地”、“光耀门楣”,迎取白富美,从此走向人生颠峰呢?

早在我国首次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那个时代,就有“主义”与“问题”之争。我觉得从把“谈主义”与“研究问题”对立起来的那时起,中国就已经进入误区,我们不是错误地“只谈主义”,就是错误地“只研究问题”,两边都倒过之后,现在完全搞混了。该谈的主义不谈,该研究的问题不研究;不是以谈主义代替研究问题,就是以研究问题来代替谈主义。最后大家干脆既不研究问题,也不谈主义了。

说完我自己所想到的之后,我也想评论一下科学网上的那些文章。我觉得,在网上讨论如果想要有所收获,应该尽量客观地理解文章的主要意思,不能生造一个人家根本没有表达的意思然后去批判。这种伎俩,只能骗来那些连基本语文阅读能力都没有、缺乏辨别能力的人的喝采,跟天桥底下谋生的小人差不多。科学网的讨论水平往往就是这种,所以我不喜欢到那边去加入这样的讨论。

首先,我觉得那个分享会记录,我看很像是某个学生助理的当场笔录。特别是最火爆、最受批判的前面那两段,出现很多很长的括号内容,显得很奇怪。如果真的是这样,也许这也是这个做笔录的自己对领导发言的一种不恰当的简化版本。我们都熟知高校的学院网站上经常有这种新闻动态,说白了都是学生们搞的。网页排版还很混乱,有一种年久失修的味道。所以,其实太认真也无谓。我也很好奇,《江明教授》一文的作者是怎么找到这么一个网页的。如果把那两段火爆的前言去掉,不认为这是“发表综述”的经验,只看这些研究生分享的经验,那很多条都是恰当的:要大量阅读文献,要区分精读和粗看、要记笔记、要挖掘创新点……等等,都挺对啊!这些只是一些普遍经验,并不是什么走捷径的做法。哪怕是那些明确针对写综述的经验,像说要“确定好提纲”,而且“只有精读完所有(或非常大量)的文献后,才能确定提纲”等等,这都是正确的,甚至很可能确实是亲身的经验之谈。这些经验,其实体现了学生阅读一定数量的综述文章之后,自己总结出来的综述的特点,也基本正确。这确实是很可贵的,让这样的学生上台讲讲,出个小名,大家私下里多向他学习,挺好的。这一切,只要撇开那种急功近利的风气去看,其实都无可厚非。但是放在不当风气的背景中,难免会刺激到别人的神经。有一些经验我真的觉得值得亮出来:

要注意文献综述论文有个“中心点”。文献综述论文不是资料库,要紧紧围绕一个研究的“问题”,该问题不能太宽泛也不能太狭隘。综述论文不仅需要全面地反映内容的历史、现状和趋势,还要能反映研究内容的各个方面。譬如我这篇被接受的论文主要针对水与大气污染的治理,以及氢能的存储与产生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关键点是围绕石墨烯材料在环境与能源方面的应用,该内容涉及较为宽泛但“中心点”没变。另外,根据已发表的综述,将内容范围缩小,只针对环境中某类污染物的处理进行论述也应该可行。譬如,最近,Gupta 等人论述了碳纳米管在水体中染料的吸附去除,该论文发表在Advances in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doi:10.1016/j.cis.2013.03.003)就是这种综述论文

我想,看到这些经验,读者应该不会觉得这是一种浮躁的产物吧。

当然,不知道是不是这次分享会的开头,领导已经定了调——不一定要好的基础,不一定要实验和计算,甚至也不要自己的研究工作。有那么几条学生经验就是回应这一“领导定调”的,不知道是真心话还是场面话,如:

不见得写综述一定要有前期工作。有些国际刊物接受和刊出综述论文的必要条件是投稿作者应该在相应研究方向上开展过很好的长期的工作,这就造成一个误区,要有前期工作才有权投稿和发表相应的综述论文。我的这篇论文综述的主题是石墨烯材料在水体、大气污染的治理及氢能的存储和产生,主要综述了国际上近年相关的研究成果,我和我的导师们只是初步设想指导我在相关研究方向上开展工作,至该篇论文被接受在该研究方向上我们完全还没有开展工作。在这篇被接受综述的约 400 篇参考文献中,只引用了我们自己 1 篇论文;当然,导师研究团队有前期工作,有大量很好的前期工作的综述论文肯定会更容易被接受发表

谈到《江明教授疾呼》一文,我觉得作者想要“狠杀”的风气,与其说是研究生滥发综述,不如说是那种“出成果的欲望、冲动、激情和决心”,那一个个“不一定”。而且,这个分享会,只是整个欢庆活动的一部分,这些发表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的论文(其实在综述类期刊只属于低影响因子,这是《江》一文说了,我也同意的)已经“俨然成为‘提升我们院国际学术影响力’的重大贡献”。这才是需要狠杀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下,问题当然不会只表现在“滥发综述”这一种形式上。所以,很多表达不同意见的文章都在为“写综述”正名,其实都是力用错地方了。

而且,我觉得那些想要为“写综述”正名的文章,恰恰显示出他们认识上的不足。正如很多人分不清实验报告和研究论文一样,很多人也区分不了“literature survey”和“review”。这两种分不清真的有相似之处。事实上,今时今日很多只能算是实验报告的稿子也能发表在SCI期刊上,这也许在之前十年已经鼓舞了很多人,认为“未必要怎样才能发表SCI论文”了,也许当时如果我们有人提出“狠杀滥发实验报告、滥发me-too paper”,也会有一堆人出来以为“SCI论文正名”作为反驳。今天只是轮到review了而已。

整理实验报告和literature survey都是每个研究生都需要做的事情,它不是优秀研究生的专利。这些都是基本功训练,谁若做不到就毕不了业的。学生们还处于学习的阶段,认真对待基本功训练,做经验分享,当然是好事,但我们不能认为这种仅仅是基本功的东西就可以拿去发表,作为老师如果直接这么认为,就很没有水平;哪怕真这么做过,也不能公开这么宣传。我也要惭愧地承认我也拿过这类学生时代的“课堂作业”去投稿,事实上最终只被影响力几乎为零的期刊接收,向垃圾堆里增加了几片垃圾。但“主义”是不能不谈的。如果都变成分不清实验报告和论文,分不清literature survey和review的话,那就变成真的无知了。

科学网那些想为“综述”正名的文章,其实主要在讲的都是literature survey,都是不断说学生做literature survey很有必要,很好。这不仅跟《江明》一文所狠批的风气不是一回事,也显示出这些作者自己就分不清review和literature survey,分不清什么是基本功,什么是idea。经过高考的筛选,在中国高校这一大规模流水线工厂里,生产出大量基本功过硬的人,是不成问题的;生产出具有idea的人很难。

如果不谈主义,这个问题也就不成问题,更不需要研究。所以说谈主义和研究问题是分不开的。

关于带本科生

在科学网上看到李瑛老师关于带本科生的文章,我也说几句。

先说说我对李老师遭遇的感想吧。我觉得本科生什么情况,很大程度上要看学校水平(招生的高考成绩,学院的专业课实验教学水平,学校组织本科生进实验室活动的情况等),所以不同学校的老师所谈及的本科生不一定有可比性。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李老师文中介绍的来看,她以前带过的本科生都属于非常优秀的学生,性格也都比较健全(偏向主动积极型),都是特例。而且,也正可能由于李老师以往这几年的光辉“业绩”,在学生中口碑很好,说到李老师那儿做毕业设计的出路都不错,因此近年来开始有更多的学生投报李老师做毕设了,功利性的因素增多了。从我的标准来看,李老师文中的这位surprise同学,也挺可怜;未知是男生还是女生,性格或许就偏内向和被动。是ta懂得的道理太少,才让李老师频频surprise。小孩儿不懂道理,往往不知道自己不懂,注定只能在发现的时候才进行教育。既然注定只能到那时候才进行教育,那教育时也不必大惊小怪了,平心静气地把他该懂的道理说明白就是。另外,也许,一个人对本科生要求有多高,也跟他自己本科的时候水平多高成正比。也许李老师本科的时候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不待扬鞭自奋蹄”。而我本科的时候只能说是普通,所以对现在的本科生也多了一份理解。

说来奇怪,以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立场从来都站在导师那边。各种论坛上往往充斥着咒骂导师的学生帖。收集起来看,世上也确实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导师。但我以往总偏向于认为这些学生抱怨的事情中有50%是无理的要求,导师没理由去做的,而另50%则是相当于要求每个人都是圣人的要求,只能有少数导师能做到。在科学网上Neil同学的论点就跟我相反。每次他又在批评导师的时候我都很不爽但碍于情面我很少回复他。现在我的身份变成老师了,奇怪的是我又挺同情学生的了。可能是因为我做了班主任,带了一帮本科小朋友,心里很喜欢他们,产生了过份溺爱的心理。所以,哪怕像李老师说的那个surprise,我也只觉得挺可怜一孩子。

我谈谈我自己的经历。我所在的学校水平大概属于39所之中的第39所那种。但由于南方高校少,在南方我校招生高考分数也不低,在北方招来的学生分数就更高了。我所在的学院也是学校中数一数二的。我从硕士起,在这学校待了快9年了。

从形式上看,我们学校对本科毕业设计的要求,似乎跟李老师那学校差不多,也是开题、中期、论文、答辩等一个不落,也要翻译英文文献,写文献综述。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很积极地提前联系进实验室,因为我们学校在本地名气还是不错,很多学生没打算考研,去投入求职的汪洋大海了,不到要导师给他们签名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联系导师做毕设的。这是现实。而正式做毕设的那个学期,头两星期学生要去实习,不进实验室。五月底就要交论文。因此,学生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完成毕设的所有任务。先不说实验,光是文献综述、英文文献翻译、论文排版打印这些工作,由他们自己解决的话都远不止两个月,更别说要学习实验仪器操作及其原理,学习如何解释实验出数据,用书面规范表达出来,学习如何使用OriginPro作图,科学作图的规范……同时学院也不时要抓他们填写各种表格并签名(如果这个学生恰好是班长,他还不光要负责自己的,还要收齐全班的,兼跑腿)。只要这么一想,你很难认为你不用帮本科生做完大部分的事情。

再到选题。如何体现“创新性”?由于我一向做的都偏基础,“创新性”就是体现在课题的“探索性”,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于本科生而言,真要做到这个要求的话,我就先要把整个“巨人”给他教懂了,他才能理解站在肩膀上看到的东西。这当然首先非常考验我的水平,能否复杂问题科普化。但毕竟也对学生要求太高。所以,我的理解,毕业设计的“创新性”是对学生的最高要求,达不到是常事,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做一点“重复性”的事情已经够锻炼他们的了。就好像他们去工场实习,最多也就只能在生产线上走马观花,能从原材料到产品看个遍,心中对这东西的生产流程全貌有个大概的认识,就挺不错的了;但事实上他们没怎么动手,都是工厂在做,他们在看。想他们去实习能帮工厂改进生产工艺?不太靠谱。

综合以上对客观现实的分析,本科生毕业设计,应该选择自己做过,从头到尾不可能出意外的实验,作为学生的课题。主要培养学生完成这些实验和解释实验结果。至于这些实验是否回答了学述界未曾回答的问题什么的,不应作太高要求。哪怕这个实验没有新意,学生懂做这些实验并且解释实验结果,也是了不起的学习成果了。

不同的学生特点不一样。如果只拿做研究这个标尺去衡量,学生也是有高下之分的。做科研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虽然学生们都是理工科,但是思维习惯还是千差万别,之前充期量也就是做过课堂实验,从来没有受过科研的思维训练。你如果没教他,你就不能期望他自己懂得演绎,懂得设计实验去回答问题等等,只能期求你说的时候他能听懂、明白。他也只能跟着你的思路做实验,很难独立形成自己的思路。

不同的学生动手能力也不同。有的学生碰什么打翻什么,也没有观察的习惯,不懂举一反三和总结经验,所以实验上的各方面上手都特别慢。这种情况你就得及时识别,立刻降低实验难度,甚至动手部分帮他完成了,他在旁边把流程和原理看熟,到时讲得出来就行——因为这毕设也就俩月,他搞完就去公司报道了,你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使他的动手能力有质的改观,在这方面较真没意思。有能力的,让动手做做,不然可能也喂不饱这类学生,但一定要注意控制进度,不能撒手不管,一旦进度有问题,自己及时接受把实验做完。对于本科生,天天问是不过份的(但要以朋友、伙伴的态度来问,而不是以包工头的态度)。多问除了能控制进度外,还能及时了解他遇到的困能,很多时候你不问都压根想不到这种事情在本科生那儿会变成困难。如果是以兄长的态度,多问也会让学生感到有安全感,往往使他更积极更肯干,才更符合你的期望。平时不问,一出问题就跟他急,还要全赖是他态度问题,甚至把人家说哭了,学生只会觉得极度不安全,极度不着调,陷入“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状态,那你说他是不是干脆去找工作考虑一下自己前途比较务实?

毕设由于现实的不完美,要做各种妥协。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既难但又不可以妥协的,那就是学生对原理的认识一定要努力地保证。哪怕天天不干活,空口把整个毕业设计的故事能讲一遍,也比啥都不知道强。等到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上台答辩的时候,学生要感觉说的是自己的话,而不是在背一些自己都不明白的话。这才是为什么我情愿实验上帮学生动手做了,节省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来理解和学习原理层面的东西。他可能要重复十次才能过好柱子,但他可能只需要十分钟就明白为啥要过柱子,过柱子要注意什么了。后者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学生做实验做得很辛苦,最后原理一知半解,连不成一个故事,写论文和答辩的时候也是走过场,那就会使学生对科研的印象很差,将来他如果是去工作,可能再也不会接触科研,本科毕设给他的不良印象将会是永久的。我觉得,其他的各种妥协,代价都不如这种结果来得大。就好像专业课的课堂学习一样,当然是以课堂讲课为主,实验教学为辅,而不是相反。学生通过思辩来理解原理是基本的,能有些实验加深他们的感性认识,属于锦上添花。样品是我制,仪器是我操作,但是,学生眼睛是看完了全程的,问一句:为什么这个曲线是这种形状?——他照样有思考的基础,照样受到锻炼,不必要求实验是他亲手做的。

最后,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作为老师,我们自己要思考清楚这个问题:学生将来工作可能是各行各业,各种岗位,未必都跟专业相关。如果他确实认真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习,这个毕业设计在时间和要求上又有各种不合理之处,与他们找工作相冲突。在目前就业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要牺牲找工作的时间和机会,用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毕业设计之中?我觉得老师们并非给不出一个答案,而是难以给出一个能让大家都接受的答案。老师往往压根就不想去关心学生找不找工作,也不想为学生找工作的原因而做任何妥协。他们认为学生之所以要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毕业设计之中,就是因为“科研是神圣的”。素质好的学生,不继续读研,就为他感到可惜;差的学生,不继续读研,就认为他(自己这么差了还)不求上进,态度有问题,懒。这种观念本身就有偏差,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你跟学生说的道理很难让学生听得进去,因此学生固然不懂道理,但也不听你讲的道理。这是造成很多师生冲突的原因。事实上,做科研的往往认死理,不容许不自洽的行为,还为此洋洋自得;殊不知在混社会的人眼中,这就是书生气,酸!一个人适合做科研,还是适合混社会,是心性和气质使然,本科生虽然年轻,但这样的心性和气质已经形成了。一个“混社会型”的学生,也就无非因为你是老师对你退让三分,才听你使唤。可能将来他在社会上混开了,回想当年你对他毕业设计的指导过程,结论就是“在学校里干的都是酸秀才”。所以,我带本科生,首先会以朋友的角度来了解他的理想和志向,根据他所属的类型决定选题,决定我对他在毕设这件事情上的期望值。同时,一些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底线,我又要坚持,因为毕竟学生是不懂事的。一切事情都是只能靠学生主动才能实现的,学生有多主动,事情就实现多少,你push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如果学生不主动,你就别做梦。对于一个“混社会”型的学生,你没必要跟他频频唱高调。假如能在这样的学生心中正确而客观地留下“科研”的印象,也许是更好的结果。

如果毕业设计的学生,从大学入学开始就由你来教育,你可以掌控很多事情;但是实际上他们只在大学的最后俩月归你管,你管不出一朵花来。

教学过程的基本阶段

突击复习《高等教育学》应付考试,遇到一个亮的:教学过程的基本阶段:

《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朱熹认为教学过程是:观察、记忆、理解、练习。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提出五阶段:困难、问题、假设、验证、结论。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凯洛夫: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新课、复习巩固新课、布置作业。

就我国现当代教育史而言,影响最大的教育家1949年之前是杜威(现代教育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均是他的门生),1949年之后至1980年代是凯洛夫(冷战格局下全盘学习前苏联的结果),至今凯洛夫理论的影子在实践中仍然明有浮现。

以上是书上的内容,我的看法是,中国近代史的运气真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