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内容如下：
- I write like
- 参加了Youtube的活动
- 做材料的换添加剂，做流变的换啥？
- 娱乐的真相问题是伪问题
I write like
我的写作风格像谁？I write like …
我输入了上一篇英语的post给它分析，结果是：
参加了Youtube的活动
Life in a day
以上图片直接链接到YouTube的Life In A Day频道，需要翻墙。
有导演借Youtube平台召集网友在7月24日这天拍下自己的一天。我就试着拿数码相机的影片功能拍了一下，手抖并且脱焦严重，权当自娱自乐。以下视频需要翻墙：
做材料的换添加剂，做流变的换啥？
一开始，大家往高分子加碳黑，补强了。后来，大家往高分子里加蒙脱土，阻燃了（？）。
Laponite是比蒙脱土更改善，更易剥离的东西，Haraguchi等人往高分子里加Laponite，形成了超拉伸水凝胶。
后来有C60，加高分子。有了碳纳米管，又加高分子。现在有graphene，又加高分子。Macromolecules有个叫Perspectives的综述栏目最近一篇W. Macosko的文章（DOI: 10.1021/ma100572e），向高分子研究者科普了graphene的基本问题——主要是把它加到高分子里会遇到的基本问题，例如剥离的方法及其表征。
有一节专门讲流变学。你就会发现加graphene跟加碳黑没什么两样，还是percolation那一套。
所以说，做化学的，去合成材料、混材料的，比做流变学的容易发文章。流变学上，加玻纤加碳黑加蒙脱土加laponite加碳纳米管加C60加graphene全都差不多，没戏！
其实加长玻纤或者碳纳米管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所以，到了流变学这里，化学成份上的区别很次要，重要的是形状（topology）和相互作用（interaction）（见我之前的文章Topology的迷思）。搞材料，你换成份；搞流变你就要换topology和interaction。硬的过时了，那你搞软的；圆的过时了那你搞扁的；repulsive过时了那你搞attractive的。你不用看别人只要看大牛人D. Weitz就行了。硬球colloidal glass搞过了，他换成软的，发Nature；加非吸附高分子引处depletion force（吸引力），发Nature。
流变学就是这么做的。
娱乐的真相问题是伪问题
关于唐骏学历门事件，王鸿飞老师写了一篇学术无须道德，娱乐才要真相。我由于在《新知客》上面写专栏有一段时间，自己也有很多困惑。鉴于王鸿飞老师经常讨论知识分子取向的问题，希望他介绍点书或者读物给我，我说“我最近想看看美国精英在公众犯错的时候说什么话”。结果这引起了郝炘记者在她博客上写了一篇不是所有的娱乐都要真相。关于“真相”问题这两个人都显示出比较面对现实的态度，同时感到他们因此对于“诚信”问题持有比较悲观的态度。我总结我对他们两篇文章的理解就是：假如诚信是靠公众（娱乐的受众）对真相的渴求来督促的话，那么，学术便无须道德，仅娱乐才要真相——甚至，还不是所有的娱乐都需要真相。
王鸿飞说：
唐骏同学的事情，比较娱乐化一点，所以是需要真相的，也没有人出来为他打群架。
汪晖同学的事情，是正儿八经的学术问题，是有关伟大的理论是否被人相信的问题。所以，真相是不需要出来被说清楚的，而且全世界不少著名的理论家们还会出来帮他打群架。
郝炘说：
“伟大的事业可以让人们尽情说谎”是因为“伟大事业”的目的是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是不择手段的事情，成者王侯，败者贼。
“真相”问题其实是伪问题。关于所谓“真相”或者“真理”的讨论结果都是悲观的。没有绝对真相这回事，也没有绝对真理这回事。“诚信”一词如果除了以绝对真相为依托之外没有别的解释的话，那它必将早早被打入乌托邦，剩下一个谎言似海的现实世界。
恰好今天看到康慨的书评，书是一本苏联小说《针尖上的天使》，早就很出名。最近才译成中文在中国卖。书评题目是让我们在座位上自行摇动身体。部分内容如下：
当然，大部分人早已失去了行动的能力，也放弃了有尊严的思考。只求随波逐流。拉伯波尔特可以算个例外，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是说谎者,而且对此感到自豪。”他宣布,“我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根据上面的指示我杜撰出过去的事,虚构出当代的假英雄和类似于义务星期六的假任务,然后自己描写全民的欢腾。”有个晚辈问他:你不惋惜自己的才华吗?他给了否定的回答,并说:“右倾的思想我用左手写,左倾的用右手写,而我自己完全是中间的。”
他陷得深也看得清:“我干吗要受良心的煎熬？我要把剩余的精力用于证明，我们苏联的停滞状态是最进步的……如果后代称呼我们的时代，那么不会是原子时代，不会是航天时代，而是伟大的造假时代。”
我想起那个有名的笑话：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一同出行，火车突停。斯大林把头伸出车窗外。怒吼道：“枪毙司机！”可车没有动。赫鲁晓夫接着说：“给司机恢复名誉！”车仍然未动。勃列日涅夫说：“同志们，不如拉上窗帘，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
因此，所谓“美国精英在公众犯错的时候说什么话”的问题，是不成问题的。
我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写过一篇科普是中国社会最不需要的东西，它代表了我在那个时候的认识水平。现在再去表述，可以这么说：如果成功的科普（即受欢迎的科普）必定是扯蛋，那科普这件事本身就不可能靠谱。
今天还看到7月26日的《中国新闻周刊》里有张维迎的一篇访问稿，文章顺带也勾勒了中国30年改革以来的“意见领袖”，尤其是所谓的“郎顾之争”，以及网民对张维迎“屁股位置”的“铺天盖地的责骂”，使之成为“全民公敌”的事情。其中文章引用了“独立学者”袁剑的话说：
在张维迎的产权改革建议中，忽视了公众，使改革“不可避免地堕落为精英的分赃”。而“互联网上对张维迎的压倒性反对，实际上就是无数经验事实的集合。”
引号里的只言片语，出处其实在这里，记者截取得算是客气的了。如果袁剑说的话还不够直接和露骨，那就看郑永年怎么说好了：
中国社会要持续发展下去，就需要两类现在缺失的知识分子。一类就是较弱社会群体（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有机知识分子”。就是要培养“穷人经济学家”，“穷人政治学家”和“穷人社会学家”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需要“声音”类型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整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说话，不为局部利益或者特殊利益说话。
套用Thomas Sowell的说法（我是从王鸿飞老师的博客里看到的），中国知识界更更需要的应该是整个宇宙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为整个宇宙的利益（cosmic justice）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