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机化学的教科书和文献中充斥着德国人的名字，例如在那厚厚的一本“人名反应”里。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本生（Robert Wihelm Bunsen）、埃伦迈尔（Emil Erlenmeyer）、柯尔柏（Adolph Wilhelm Hermann Kolbe）、拜尔( Adolf von Baeyer）, 凯库勒(Friedrich August Kekulé）、 霍夫曼（August Wilhelm von Hofmann）等人开枝散叶，派生至今天大部分英语国家的化学研究人员，他们的名字自然更多地得到了“传唱”。但我们是否会忽视俄罗斯化学家在化学史中的地位？当然，大家都知道门捷列夫，学习有机化学的也不会不知道查依采夫（Saytzeff）规则、马氏规则（Markovniko）、甚至法伏尔斯基重排(Favorskii) 或者泽林斯基（Zelinsky）-斯塔德尼可夫(Stadnikoff）合成法。 但可能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会以为Belstein（Belstein有机化学手册）、Kishner（有个Wolff-Kishner-黄鸣龙反应）还有Wagner（有个Wagner-Meer-wein重排）是德国名字，毕竟“长”得的确很像。

更加说明问题的应该是学术期刊和实验室。现在大家经常查阅的化学文献基本上都来自英国、德国和美国。英国的皇家化学学院和美国的化学学会旗下的期刊就已经很有代表性了，至于德国期刊大家应该会知道影响因子居高不下的Angewandte Chemie。其实现在叫European Journal of Inorganic Chemistry实际上就是以前的Chemische Berichte，老德国化学期刊还有还有Liebigs Annalen等等。说到这个李比希——Liebig，还不得不提到他首创的公共实验室以及相应的理论加实验的化学教育理念（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言而喻的），很多著名化学家学生时期都在Liebigs的实验室干过活。学术期刊和实验室，是近代化学体制的两个重要方面。

右图：第一届俄罗斯自然学家和物理学家（这个翻译只是字面，并不是当时的意义）大会于1868年1月在圣彼德堡举行，图为当时的成员。这次会议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成立俄罗斯化学学会。图中以从左到右的顺序，站立的一排依次是Vreden, F. R.、Lachinov, P.A.、Schmidt, G. A.、Shuliachenko, A. P.、Borodin, A. P.、Menshutkin, N. A.、Sokovnin, N.、Beilstein, F. F.、Lisenko, K. I.、Mendeleev, D. I.、Savchenkov, F. N.；坐着的依次是Richter, V. Y.、Kovalevskii, S. I.、Nechaev, N. P.、Markovnikov, V. V.、Voskresenskii, A. A.、Il’enkov, P. A.、Alekseev, P. P.、Engel’gardt, A. H.。其中大家可能会认识的都划了线。这其中许多是在西欧留过学的年轻科学家，有的名字会在下文中提到。

俄罗斯的近代化学发展，一般介绍的较少，我找到了一些资料，看了一下还挺有收获。我向大家推荐这一个：N. Brooks; Russian Chemistry in the 1850s: A failed Attempt at Institutionalization; Annals of Science 1995, 52, 577-589。这篇文章关注的是只是俄罗斯化学起步阶段的一个小插曲：N. N. Sokolov和A. N. Engel’gardt创办了当时第一个公共实验室和摆书店里公开销售的化学期刊，并视实验室和学术期刊为学科近代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某种象征。然而这两位年轻化学家创办的实验室和期刊因为现实的原因，只维持了三年，但却哺育了一大部分新一代的年轻化学家。这段小历史所折射的，恰恰是俄罗斯化学发展的一个起飞阶段。有趣的是这段历史跟我国现在的状况有很多类似之处，可以说是相映成趣。

历史上国立科学院的成立往往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科学发展的近代化的标志。彼德大帝在临终前创办了俄罗斯的国立的科学院Imperial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但是一开始科学院里的学者主要是德国或西欧其他国家人。俄罗斯本土近代化学的起步，靠的是一批出国留学的年轻一代，有点类似我们中国人说的“海归”，尽管从俄罗斯到西欧不用过海。我国第一个留学生是容闳，俄罗斯的类似角色是Nikolai Zinin（是他最先发现了用硫化氢把硝基苯还原成苯胺的反应，这个待会还会提到）。N. Zinin在国内已经拿到了kandidat学位（相当于今天的硕士与博士之间的水平），并在喀山大学教化学。为了弥补他与他所要教学任务不相称的化学知识，他被派往西欧向当时的著名化学家学习进修。其中就包括在吉森大学的Liebig实验室学习过，凭靠这段国外的经验，他回国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最高学位Dr. Khim.。受这一成功的案例的启示，一大批年轻化学家相继出国留学，这里面的就包括Butlerov（师从Erlenmeyer、Kekulé和Wurtz）、Borodin、Mendeleev（就是门捷列夫，这两个人去了法国和意大利）、Menshutkin（师从Strecker、Kolbde和Wurtz）。随后出国的的有机化学家就还有Zaitsev（师从Kolbe和Wurtz）、Markovnikov（就是马氏规则那个人，师从Kolbe）、Zelinskii（就是泽林斯基，师从Kolbe和Wurtz和Meyer）等等。自然，这些现在很眼熟的名字，当时回国后马上成为了俄罗斯近代化学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学习了当时最前沿的理论、当时最先进的实验室干过活，更重要的是学习了从事研究的方法学。他们把这些理论、实验室制度和研究能力带回了俄罗斯，使得俄罗斯的高等化学能够独立地在国内延续和发展。

这些历史背景并没有在前面推荐的文章里明显介绍，该篇文章主要关注的是N. N. Sokolov和A. N. Engel’gardt在俄罗斯创办实验室和化学期刊的前前后后。Sokolov在Liebig实验室待过，因此他抱着极大的热情，希望能在俄罗斯办一个像Liebig那样的实验室。而在当时，俄罗斯只要极个别的化学实验室都在大学里面，房间破料，设备陈旧。化学家Borodin回忆说：

由于Engel’gardt家境富裕，他们新建立的实验室购置了一些新设备。这个开放实验室接受过P. P. Alekseev、V. V. Bek、A. A. Verigo、还有上面说的抱怨原来实验室差劲的Borodin等大量年轻化学家或者化学学生。有了这么一个忙碌的实验室，自然要找个地方发表实验结果。于是Sokolov和Engel’gardt就创办了一个叫Khimicheskii zhurnal（对应的英文就是Chemistry Journal）的化学期刊，并自任编辑。就该期刊的定位，他们说：

同时，这个期刊除了收录俄罗斯化学家的原创工作之外，还会选登一些国外化学论文的摘要，尽量能够翻译成俄文。为了实现传播化学科学的宗旨，这个Khimicheskii zhurnal期刊，可以在书店里购买到，而当时的学术期刊都是很小众的产物，只在编辑的办公室里卖，而且要先加入预订的名单中。

前段时间，科学网博客社区之中曾经掀起过一场关于“创办我国自己的高档次期刊”的讨论，所围绕的问题无非是我国的母语——中文与国际默认的交流语言——英语之间的矛盾，以及中文期刊的受关注程度、引用率等问题。以上关于N. N. Sokolov和A. N. Engel’gardt创办期刊的故事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几条经验，在语言上立足母语，同时花费专门的精力引介和翻译国外优秀工作；同时要积极主动地推广。

上图：门捷列夫手迹。

同时俄罗斯在十九世纪的近代化学发展也印证了科技落后国家为什么要重视吸引和善待留学人员，也清晰地说明了留学人员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将国外先进的科研和培养理念引进国内。现在我国已经有很多“重点实验室”，它们的占地面积和仪器设备都能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但是管理理念和培养效果差强人意。当然，一下子将国外实验室的严格高要求直接复制到中国是不可能的，不要说一下子不可能，由于国内研究生和国外研究生的种种差别，这样的引入既不可能是直接复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当前我国的制度和学术环境还有各种各样不必要的甚至是无中生有的制肘，愚蠢的行政干预到处可见，离“学者治学”理想状态还很远，这样一方面吸引不了真正有水平和抱负的人才回国，回了国的人才也发挥不了他们的潜力。俄罗斯从Zinnin第一个出国留学到二十世纪初本国化学家百花齐放的状况之间大概半个世纪。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科学对社会的重要作用早就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我们国家的化学发展到出现如门捷列夫那样的世界大师，再花五十年够不够呢？

这几个图是从一篇1956年的关于尼龙纤维粘弹性能的文章（J. Polym. Sci., 1956, 20, 515-536）。现在我们要研究高分子的粘弹性，有动态粘弹谱仪，大家都喜欢进口的耐驰或TA热分析品牌。通了液氮，从-100°C到300°C扫温 度，扫频率，G’、G”和tan°全部都能弄出来，电脑自动作图分析。样品夹具也是各式各样，什么东西都能做。可是在1956年没有电脑，没有自动化的 测试仪器，科学工作者只能在“土仪器”上进行改装，自己组装特种测试仪器来满足实验的需要。头四幅图就是为研究尼龙纤维在粘弹性的各种改装天平。根据应变 频率的不同，天平的原理也要不同。因为可以想象，不同实施方式应该只在有限的频率范围下能够达到最高的精确度。全频率域的数据则不得不使用不同原理的天平 实验汇总而得。这些天平的原型全是精密的扭矩天平或者分析天平。改装本身就是一个很考验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的活。考验动手能力自不待言，思维能力也很重 要。对每一项改装都要思考会引入什么误差，误差的大小是多少，是一个常量还是一个随实验条件变化的变量，如果误差是个变量，那么误差处于可接受值的测量量 程应该在哪里等问题。最后一幅图是文章里的其中一幅曲线。文章的曲线也全是人手画的，可以看到纵座标标尺、物理量的单位、描点、画线等等全都一丝不苟。那 时候可没有电脑，没有微软的Excel或者Origin作图软件。现在如果要做线性拟合，Origin里面一个命令，不仅直线方程就出来了，而且R²，标准差等参数也自动给算出来；要放在以前，必须老老实实地用最小二乘法，数值计算基础要十分过硬才行。

老一辈的科学家由于年轻的时候设计和改装测试仪器都是家常便饭了，因此他们在测量的严谨性上都很过硬，对今天的现代仪器的测试结果也保持着可贵的怀 疑态度。但是我们新一代的研究生们，红外、核磁、XRD全都做得像家里空调冰箱似的熟落了，对这些仪器结果也无比信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被仪器架空在现 实之外来讨论问题，有时发现不到真正的问题。现在的学生作图也是电脑化，我们化学的，很多人还只懂用Excel，作出来的图丑死了。不管用Origin还 是Excel，很多同学作出来的图丢三拉四。更不用说那些只有三个点就作个图，两个点就拟合（ORZ！）或者R²<.8还拿直那斜率说事儿的错误了。

我觉得这些都不能仅仅说素质问题，如果说素质问题，那就并不需要跟1956年的人作比较。我觉得跟旧时代的科学工作者比较出来的，不是素质的差距， 而是品味的差距、价值观的差距。随随便便对待科学观察（广义的科学观察，包括仪器测试），随随便便作图，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不高贵，没有科学家的尊严和品 味。虽然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科学家就是那在上帝的嘲笑声中仍然坚守思考的尊严的人。就算像尼龙力学性能这种在上帝看来简直是白痴的问题，科学家 也有煞有介事地研究一翻的尊严，也有煞有介事地改装土得掉渣的破天平的尊严，也有煞有介事地标上自己的物理量、单位和曲线的尊严。本来在上帝的嘲笑声下还 能知道点儿有重复性的事情并不容易，如果还随随便便地弄，那就干脆别弄了，回头信天主教去吧。

说窄一点儿，咱们化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它是从一间间外表是欧洲古典建筑风，内部是充满酸的气味的老式化学实验室中发展而来的，里面横着各种形 状的木制架子，桌放着奇形怪状的玻璃，各种笨拙的、近乎画蛇添足的冷凝管，各种本生灯，还有一位戴着单框眼镜，留着八字胡须，里面穿着西装外面套着白大褂 的绅士——他的名字就是将来某人名反应。我真向往那种时代，就是居里夫人、阿仑尼乌斯、能斯特、吉布斯、Grignard、Langmuir那些人的时 代！

说到这里顺便放出几张老实验室的照片吧，大家感受一下那逝去的时光。

1864年的实验室和1899年的实验室

1902年的实验室和英国作曲家Elgar的实验室（1909）。喜欢古典音乐尤其是小提琴的人应该会知道Elgar吧？他业余喜欢做化学实验。这个链接是关于他和音乐和化学实验的介绍。

1920年和1949年的实验室

不知何年的老实验室。这个图片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