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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欺欺人就算不能活一辈子也能打发余生

科学网又陷入民科的纠结了。我真不理解为什么Neil同学这么有社会责任感，能够与民科作斗争达10年之久。我承认作为一名自以为是的3+X物理失意高考生，看到民科气不打一处来是某种莫名其妙的本能。其实不管量子力学是对是错，菜市场更年期阿姨们照样讨价还价。如果量子力学是错误的，会觉得活着没有安全感的也只会是Neil啊这种人。很惭愧我虽然第一感觉也是失去安全感，但第二感觉就是马上化身为更年期妇女投身买菜做饭的行列，特别不讲义气。

Neil是我这一代的理工学生心中的不可磨灭的角色。不过当他到了科学网之后好像至少在我心中的角色变了，从德高望重的某版版大到老同学了。高考分数比我高的话，IQ当然是比我高的。在BBS里面是立见高下的。但共同待在“有所区别”的高校和科院经历了十年，他就算IQ高似乎也并没有因此而比我经历一些更靠谱的事。结果在感叹上帝是公平的之余也自作多情地觉得距离拉近。我也自作多情地觉得过韩寒距离近，以为都是同龄人，但后来被无情地提醒像我这种乖乖地高考并享受高考制度给我铺好的前路的这种“既得利益者”，是不受他的待见的，因此作罢。说实话，在Neil关于“民科”的博客中看到“10年”我想到的只是庸俗的所谓“光阴如梭”，民科话题真的让我一点也提不起兴趣。

尽管如此，我还是比Neil早进科学网，并且相信是参与了该网关于民科的第一次纠结了。我当时思路仅仅是要解释“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以及“为什么”。不过后来我把所有博文全删除了，所以现在找不回来。

此后我偶尔也会再谈到民科，但都是我觉得有新意而无关紧要的话题，例如为什么化学没有民科？因为我所在的化学科学版特别安静，只有隔壁万物一理版不时有民科来搅局。当时我都觉得搅局一下好啊，帖子数坑数暴增。我作为友版版主的身分去物理版邀请民科来化学版搅搅局。化学版欢迎民科的政策现在仍然在执行。

Neil提出了好几点理由。其实对于打算自欺欺人的人来说，这些理由全都可以不顾事实地反驳。在中国人社会，是非问题永远是次要的。人如果打定主意了要自欺欺人的话，就算撑一整辈子有点难，年过知命打发打发余生还是很轻易的事。

例如说，“在所谓‘精英’垄断了整个学术界的形势下，独立学术观点只能通过堂吉诃德式的单打独斗来博取一席之地”，就已经能彻底反驳掉Neil的那些理由了。妄顾事实地泛泛而谈而又特别好听的话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是非常吃香的。话又说回来Neil要以“网站会土崩瓦解”来警告他人，也很难不陷入“妄顾事实的泛泛而谈”。我再次强调这里根本已经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了，在中国人社会是非问题永远是次要的。我也要再次标榜自己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者——典型的中国小人。

也许可以从Neil会更容易理解角度去说。。Neil的文章里提到，

你不信？那个XX论坛不就是这样吗？当初国内一帮做物理的教授在上面讨论问题，小有一点氛围，然后一批民科进来了，论坛版主要删帖，这些教授都拦着，说民科也有表达自己看法的权利，结果那个论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被民科全部占领，版面百分之八十的帖子都是反对相对论的，一个物理教授回复一条，民科马上回复十条，因为你教授是要花时间做学问的，民科不用，他就每天在网上守着发帖，你能吵的过他？

结果最后全都散了，一个教授都没留下。而且，责任都是管理者自己负，谁让你当初听那帮教授的话，不去限制民科的言论呢？网站办不好，当然怪你自己，怪不得网站的用户。

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学术交流网站，排除民科的任务是需要网管孤独寂寞忍辱负重去做的话，那这个网站似乎本身就不合时宜了。晚清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李鸿章去签辛丑条约还有很多人骂他是汉奸，其实就代表清政府已经不合时宜了。做对众人有益的事反倒被众人骂，你从精英主义的角度说，要同情被骂者；从民主的角度说，又要支持大众。这种矛盾其实就来源自存在于更高层次的扭曲。近代中国由于是被西方拖着进入现代化进程的，所以一切就没顺理成章过，这种事情多了去了，一直到今天还是这种状态。只是很多人不相信到今天科学在中国居然仍然不合时宜这一事实罢了，以为我们paper数占全球第二了怎么说也算是科教兴国了吧。

李鸿章在签完辛丑条约之后跟慈禧说：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明显自己早知道清朝没戏了，哪怕跟老佛爷说也只称“或可渐有转机”。直到今天我国还其实仍停留在“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的状态。可以说今天跟清末没什么区别，“千年之大变局”我们还只迈了小半步。科学不合时宜是不值得奇怪的。科学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纠结一下，事实上也是“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而已。民科除了个人本身神经病之外从群体情结上讲也有很大程度可以归因于80年代所谓“科学的春天”的那堆报告文学。但这堆民科也恰恰说明科学的春天并没有到来。至少像Neil就明显没有春天的感觉。凭一个网管很难担当春的使者，正如李鸿章没办法带领清政府进入现代一样。

翻译时的取舍问题

最近承担了一本外国化学科普漫画的翻译工作。该漫画自然是比教科书易懂，但翻译起来感觉比教科书难多了。我在我的英文博客里发了一通劳骚，在Nature Blogs的镜象上倒是引来了很多鼓励，对于刹住我的抵触拖延心理还是帮助颇大。

翻译作为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已被科学网的李泳老师很好的描述过了，他主要举的是文学作品的例子。我手头上这本化学漫画，内容深度其实相当于典型的一年级《大学化学》，我一开始很困惑该书到底是个大众科普还是教学参考书。如果是大众科普，基本上是要牺牲一些术语的严谨性，追求语言俏皮趣味生活化；反之如果是教辅，那一定要杜绝以讹传讹，维护学术语言体系的权威，但就不可避免要牺牲可读性了。

我认为这种两难取舍是一种误区。科学的特殊性，或者说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于其语言体系。罗素在《人类的知识》里一开始就研究这个问题。艺术，包括文字、音乐和视觉类的艺术，追求的是每一个受众在脑中的再创作。例如同一个音乐作品，作曲家是一次创作；演奏家是二次创作——每个演奏家、每次演奏，都有不一样的东西；到了听众，则是三次创作了。科学恰恰要避免这种情况。科学要建立的是同一句话在所有人脑中尽量反映出同样的意思。恰恰是这种要求导至了科学语言的抽象，一直抽象到变成了数学。照罗素的话说：

我们越是接近逻辑上的完全抽象，不同的人在理解一个词的意义上所出现的无法避免的差别也就越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没有理由认为两个受过适当教育的人在理解“3481”这个数字的意义上会有什么不同。

——《人类的知识》，商务印书馆

所以，读任何小说在读的同时就达到目的了——那就是情绪受到感染，因此你就是为了读小说而读小说的。但是读教科书却不一样，你读到的东西，都只是备用，并非读读本身就能让人舒服到哪儿去。你们那些读书好的同学，并非因为“很牛”或者“很变态”，而是因为他们知道知道科学的那个最终目的，为此而不惜打起精神啃教科书。如果你对科学的最终目的——好奇地问为什么——不感兴趣，那任何教科书的内容都很多余。

由于离开严谨抽象的语言就不存在科学，所以语言生动，可读性强的科普文章只能算是文学作品，里面的内容不可当真。科普文章的读者也最好带着“有此一说”的心态来对待文章内容，没必要再追问“为什么”；若要追问“为什么”那就别拿着一本科普书来问，而是应该去拿一本教科书。再者，既然包括科学家在内的所有人类都并不认为教科书“有趣”，区别仅在于人自身有无追问为什么的爱好，那么把教科书的内容变得有趣就属于多余之举。我已经很多个场合讲过“科普是多余的”这一观点了。现在翻译一本漫画，又让我不吐不快。

但书还是得翻译。我的原则是以严谨性和正确性为首，兼顾趣味性。兼顾趣味性的做法至少是要忠实传达原书的俏皮部分，不削减。至于在其他文字上面是否进行“通俗化”、“可读性”的加工，在我这儿就属于比较次要的问题了。

所谓“双刃剑”的淡还要扯到什么时候？

科学网博客主页的编辑推荐再次出现这种鼓吹：科学的发展要受伦理的约束。这又为那些不想先搞清楚“是什么”就急于讨论“为什么”和“怎么办”的人提供了一次抒发的机会。我们的社会有80%以上的结论性话语是违反认识事物的逻辑规律得出的因此都是废话。

不要说我总是批判总是破而不立。有的话说过了还要重重复复强调是很烦的：

所以我的乐趣就只剩下抓典型。

迟菲文章的典型错误是把“科学”和“该做的事”混为一谈，认为“科学”就是“该做的事”，“不科学”就是“不该做的事”：

人们无法预知突发事件是否会发生，什么时候会发生，会发生只是一种可能性，我们找不到所谓的铁铮铮的“证据”，那人们因为找不到“证据”就对此不理不睬，听天由命吗？显然不是，只要有某种安全隐患，人们就会提前采取措施降低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当突发事件发生之后即使有“证据”也晚了，尤其是突发事件如果涉及到剥夺人的生命的时候，更是无法挽回……

这种说词最集中的体现是在“地震预测”的争论上面。有人指责地震预测难，成功预测都不科学，结果就有另一些人以为这是叫大家别做地震预测了；有人说人命关天，无论如何要做，结果他就不断地证明这件事其实是很科学的。现在以迟菲为代表的观点甚至要让科学家身负这种预测的重任，潜台词似乎在说：

“以前我们还说拜拜上帝拜拜观音菩萨。你西方出个尼采就说上帝死了，中国搞个文革四旧就破了。现代社会你让我拜谁？你科学家好像算挺厉害，拜你科学家得了！问题是你科学家是人不是神，我跟你还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了呢。你得给我搞好点啊！你得给我“有良知”啊！不然有你好看！

以上举的例子是认为“所有该做的事就是科学”，以下则是认为“所有不该做的事就是不科学”，好一篇文章篇幅不知正反面例子都齐了：

我觉得任何一个伟大的科学家都不可能对未来把握得很准确，现在认定是对的东西将来可能会发现是错的。 引用一个例子，是前天科学网几位博主在饭桌上谈到的例子：1948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授予了瑞士化学家保罗·米勒，因为他发明了对人和动物有剧毒的有机氯杀虫剂DDT（二氯二苯三氯乙烷）。但现在已经证实DDT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当DDT进入食物链，将食肉和食鱼的鸟也毒杀了，从70年代后DDT逐渐被世界各国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

我在《科学没有善恶》一文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科学家和工程师身份模糊导至公众认知偏差的问题，所以关于这方面不想罗嗦了。以上这段话还犯了另一个典型错误。我在《真相长啥样？》一文中引用过一段话，现在把这段话单独摘出来重新贴到这里：

说国人缺乏理性思维，多形象思维，主要是从小养成的思维习惯。小学生从写作文开始就接受了非理性的逻辑思维：凡事只要能够举出一个例子，似乎就能够说明一个普遍存在的道理，而不管这个道理的普遍性、完备性与纯粹性是否存在。比如，中学作文课上一写论述“人言可畏”的话题，我们就会举出阮玲玉等人遭遇流言蜚语的悲剧作为例证；一写议论“人言不可畏”的文章，我们就会举出富尔顿、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不畏人言、坚持不懈、取得成功的事情作为例证，然后把从这些个案得到的结论不假思索地扩展到整个社会，得出了自己也不能完全相信的结论。大家在生活中感受到，一件事好像怎么说都是有道理的，这或许就是我们文化的特点。

不光是迟菲的文章这样，现在N多文章都是这样，要说明什么，举例不光是statistically meaningless的，还是要是假的。结果文章还是很能触动人。这社会也未免太好混，太好忽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