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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怎样形成良性循环

本来题目是“怎样形成良性循环”，但这种题目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我要告诉大家怎样，实际上我是在说我不知道怎样，所以就干脆把题目改成“我不知道怎样”。想知道怎样的人别看本文。

为什么论文数全球第一了中国的科研还跟沙漠似的？一点科研的味道都没有。那是因为科学研究原本是跟论文数无关的。否则法拉第那会儿就压根儿够不上科学了，哪会像现在这样受重视。尽管由于时代的缘故各国都把科学研究赋予了“战略”地位，做成一个庞大的“产业”，但保留有法拉第时代的科学精神的国家却仅限于西方白人国家。那些“东文方文明”国家、穆斯林国家、南美土著、黑人等等其实本身都不太关心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都是因为被西方白人打怕了才被迫地、违心地弄起什么科学来。他们这些国家，科学也许可以搞得很好，但是却不会有多少科学精神。所以他们的原创性、科研的那种灵性再高也高不过西方白人。日本人得这么多诺贝尔奖是我以上这翻谬论的最大反例，所以日本科学的发展道路倒是很值得研究。

中国就是这样。人家西方从整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跟科学研究精神无缝对接，一切都顺理成章。中国老是要保持中国特色，但又不敢特色到不搞科研，结果科研怎么搞怎么别扭。以为文章数多就好么？会错意了吧！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学而优则仕。原本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以前中国人学的就是儒家经典，就是去学怎么当官的，学好了就去当官，多好。现在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美术，随便哪本课本一翻都没有讲“怎么当官”，叫人怎么选啊？所以上头一定要答应：我给你们保证，学这些都能当官！这才有人愿意念书。改革开放，钱突然重要了，好多本来当了官的都下海了，这不行啊，所以上头一定要答应：当官也有钱！这才回复到一堆人争着当官的势态，结果一发不可收拾，现在要反腐了。但是在这个社会，你说当官没钱，谁当啊？全国人民都想有钱有权，给谁当官都腐败。反，反得了么？所以我总是说中国人是自己拿来贱。这就是最大的中国特色。说白了搞高铁的人都是为了搞钱和搞权，没一个人是想把信号灯搞好的，所以才出人命。可是那一车厢的人们，有多少不是为钱为权工作而是为了做好本职工作而工作的？说干这个没得升，看看谁愿意？

科研界，想把科研做好的人其实也少。全都为了钱和权才干的。之所以现在总算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人愿意搞科研，原因就是搞科研确实能弄到钱和权。怎么弄？文章数！所以全中国人拼命发文章，文章数能不第一么？我相信上头是希望中国人的科研能够做好。但是，不拿钱和权来吸引中国人，没人原意搞科研。所以不管谁，干得再好你最后也不得不给个官他当当，想让干得好的人干科研干一辈子？做梦吧。人家拼死拼活为啥？还不是钱权二字！

有人说要改变普罗大众的思想，榜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可是什么叫榜样？说某某某兢兢业业在基层工作了一辈子，上新闻联播了，这叫榜样么？所有人看了心里都为他惋惜，并默默记住自己千万别像他那样儿。因此，对于兢兢业业在基层工作一辈子的人，最后一定要给钱给权，这样大家看了就才觉得，原来耐心地在基层奉献并非没有回报。最后你还是要用钱和权来引诱和激励中国人干事。

据说那些梦想出国留学的学生们都知道，选导师一定要选西方白人，不能选印度阿叉和华人。尤其是华人特别抠门，让你吃不饱还得拼命干。我心想还是中国人了解中国人啊，还是中国人治得住中国人啊。中国人脑中的这种世界观价值观注定他们就是做苦力的命。当年出国是做苦工，现在出国是读研究生，其实目的都是为了钱。没人是为了把苦工做好或者把科研做好的。中国人这种职业观，当然不会获得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尊重。所有人都觉得这些黄种人是信不过的狡猾鬼，抽出一张美元扬一下他们就给笑脸，帮过他们之后他们就过河拆桥。其实也难怪，因为在不久以前的封建王朝时代，中国老百姓确实不需要有什么理想。然后“呯”地一下就进入现代了，也没看过什么书（西方经典），凑和凑和就算了吧，毕竟人家家里还有一堆弟弟妹妹等着他将学费。我怎么感觉所有中国人家里永远有一堆弟弟妹妹等着他将学费？因为这个理由成了所有中国人干一切受贿、钻一切空子的理由。

“材料学论文数量第一”是一条次要信息

昨天在微博上范老师转了一条新闻给我：中国材料科学论文数量全球第一。然后有很多人转载的时候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评论。我虽然很感兴趣什么背景的人会发表什么样的评论，但事实上没法一一了解到这些评论者的个人背景。但他们的评论都是很典型微博评论。我很郁闷的一点就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个太过宏大的课题而无法说上一句话的事情，对这些人来说，可以随随便便地说上一两句。范老师还幸亏没有私下转给我而是给所有人看到了，否则就白转了。

虽然我了解不到那些评论者的背景，至少从他们的评论来看，都是外行。甚至于那条新闻本身——“材料学论文数量第一”——也是外行人的新闻。之所以分什么“内行”“外行”不是为了愚蠢的虚荣心。哪里都会有内行和外行。让我觉得无奈的其实是往往是外行把问题看得很简单，并写新闻、写评论。

所以我一般根本不会动力去谈中国科研的任何问题（cf. 一看到关于中国科学的讨论就厌烦）。但是在这里我还是免为其难地举出从这条新闻出发，至少要先考虑哪些问题再提出你的观点吧。

第一，为什么幸运的是“材料学”？

很多看到这条新闻于是就要扯“数量不代表质量”的问题。但至少这么多种“学”，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化学连“数量”都达不到“第一”呢，“材料学”达到了。所以虽然同样“质量差”，“材料学”为何“数量领先”？

问题又在于什么叫“材料学”/“材料科学”？我看到有人对这条新闻的回复是“我也是学材料的”。而这条新闻最初转给我。不知道我的研究又从“材料学”之有？也许应该追究的是新闻里说的“材料学”——即汤森路透Web of Science在统计时界定的“材料学”是什么。这一点在新闻中所提到的《全球研究报告：材料科学与技术》中应该会先进行界定。可惜我看不到这个报告原文，也没时间看——因为这种报告一定是篇幅巨大。

当然，不需要等到这条新闻出现，我和其他同行都早就感觉到中国在所谓“材料学”的各个热门方向上都非常活跃。做纳米材料的华人就很多，其中不乏世界领先的人（例如夏幼南、王中林），虽然就这两人的话，所贡献的论文不归入中国。但似乎有理由去思考是否华人比较适合做此类研究？那些跟石墨烯、metal organic framework等有关的研究是什么思维模式？而所有那些其他的诸如生态学、分子生物学、数学、天体物理学的各种研究方向，又是什么思维模式？是否是在思维模式上与中国人的契合导致不是“基本粒子”而是“材料学”的“数量第一”了？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却仅限于自身从事科研的人之间才能讨论。外行人根本不知道以上这些研究的具体实务，分析不了到底属于何种“思维模式”。

第二，如何评价质量？

科研水平的评价问题我是厌倦到了极点。本身原则很简单，不知为何还会引起这么多争论？首先，今时今日科研已成为一项职业，或者说饭碗。这是所有人都无法否认或谴责的。你不能既以“一个饭碗”的形式向人提供，又要求人们把它只能当成“一个理想”，不许当成“一个饭碗”。恰恰相反，仅把其当成“一个饭碗”的人只会是占大多数。你要做的不是呼吁大家都把“饭碗”当“理想”，而是要考虑设计一个科学的制度，使得在大家都当“饭碗”的条件下提高科研水平。

我同意，在科研变成饭碗的年代以前，很多现在的问题并不成问题。把科研变成饭碗，“罪魁祸首”是美国。但美国恰恰是成功的例子——尽管它也深受“饭碗型”学术圈的典型问题：学术水平的全面评价问题和科研人员的晋升问题。

其次， 尽管科研变成了职业，基本原则现在还是不变，那就是要遵守同行评议。非同行意见不应该成为做决定的参考。但这个简单的原则在中国尤其难办到。

因此，如果你写的时评想从“数量第一”的新闻转到批评中国科研水平的“质量”问题，请先考虑以上问题。

第三，科研论文在整体科研活动中的角色是什么？

我在微博上还看到有人骂“科研论文是最无效率的文本”，并且还有人附和。真让我觉得微博是一个“不假思索者的天堂”。既然科研论文都是没有实用的文本，全都是为了毕业升迁，不会有人真的去参考的话，那么只管发表就好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花钱购买国外出版商的全文权限？去年国内还有33家图书馆发联名信呼吁中国学者支持抵制国外出版商的大幅涨价？如果论文只是为了发（升迁），没必要去看，何必非要买？

负责任地说，至少基础研究离不开原始文献。所以悲剧并不在于什么“天下文章一大抄”——这个谁都能写篇命题作方式的时评——而是在于中国的科研严重依赖国外的出版商。假如我们想象，世界突然进入了战争的状态，现在科研资料在互联网上全球化共享的状态突然被打破。那么美国是最不用愁失去科研资料的。全球最好的化学和材料学研究都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和John Wiley & Sons的期刊上了，物理则被AIP和APS基本包干。最顶级原创性的研究也有Science分去一半。英国也不用愁，至少皇家化学会、皇家物理学会等协会的期刊也占据了大量优秀的研究结果。别忘了还有Nature系列。但我们中国怎么办？世界在这几十年和平时期所积累的知识，全都被美欧霸占了。哪怕是在和平时期的现在，美英之间也在争文章，一来可以看到美国化学学会和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不断地开壁新期刊，另一方面看Soft Matter这一个年轻期刊的发展路径，早期对研究风格的很有选择性，现在几乎什么乱七八糟的研究都发表。说明研究工作的发表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所以最近的另一条新闻：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成立，其实就是要应对以上这种不利局势。问题在于，想让国外的优秀科研成果投稿在中国出版商的期刊上，难度很大也很复杂。例如，能否招集到优秀的审稿队伍就是一个难题。今时今日审稿已经是全球性的负担，一个新的期刊，影响因子不见得高，更难找到看你脸色帮你审稿的人。所以，国内期刊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本国科研实力的增强，让自己的同胞把研究投在自己的期刊上，也许会容易些。问题是自己的同胞们做的科研质量怎么样。如果都是些可有可无的工作，那么期刊的影响因子就上不去。只有本国科研的原创性强到其他国家没办法绕过的时候，期刊才能依靠同胞发表研究建立影响因子，吸引国外研究者投稿，迈开国际化的第一步。举个例子：就算全中国人都不投美国或英国期刊，对美国和英国的影响不会太大，因为光他们本国的研究力量就能支持他们的期刊的高影响因子，造成你还是不得不购买他们的期刊权限。但假如没有美欧的优秀研究发表在中国的期刊上，那中国期刊光靠中国人目前的研究水平可能要再过二三十年才可以有生存空间可谈。

最后打个趣。现在说由于全球最优秀的研究成果都发表在国外出版商的期刊上。那就是说，这些国外出版商现在允许中国花钱买来看，算是施舍中国，照顾中国，帮助中国强大了？其实不然。中国是个很奇怪的国度。施舍和帮助它其实会让它堕落，只有封锁它才会让它强大。历史不乏这样的例子。因此，假如有一天国外出版商打着“中国威胁论”的旗号，说中国发展得太危险了，我们不应该把本属于我们的知识与他们共享，然后封锁一切对华的精密仪器、试剂、留学签证、学术专著和期刊等全方位的输出，说不定不出十年中国的科研水平就马上领先世界了。

科学没有善恶——从方舟子的尴尬谈起

今天我看到了方舟子的文章《再教妖魔化转基因的造谣“专家”王月丹博士读…》，就想起了一直感到方舟子在这类问题上长期遇到的尴尬就是：一般大众不懂辩别什么是专业意见，也不想辩别什么是专业意见。

方舟子说：

要看这样的研究是否经过了同行评议，有没有在正规学术期刊上发表。

这就是在所谓“科普事业”中我感到最纠结的地方。也正是这个地方导致“科普”这种东西其实是很扯淡的东西，导致“科普”除了做成扭曲科学的事之外，就没法做成别的事。更不要说某些带有其他目的的“科普”，例如关于“转基因”话题的各种科普。方舟子想通过他的正确的科普，纠正别人的错误的科普，就注定逃不出科普的怪圈。

事实上，推广到所有的涉及了一点专业的恶性事件——毒奶粉、假疫苗、血铅儿童等等——问题的核心都不是科学事实，即不是真假问题，而是善恶问题。大众关心的问题，恰恰就是善恶问题，不是真假问题。原本科学只负责真假，不负责善恶。善恶不是科学家负责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的世界也没有过“科学家治国”的历史和现实。但是科学家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恶意，一直掺和到公众讨论当中，无形中导致公众不恰当地把“善恶”这一块的义务强加到科学家这一群体身上，形成了一种误导。其结果是公众慢慢认为，科学家不仅要负责科学事实本身的真假，还要负责科学事实在应用层面上的善恶。

其实，科学的应用并不是科学，而是技术。做科学的叫科学家，做技术的叫工程师。这是两个思路截然不同的角色。但在现实社会里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人身兼了这两个角色，这是时代和政策导致的。不要说大众，在中国就连很多专家本身，都分不清“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区别。很多身兼二职的专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用自己作为科学家的劳动来辩护自己作为工程师的劳动。这就等于说，他们在用事情的真家问题来为事情的善恶问题辩护。似乎在说，一件事情只要真，便必然善；只有假，才会恶。这本来是很简单的错误，但却由于上述的原因补蒙上了一层复杂的茧。

说“科学的应用并不是科学”，其实导致了很多公众直接相关的东西都不是科学，例如医疗，又例如地震预测。医学上如何一回事，跟医院如何治病，是两回事。当然，今时今日临床上的治疗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科学研究的结果。但科学研究结果的一般真假，难以为个案买单。因为生物医学还没有发展出像物理学这种强大的预测能力。科学有的是暂时确定，永恒存疑，但人有病却不能不治等于永恒确定时才治。同样道理，地震科学的发展困难重重，不要说它还没发展到像物理学那样的预测能力，就连发展到像医学这亲的地步，都还远远谈不上。但地震预测却不能放弃，地震这回事人类就不能就妥协了，就认命了。因此地震无法预测，但还得预测。天气预报也是一回事。

在这些不是科学的领域，我们一般都仍然希望最大程度的依赖科学，原因无非是认为今天是科学的时代，认为科学的发展能更好地解决更多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并不是所有人对科学都有如此好感。因此，一位地震预测行业的老前辈就说阴阳五行、易经等也可以用来做地震预测（见《新知客》杂志4月号）；因此，我们用了几千年的中医，现在仍然受到官方认可；因此，气象局可以大胆承认对西南大旱预测失败。奶粉里加三聚氰胺，是利用科学知识蒙混原有较低级的检测手段。这就是科学的应用，不是科学。此方法可行，说明其中的科学事实是真的，不是假的，说明科学是成功的；但其危害性之严重，说明其中的道德是恶的，不是善的，因此可判此技术是死亡。发明三聚氰胺的人（科学家），和使用三聚氰胺的人（工程师），尚且是比较能分得清的两拨人，因为该物质很早就有了；研究转基因的人（科学家）和倡导其应用的人（工程师），却往往是同一拨人。这是因为这种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项，都是带有明显的应用色彩的。这种科学项目，仅因其科学上的重要性，是不足以获得如此高的重视地位的；唯加上有其在技术上的重要性，才上升到国家战略的程度，被赋予了某种“只许胜不许败”的色彩。会引发大众争议的，也只集中在其技术部份；会引发专家争议的，也本应集中在其科学部分。但现在全搅在一起了，全因为在这件事民，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角色同时由一拨人分饰。

那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策不科学归科学、技术归技术地搞呢？这是因为今时今日科学转化为技术的速度越来越快，这种速度也越来越决定一国的综合国力——即人民的福祉。各国都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因些都会主动地从科学研究的源头开始考虑后续的技术转化，尤其是相当一部分的国家级的重点科研项目，就是为着技术转化来探索求知的，为技术而科学的。所以，要求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完全脱节，是不符合时代、不利于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些作为科学和技术同一体的重大国家政策和国家行为，大众争议模糊，各方频频“搅局”的问题，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