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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Nature杂志关于俄罗斯的科学研究的报道所想到的

Nature杂志自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来报道过多次俄罗斯的科学研究政策，口吻都是十分敌视的。

如果尽可能无视这种敌视视角下的叙事，仅提出这些报道中的事实部分，或者跟俄罗斯无关的其他评论，倒是可以看到一个与西方关系剑拔弩张的国家，其科学家群体的心情。由于这种紧张的国际关系，俄罗斯国内对国际交流活动也收紧了，各种“外部机构”被关闭，一般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也被审查，例如一般认为科学研究很难脱离国际交流，连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之前也要先被审查。

当然，我们很清楚西方媒体的伎俩。它们抓到的这些负面事件，也许只是俄罗斯国内的次要、偶发现象。这些错误的政策范围多大，是否被迅纠正，是不会被西方媒体后续跟进的。但我们同时也很清楚，如果一个国家与西方的关系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国家收紧国际交流的动作也并不令人意外。

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命题：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能否“自给自足地”、闭门造车地进入良性发展？所谓“良性发展”是指这种科学研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军事实力，使得这个国家可经持续与西方抗衡。

另一个相关的命题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处于与西方敌对的状态，那么怎么既保证国家安全，又不让科学工作者感到政治压迫的恐惧？

我国关于这一命题的历史经验可以参考“两弹一星”的例子，包括杨振宁回国与邓稼先见面的事情（针对第二个命题）。

特别是，前苏联有着一个非注流科学哲学干扰的传统，可能一直影响着现在的俄罗斯。我经常阅读俄罗斯人发表的论文，常常能从这些论文语言中感到一种科学方法层面上的庸俗、肤浅与僵化。这种感觉是似曾相识的，特别像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中文论文中体现出来的特征。这种科学方法上的无知状态是很难在封闭的情况下得到改善的。我国的情况也是在大量77、78届中出国深造的人回国并渐渐代替原有的上一代本土科研工作者之后才得到扭转。冷战时期的前苏联之所以能够独立成为科技强国，要十分感谢Frenkel及时把20世纪的理论革命带会到前苏联并培养了一批前苏联自己的顶尖物理学家，包括朗道。Frenkel和其他一些科学家也为坚持抵抗政治以哲学的名义对物理学研究的干预作出主要贡献。相比之下，化学和生物学则不幸各自陷入了这种干扰中（共振论和遗传学）。

相对地，冷战时期的美国，或”西方阵营“为何不能算是”封闭地发展科学“呢？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一国是否“封闭”并非关键，关键应该在于该国是否有适合科学发展的政治环境？如果说民主和自由才是适合科学发展的政治环境，同时国与国之间冲突本质上都是利益冲突，那为何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就不能两个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继续因利益而产生冲突吗？例如我国为何不能同时搞民主自由又视美国为敌？

科研对庸才来说越来越不好玩

一直以来都有不少文章诟病垃圾期刊太多，垃圾论文太多，科研论文发表市场的泡沫太大。最近又看到一篇这么说的文章。

我在博客里发表过一些相关的意见，这个话题很容易扯得很远很宽，主要就是问题的产生确实是一种多方共谋的结果。出版商、行政和学术圈的评审考核、研究人员自身都在相互助长这种潮流。不再重复展开了。

现在我倒是觉得，泡沫是太大了，但仍然不乏天赋和实力兼备的人充当高产高质的正面榜样。例如都说要取消影响因子在评审中的参考作用，但这些天才是不受任何评审条件的影响的，他们反正都能脱颖而出。对评审标准的“公正性”最敏感的其实是广大庸才们。大家诟病的实质，说白了，就是评审标准的不合理误导了庸才们的成长，其潜台词就是，恰当的评审标准能够激励和培养庸才，筛选出圈内需要的人才；现在的标准不合理，吸引了大量庸才，而且使他们忙着去产生泡沫而不是往变成人才的方向走。抱怨的人其实就是庸才本身，他们感到这个游戏越来越不好玩了。天才永远觉得无所谓，随便你们怎么整吧。

当然，这种天才庸才的划分过于简单化，我只是时间有限打个比方。但是，政府官员们——尤其是某国的主管部门官员——恰恰呼唤的是天才。八、九十年代要SCI，一批恢复高考的大学生国外PhD毕业归国，有SCI了；然后就要有Nature/Science，一批90年代大学生留洋回来，现在不缺了；现在谈的是冲击诺奖，直接挖海外华人回来做千人，都看不上国内本科经历，当然结果是阴差阳错，反倒是国内文革时期的工作拿了诺奖，还不是院士，你看这事立马尴尬了，主管部门很难受的，但是基本方针还是不能轻易否定啊。现在估计是要看齐日本，马上就该提出要成为有若干个诺奖国家，从科研大国向科研强国转变云云了。你看现在的量子计算啊，中微子啊，对不对。领导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共同点是：只想要天才。

这不是领导主观好大喜功，其实是民间声音的反映。只要浏览各大网站的评论就知道老百姓眼看着政府投这么多银子到这些他们理解不了的大事业上，看不到一丝实惠，能让他们仍然首肯的承诺就是“中华之崛起”式的荣誉了。所以尽管从学术界到主管部门的认识早已非常理性，主管部门还是无法不把民间的压力转化为政绩工程的动力。在国家的科研事业这一块儿，人民认可的政绩就是从SCI到诺奖的成功之路，所以科研占GDP比重这几十年才能有点增加，你还去多嘴诟病这是泡沫之路？前几年有“解散中科院”的呼声你知道不？

其实各国都有类似情况：科研经费要看外行脸色，而最大的外行就是纳税人。这事儿没别的办法，都得靠公关。你嫌评审标准走样，其实最应该检讨的是你的公关路线。你极力把金主们全部公关成好大喜功的人，落在你头上的评审就会变成只看你的功名。所有的面向公众的文本，清一色都是首次XX，发表XX篇，其中什么档次的XX篇，这就循环起来了。2016年，主页介绍上写个“院士”“千人”已经不稀罕了，因为有人介绍上已经可以写“诺贝尔奖获得者”了！你新发表一篇Nature，如果尚不是“诺奖级工作”，都还是低人一等。这种意识是谁教给大众的？

关于科研技术员的问题

科学网上突然兴起了关于“科研技术员”的讨论。大致上说就是一个课题组里面要有一个长期存在的做实验或者管仪器的固定人员。这样的人员重要性，科学网上已经有多篇文章强调，我都同意，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这么多人都很中肯地讲出了这类职位存在的重要性，说明它的重要性人们并不陌生。那为什么，至少这几位老师自己的课题组，还是没有实现这样的人员呢？我看难处在哪里他们都更清楚，就是懒得讲。

    这种“科研技术员”要满足的要求并不低，从以上几篇文章的描述就已经看得出来了。但是给他们的上升空间却很有限，因为就是希望他们能安下心来长期从事比较单纯的（但并非重复性）的科学仪器管理或者基本实验操作。说白了，对所谓“技术员”的青睐，其实是对他们由于长期面对同一件事所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技艺的青睐。第一次拿样品去做透射电镜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要看的东西长什么样，但做过成千上万个千奇古怪的样品的电镜操作员，你大概讲一下你样品是什么，想看什么，他心中就已经有数到底要在什么倍率下找什么特征。如果刚积累了这样的经验，就要离开这个岗位，那就失去了这种技术员的意义。

    一个有学历、有能力、爱思考钻研和积累经验的年轻人，在当今高校，要他安心这种技术员的工作，首先：能提副高、正高吗？待遇和地位能跟与他能力学历相当，但走了科研PI道路的同事平齐吗？如果在职位待遇和地位都低人一等，那无论课题组的人如何尊重他的工作，也留不住他人。

    高校为什么不能养起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为高校过考核拼等级作的贡献是十分间接的。高校要运营，除了学费收入之外就是拔款。发给老师的钱就是从这里来。这些钱要平均地把所有老师的待遇提上来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长期以来高校是采取“先富起来”的做法，积极招揽院士和千人来校，建平台、中心，这样可以搞大钱，这些平台和中心的待遇就会好一些，就能来优秀的年轻人。然后又push这些年轻人拿杰青，组成高水平教授队伍，全校来讲每年能贡献N个重点重大项目，形成一个基本面。然后这些钱，才分给普通教师作为科研奖励，例如发论文奖的钱，年终奖等。其实学校根本不要论文，它要的是经费。是经费拔款单位要论文。老师写论文是给拨款单位交差，拿项目才是给学校交差。

    那你说，学校何苦要养一批技术员，而且还要用教授的待遇来养以防留不住人？这些技术员占编制又不申请项目，有何好处？就是间接地说提高了课题组的科研水平（而且还是潜移默化地）。“科研水平”不实惠——能否反映在重点重大项目数量上？人才项目数量上？

    一个简单的办法：假如技术员能拿杰青，一切都自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