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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论”往事

上世纪50年代我国随苏联老大哥之后掀起了一股批判“中介理论”和“共振论”的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苏联是51年搞起批判共振论的。我们《科学通 报》创刊以来就是苏联老大哥的尾巴，基本上都是在介绍苏联的东西。五十年代我国也有一场思想改造运动。《科学通报》于是就承担着在科学界里的思想改造的政 治任务。苏联一批判，《科学通报》一介绍，国内科学界就马上思想改造了。就批判共振论的运动而言，从CNKI里还勉强可以搜到一当时的一些文章。唐敖庆那 篇著名的《肅清化學構造理論中的唯心主義》已经搜不出来了，不知道《唐敖庆文集》里有没有这篇文章，但他后来的一篇《现代分子结构理论的哲学问题》却可以 下载到，论调是一致的。徐光宪也有一篇《中介共振论的批判》。《化学通报》还有一个“有机化合物结构理论讨论会总结”，把当时关于共振论的争论会情况报告 了一通。我搜到唐有祺的文章，则全是在支持共振论的——他在美国的导师就是Pauling。他真够义气呀！其实唐敖庆和徐光宪写一篇《肃清》或者《批判》 也是没有用的，跟唐有祺一样，文革时期照样被批倒批臭。图为《新东北人大》创刊号里面的一段文字，新东北人大就是文革时期的吉大。

外国史学家写的苏联批判共振论的历史
我国对化学共振论批判的小史
徐光宪的文章
唐敖庆的文章
唐有祺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共振论的实质
一篇J. Chem. Educ.文章澄清“共振论”概念，与唐有祺文章半世纪交相辉映！

在浩浩荡荡的人民运动面前，“共振论”来自资产阶级西方，因此它的“阶级”和“敌我”问题是很明确的了。具体共振论搞什么量子力学搞什么变分法是没 人关心的。从唐敖庆和徐光宪文章中，我们应该能从“指示贯彻学习检举揭发改造批判检讨错误罪行打击惩办”的字里行间读到一丝坚持和讽刺，尤其是徐光宪的 《批判》一文，大篇幅介绍了共振论的主要内容，事实上成为了学习共振论的优秀教材，然而，文末的“批判”部分又不会显得游离在外，这种“聪明”实在是令人 心酸。

在二十一世纪的网络时代，这种“人民的唾沫”又开始泛嚣尘上了。实际上，那个荒唐年代的活生生的血的暴力，最初也是从唾沫开始的。现在我们是文明 了，才总觉得要公正地给人扣帽子很左右为难。要历史重演其实任何时候都很简单。只要先灌输一个浅显易懂的比较绝对化的“敌我”观（比如不“裸奔”爱不爱国 这类问题），然后在使用上述的“沾满鲜血”的逻辑，这样，给任何人扣帽子就不再是一件左右为难的事情，而变成是三岁小孩都懂做的事了。就是要让文化水平最 低的人都能给其他人扣帽子，人民运动才能搞得起来，中科院才能被解散，知识分子才能被打下地狱。

没有电脑的时代

这几个图是从一篇1956年的关于尼龙纤维粘弹性能的文章（J. Polym. Sci., 1956, 20, 515-536）。现在我们要研究高分子的粘弹性，有动态粘弹谱仪，大家都喜欢进口的耐驰或TA热分析品牌。通了液氮，从-100°C到300°C扫温 度，扫频率，G’、G”和tan°全部都能弄出来，电脑自动作图分析。样品夹具也是各式各样，什么东西都能做。可是在1956年没有电脑，没有自动化的 测试仪器，科学工作者只能在“土仪器”上进行改装，自己组装特种测试仪器来满足实验的需要。头四幅图就是为研究尼龙纤维在粘弹性的各种改装天平。根据应变 频率的不同，天平的原理也要不同。因为可以想象，不同实施方式应该只在有限的频率范围下能够达到最高的精确度。全频率域的数据则不得不使用不同原理的天平 实验汇总而得。这些天平的原型全是精密的扭矩天平或者分析天平。改装本身就是一个很考验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的活。考验动手能力自不待言，思维能力也很重 要。对每一项改装都要思考会引入什么误差，误差的大小是多少，是一个常量还是一个随实验条件变化的变量，如果误差是个变量，那么误差处于可接受值的测量量 程应该在哪里等问题。最后一幅图是文章里的其中一幅曲线。文章的曲线也全是人手画的，可以看到纵座标标尺、物理量的单位、描点、画线等等全都一丝不苟。那 时候可没有电脑，没有微软的Excel或者Origin作图软件。现在如果要做线性拟合，Origin里面一个命令，不仅直线方程就出来了，而且R2，标准差等参数也自动给算出来；要放在以前，必须老老实实地用最小二乘法，数值计算基础要十分过硬才行。

老一辈的科学家由于年轻的时候设计和改装测试仪器都是家常便饭了，因此他们在测量的严谨性上都很过硬，对今天的现代仪器的测试结果也保持着可贵的怀 疑态度。但是我们新一代的研究生们，红外、核磁、XRD全都做得像家里空调冰箱似的熟落了，对这些仪器结果也无比信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被仪器架空在现 实之外来讨论问题，有时发现不到真正的问题。现在的学生作图也是电脑化，我们化学的，很多人还只懂用Excel，作出来的图丑死了。不管用Origin还 是Excel，很多同学作出来的图丢三拉四。更不用说那些只有三个点就作个图，两个点就拟合（ORZ！）或者R2<.8还拿直那斜率说事儿的错误了。

我觉得这些都不能仅仅说素质问题，如果说素质问题，那就并不需要跟1956年的人作比较。我觉得跟旧时代的科学工作者比较出来的，不是素质的差距， 而是品味的差距、价值观的差距。随随便便对待科学观察（广义的科学观察，包括仪器测试），随随便便作图，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不高贵，没有科学家的尊严和品 味。虽然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科学家就是那在上帝的嘲笑声中仍然坚守思考的尊严的人。就算像尼龙力学性能这种在上帝看来简直是白痴的问题，科学家 也有煞有介事地研究一翻的尊严，也有煞有介事地改装土得掉渣的破天平的尊严，也有煞有介事地标上自己的物理量、单位和曲线的尊严。本来在上帝的嘲笑声下还 能知道点儿有重复性的事情并不容易，如果还随随便便地弄，那就干脆别弄了，回头信天主教去吧。

说窄一点儿，咱们化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它是从一间间外表是欧洲古典建筑风，内部是充满酸的气味的老式化学实验室中发展而来的，里面横着各种形 状的木制架子，桌放着奇形怪状的玻璃，各种笨拙的、近乎画蛇添足的冷凝管，各种本生灯，还有一位戴着单框眼镜，留着八字胡须，里面穿着西装外面套着白大褂 的绅士——他的名字就是将来某人名反应。我真向往那种时代，就是居里夫人、阿仑尼乌斯、能斯特、吉布斯、Grignard、Langmuir那些人的时 代！

说到这里顺便放出几张老实验室的照片吧，大家感受一下那逝去的时光。

1864年的实验室和1899年的实验室

1902年的实验室和英国作曲家Elgar的实验室（1909）。喜欢古典音乐尤其是小提琴的人应该会知道Elgar吧？他业余喜欢做化学实验。这个链接是关于他和音乐和化学实验的介绍。

1920年和1949年的实验室

不知何年的老实验室。这个图片比较清晰。

科学家的厄运

在图书馆借到一本《高分子科学技术发展简史》，过期了还不舍得还。书是科学出版社1994年的。钱保功打头，很牛很牛。我一向喜欢了解科学史，可惜公共书籍中的化学科学史总是比不上数学、物理科学史丰富有趣。我的关于老化学家的一些秩事也是在网上道听途说得来的。这本我“饭碗”领域的科学史实在是很值得一看。可惜囊中羞涩，复印全书花不起那钱。

其中有一节“科学家的厄运”，觉得很有意思。

虽然本书不打算叙述参与发展高分子科学的科学家的生活经历，但至少应该简单提一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政治风云对某些科学家的打击。

H. Staudinger的遗孀M. Staudinger博士将她丈夫的手稿捐赠结慕尼黑的德国博物馆，在那里建立了分类的“Staudinger档案”。从中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任教于苏黎世时，Staudinger的两次言行使他受到德国国家主义极端分子的敌视。1917年美国参战后，Staudinger发表了一次演说，分析了英、美、法、俄等协约国的巨大工业潜力并得出结论，就资源而言，他们已经比德、奥、土、保联盟强大一倍。他提出“不能理解为何德国政府不尽最大努力使国家免于战争。”根据他遗孀的回忆，Staudinger将此备忘录送交德国高级司令部，极力主张和平，也是在1917年，他给国际红十字会写了一个备忘录，其中提到虽然“在古代，战争可能是合理的，因为这是扩大生活范围的唯一方法，但现在情况已不同”。因为技术上有了重大成就，正确使用它们能为人类大大造福。他强烈地反对把科学技术用于增强战争的恐怖，特别是毒气的使用，不幸的是毒气生产已经变得十分价廉价，他写道：“在过去的一切欧洲战争中，……即使军队指挥官产生了这种罪恶的想法，用它们作摧毁性武器也是不可能的。”

虽然Staudinger并没有指责任何交战国，只是强烈反对一切毒气战，这仍使也遭到F. Haber的残酷打击。F. Haber向德国军队建议使用毒气。在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中，他指责Staudinger向德国的敌人制定复仇的和平条约提供了论据。他声称是法国首先使用了毒气，并未违反国际法，至于受害者“受到的痛苦则已为英、美医疗队的报告所否定。”当今的读者必定会感到震惊，Haber甚至向Staudinger写道：“当你的化学知识使你有机会用夸大来扩大影响时，你竭尽全力加以利用。”

1925年送交红十字会的文章被发觉激起了强烈反响，甚至企图阻止Staudinger在弗赖堡担任教授的职务。Staudinger不得不请求前任教授Wieland运用其影响反对这种阻力。他访问了弗赖堡并向“几位绅士”解释了他反对毒气战的态度，直到他们满意。在此行前不久Staudinger为一家法文杂志写了一篇短文，对毒气战的态度已显著不同。这时他声称1919年文章中法文“罪恶”一词是德文“不幸”一词的错译。实际上这不可能是印刷错误。Staudinger与Haber通信中可能从未提到过这一点，后者由于暗示他助长了罪恶活动而被大大地激怒。事实上，他现在写道：如果将来战争不可避免，只要应用本文的道德观点来教虑，毒气……将不是非人道的。”他引用统计数字来证明气体中毒引起的长期伤害常常小于武器所引起的。显然这篇文章是为了平息对Staudinger早期立场的批评。然而，1933年随着希特勒政府的得势，签发了一个规定：“由于他过去的政治观点：”，Staudinger不准参加国际会议。实际上，他被禁止参加罗马的一个会议但却参加了1935年法拉第学会的会议，条件是不准带妻子而且把她的缺席用一种不损害德国威信的方式予以解释。

Staudinger认为自己是纳粹的牺牲品，但他怀疑K. Hess策划了各种方式反对他（甚至企图在弗赖堡置换他），这可能是过于夸大了。K. Hess当时是希特勒政府的热情支持者。

W. O. Herrmann曾对聚乙酸乙烯酯作了开创性工作并发明了聚乙烯醇，但由于“政治上的不可靠”于1936年被解聘。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他被禁止于同事们告别，因为耽心会引起实验室中的骚动。

1932年随着希特勒的崛起，Mark和Meyer在Ludwigshafen实验室的地位变为十分不稳定。下如Mark所回忆，公司的经理告诉他，政治处境会阻碍他进一步发展（既因为他是奥地利公民，也因为他有犹太血统），并建议他另找工作；对Meyer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他了开该公司，成为日内瓦大学的教授。虽然Mark在Ludwigshafen的同事关系似乎很融洽，但染乱头料公司掌权人士对他的憎恨可用G. Kranzlein给Staudinger的信作为例证。Kranzlein当时是Hochst实验室的高分子研究领导人，他写道，你和犹太人打交道是一个错识，你不必和犹太人争论，这对他们过于荣誉。应该避开和轻宙这些人，我们与犹太人一起保距离，……你有责任不再提到他们。”Mark转到维也纳大学任教并很快开始一项聚合物研究。当德国人1938年占领奥地利后，Mark被捕并被质问与前大学Dollfus的问系，Dollfus于1934年被纳粹杀害。Mark终于获释，并设法取回了护照（用了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行贿）。幸而几个月前他接触了国际纸张公司的经理，他建议Mark到Hawkesbury安大略的公司实验室云工作。Mark根据自己的处境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职。两年后又转入布鲁克林多科工学院并创立了美国第一个高分子化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心。

德国政府的暴行还使另外许多历史上有影响的科学家学逃往美国，其中研究合成聚合物的有E. Guth，R. Simha和E. Valko。甚至还有更多避难者是研究蛋白质的佼佼者如M. Bergmann，L. Michaelis和F. Haurowitz。

有些避难者1939战争爆发时正在英国工作，他们被当作“敌对侨民”拘留在马恩岛。从那里，M. Perutz被往加以幽禁，1941年他设法从那里回到了剑桥。F. R. Eirich被送往澳大利亚加以幽禁，虽然他后来获释到墨尔本大学工作，但直到1943年他才得以和英国的家人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