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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令人警醒社论——from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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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于2月19日发表社论，题为：Collective responsibilities。以下是转载自科学网的对该社论的翻译，其基调是一种转述，但除了每一段开头加上“社论称”“社论认为”，其本上是全文翻译。不过，其中有一段被略去了。我会在文末给出略去的原文和我的翻译。

科学网以“《自然》社论：中国科学亟需新型学术社团”为题报道了2009年2月19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刊登社论——《集体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ies），批评了中国专业学术团体的现状。该社论认为，中国科学家必须有效地组织起来，中国科学才能健康发展。我认为，这篇社论的分析非常深刻，我们的确需要真正有效的科学家组织、学术共同体，不能总是让科学家在很多科学问题和科学界的是非问题中“失语”。

该社论说，近来在中国吵得沸沸扬扬的干细胞疗法已经引起卫生部门的担忧。至今并无明确证据表明这些疗法管用，但也没有证据说明它们对人体有害。目前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准备花费数以千计甚至万计的金钱来尝试这种疗法。问题是，医生们是否利用了病人们想要得到治疗的急切心态？人们又该如何认清这一切？

社论说，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应该到国家干细胞学会去寻求指导。但可惜的是，中国并没有这样的学会。中国的一群科学家，包括很多具有国际声誉的著名研究人员正在设法创建这样一个学会。不过因为种种原因，中国只成立了附属性质的相关“二级”机构。这些二级学会协会没有经济自主权，决策也必须通过其母机构。

社论说，种种事例表明，让科学家团结起来对中国有利而无害。这不仅会帮助促进科学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中国从容面对种种挑战。

社论表示，中国科学家需要新型的社会团体。中国南方的科学家经常不了解北方科学界的状况，反之亦然，而当前的大部分学术团体运行得并不是很好。年会经常成为了炫耀的机会，精英科学家昂首阔步，夸夸其谈，他们根据血统而不是科学观点形成派系。大家都不重视向学界引见研究生。建设性批评意见更易被当作是翻脸的手段，而不是真知灼见。结果，许多科学家根本懒得参加这类会议。有时候一些大工程确实将研究人员聚集在了一起，但是工程的策划会更像是在瓜分“战利品”，而不是构建最富建设性的研究计划。

社论称，这些缺点导致中国科学失去竞争力。更强大的学术团体将为更好的交流和更高产的合作铺平道路，也将为科学批评反馈提供平台。而这反过来又将鼓励大批诚实的批评家的出现，然后资助机构才可以咨询他们。现在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资助机构并没有听取多种声音来获得来自学界的代表性观点，而只是听从了某几个人脉广泛的科学家。强大的国内科学团体另外一个好处是，它可作为与其它地方科学家和团体进行建设性接触的参考点。而且，它们也可成为政府的咨询部门。

社论最后说，中国只拥有小型研究团体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科学现在对于中国的声誉和利益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中国如果要更充分地从其中受益，研究人员的“网络化”也应该允许繁荣发展。（科学网 梅进/编译 何姣校）

所谓“种种原因”，原文是这样说的：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owever, tend to have an aversion to congregations— especially those such as the Falun Gong, which they believe pose a threat to the country’s stability. So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keeps a tight hold on who is allowed to organize in any formal sense. As a result, China’s stem-cell hopefuls must go through the slow process of planning and applying to become a ‘level 2’ society. That means they have to convince an established society to take them on as an appendage, which will dramatically reduce their ability to function effectively. A level 2 society doesn’t control its own purse strings and decisions have to pass through the parent organization.

但是中国当局对于集会组织一贯厌恶——尤其是像轮子功这样的被认为威胁到国家稳定织且。于是民政部对任何新组织的建立都保持着严格的官居方态度。其中一个结果就是，中国的干细胞组织只能作为附属性质的相关“二级”机构而成立，没有经济自主权，决策也必须通过其母机构。

这段话通过“As a result……”的句式，做了一个非常确定的判断，那就是：中国的干细胞同行协会组织之所以现在只是一个二级附属机构（一个很具体的事实），是归因于中国民政部一向以来对集会结社游行的严格控制（一个只能存在于于大家的感觉之中而永远无法证实的事情）。这是非常不合适的。而我在Google.com上搜索了“China stem cell therapy civil affairs”，浏览了十页，没有发现关于中国有某个干细胞疗法的组织被打压的英语新闻，而照理这样的负面新闻假如存在的话外媒应该会增相报道。同时我也没有搜到中国曾经因为干细胞疗法而“吵得沸沸扬扬”，“引起卫生部门的担忧”。因此，这些新闻应该算是首次在一篇社论中曝光了。这在社论撰写时也是不应该出现的。

Update：我在Nature Network上的博客向网友进行了咨询。

(Editorial) (2009).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ies Nature, 457 (7232), 935-935 DOI: 10.1038/457935a

当科学是邪恶的时尚

时尚和道德的双重标尺

一种肤浅的意识造就了时尚产业，那就是：人是通过他/她的物质生活来定义的。你穿什么鞋，戴什么帽，看什么书、电影，玩什么运动等等，基本上表示了你是什么人。除了这些，你没有其他东西，也用不着其他东西。

这种意识之所以流行起来，受到追捧，是因为它使得成为任何一种人变得相对容易，把影响因素的数目减少到一个——钱。因此，要卖一个什么东西，最好把它和某种人联系起来卖，联系越高贵的人，就卖得越贵。便宜货都跟低贱的人有关。

另一方面，这种意识的流行使得我们在品评物质世界的时候，唯一的根据是它是否高贵，而不是它是什么。大到一个楼盘，小到一双鞋，人们想的是“都什么人才买它？从而我该不该买？”

当姬十三跟我说“现在连《女友》这样的杂志都约科普稿”，我就知道，科学也（不幸）被公众纳入了这种标尺中。我再重复一次这个标尺，那就是：在品评科学的时候，唯一的根据是它是否高贵，而不是它是什么。在面对科学内容的时候，人们想的是“都什么人才看这个？从而我该不该看？”

当然，这只是一个角度——时尚的角度。人们看问题永远不只是从单一的角度。另一个更重要的角度，就是道德色彩，即它是黑是白？它是好人干的事情还是坏人干的事情？……等等。其形式跟时尚的标尺是一样的。

在时尚和道德这两个标尺下，科学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定位。在时尚方面，它是时尚的；在道德方面，它是不道德的。

反科学潮流

关于科学的负面道德色彩，已经有无数的评论了。今年3月5日Nature发表了一篇Essay题为：We cannot live by scepticism alone（Nature 2009, 458, 30-31）。作者Harry Collins指出了战后的两个潮流，第一潮就是科学的巨大成功所形成的科学主义潮流，第二潮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科学潮流。作者于是呼吁推动第三潮，即正确认识并利用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潮流。前两天出来的最新一期Nature发表了好几封读者来信（Correspondence），均对Collins的文章进行了商榷。Collins的原文，没有给出他所声称的反科学主义潮流的证据，而是基本上把这一潮流当作了众所周知的事实来进行评论，尤其是对存在于哲学和社会学界的怀疑科学的潮流的评论。因此很多读者来信都是来自社会学家的自辩，声称他们以及他们身边的同行均没有这种怀疑科学和贬低的倾向。

对反科学主义的担忧的直接原因是以小布什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盛行。尽管奥巴马因开放的科学态度赢得了科学界的支持，但全球性的经融危机，又成为了进一步培育保守主义的绝佳土壤。不管这两三封来信读者如何表示他们对反科学主义的“闻所未闻”，后者是一股无法回避的潮流已经不是Collins的异想天开了。

其实只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反科学潮流，那就是：“科学是好人干的事还是坏人干的事？”在今天，无非是更多的人认为科学是坏人干的事罢了。在道德色彩的评价角度，一件事物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属于好人还是属于坏人。

科学传播的困境

关于科学与大众之间的鸿沟，评论文章也是多如牛毛了。老生常谈和雷同的思想随处可见。至今我认为走得比较远的，还是Nature的这篇评论。在文章的后半部分谈到了以下问题：

But there is a problem: the online world, both in its bloggier reaches and elsewhere, is polarized; people go to places they feel comfortable. Many of the people that Timmer originally hoped to reach when writing about intelligent design and the Dover trial probably go elsewhere for their news, he says, because “it’s easy for somebody to pick their news sources based on their politics, and get that version of scientific issues”. Dykstra worries that in a more fragmented media world, “environmental news will be available to environmentalists and science news will be available to scientists. Few beyond that will pay attention.”

而这在时尚的标尺下其实又很好理解。什么人去看反intelligent design的内容？当然是那些进化论的“死忠者”们！而享乐主义者们是不会去看那些环境保护新闻的——那些都是为“乐活族”准备的文字！这都跟烟民不会去看戒烟广告一样道理。正如引文中精妙地说道，我们的世界是一个polarized的世界——一个极化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fragmented的世界——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所有人都在他自己觉得舒适的封闭而又极化了的小空间里自我陶醉。时尚宣传和道德说教，从来都成功于偏激，但又从来走不出它所对应的受众。

田鼠会、鼯鼠会、……

我们已经听过很多遍类似“原来科学也可以如此xx”的惊叹。这样的惊叹一直是松鼠会之流引以为豪的。把所有的形容词xx综合起来，其实就可以用一个“时尚”代替，其实就是在说“原来科学也可以如此时尚”。松鼠会之流，就是依靠把科学往时尚的方向打扮，才博得大量相应的惊叹的。但是，我在开头已经说过“时尚”究竟是什么，因此——无庸惊叹——事实上任何东西都“可以如此时尚”的。因为，要变得很时尚，你是不受“它是什么”的限制的。人们对事物的评价仅仅是“都什么人用它”而已，跟“它是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

再者，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松鼠会的成功绝不是不可复制的。正如它一直显示的那样，它的粉丝都是“松鼠”，它是“松鼠”之会。但同其他所有“鼠”一样，“松鼠”只是一小撮生活在封闭的树洞里自我陶醉的生物罢了。我们还有同样极化而又同样封闭田鼠、鼯鼠群，泡制出“田鼠会”、“鼯鼠会”，找相应的群内精英（而不再是连岳了）来作序，也可以大卖一通。

这就是我们的公众世界。在这里，想要科学恰如其分地存在，是不可能的。要么，你就接受它不能存在于此；要么，你就要接受它受种种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