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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转述袁隆平

财新网有一篇“综合报道”《袁隆平：转基因普及存疑虑 不能用民众做实验》，我觉得该报道贬低了袁隆平老师的思维能力和学术水平。

报道不长，因此我挑这挑那基本就相当于把整个报道挑遍了。例如：

“转基因有两派，一个是反对派，一个是赞成派，我是中间派，因为反对派和赞成派都很有道理。”他分析说，“反对派的道理在于转基因抗病抗虫的功能来自于毒蛋白基因，虫吃了是要死的，人吃了怎么办？会不会威胁健康？”赞成派也有站得住的理由，“他们解释说，昆虫的死亡是因为气孔闭塞了，但这跟人的消化道完全是两码事。”

我试着把袁老师引用的“两派”理由解释一下。转基因农作物抗病抗虫的功能，是由于这些农作物的DNA里人工添加的一些基因可表达抗病抗虫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杀死昆虫的机制大概是使昆虫气孔闭塞窒息而死。因此反对派和赞成派的争论焦点就在于这种蛋白对人有没有害——不管这些蛋白是人转的基因表达的还是天然表达的。因此，这不是转基因技术的问题，是你“具体转什么蛋白质的基因”、“人吃不吃”的问题。一种昆虫药对人有没有害，是需要试验，但不需要扯上转基因技术。如果这种蛋白质未经试验就让消费者食用，这不叫拿消费者当转基因技术的小白鼠，而应该叫拿消费者当这种蛋白质的小白鼠。

这个逻辑，一般人难以分清，但袁老师绝对可以分清。上述报道写出来好像袁老师连这种逻辑都分不清楚的样子，我情愿相信是写报道的人脑残。

又例如，

“我愿意吃转基因食品，来亲自做这个实验，但是问题是我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转基因对性能力和遗传性的影响是需要实验证明的，如果有年轻人自愿做实验，吃转基因食品在两年以上，不影响生育和下一代的健康，那才安全。”

据我所知，关于“转基因影响性能力”的传言，是绿色和平宣传的一篇“研究论文”的结果，我认为方舟子对这一研究结果的评价是中肯的报道中袁老师也并没有承认是否影响生育能力，只是说需要实验。但我们只要搜索一下就可以发现，不光财新网，关于袁老师这次讲这几句话的所有新闻都直接说“袁隆平称转基因或影响性能力”。就好像说，袁老师看过绿色和平宣传的那个研究报告，并且赞同其结论。因为，不要说那个研究仅仅是停留在统计学和现象学，任何研究的结论都是要加“或”字的。说“袁隆平称转基因或影响性能力”，就相当于说袁老师赞同该研究的研究对象、方法、结果和结论。而这是袁老师原话并没有承认的事情。从专业来看，袁老师跟这一研究之间是同行的关系，有资格进行同行评议，因此就要对自己的专业和研论负责。他没有亲自审议过这篇研究论文的原文，不可能赞同或否定这个研究，只能说这个问题“需要实验证明”——而这是一句废话。

报道的全文都使用“转基因”三个字，既不讲转基因的什么作物或动物，又不讲具体转啥基因。用在不同作物，转不同的基因，危害都不同。这是袁老师在报道最后的几句话里间接说到的。转基因的害处，也不去分对人还是对自然。人不吃不碰的转基因作物是不会对人有害的，但不一定对自然无害。所袁老师最后说的：

现在我们正在把玉米的基因转到水稻上来，提高水稻的光合效应，这样的转基因有什么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又偏颇了。怎么会“一点问题没有”？仍然需要实验。袁说“正在把XX转到XX”上，就是在介绍这个实验，就是“不把人当小白鼠”。实验是“承认问题”之举，不是“一点问题没有”。我宁愿相信是记者脑残转述错误。因为袁隆平老师是我们的民族大英雄，他的人格和学术良心是100%完美的。

科学没有善恶——从方舟子的尴尬谈起

今天我看到了方舟子的文章《再教妖魔化转基因的造谣“专家”王月丹博士读…》，就想起了一直感到方舟子在这类问题上长期遇到的尴尬就是：一般大众不懂辩别什么是专业意见，也不想辩别什么是专业意见。

方舟子说：

要看这样的研究是否经过了同行评议，有没有在正规学术期刊上发表。

这就是在所谓“科普事业”中我感到最纠结的地方。也正是这个地方导致“科普”这种东西其实是很扯淡的东西，导致“科普”除了做成扭曲科学的事之外，就没法做成别的事。更不要说某些带有其他目的的“科普”，例如关于“转基因”话题的各种科普。方舟子想通过他的正确的科普，纠正别人的错误的科普，就注定逃不出科普的怪圈。

事实上，推广到所有的涉及了一点专业的恶性事件——毒奶粉、假疫苗、血铅儿童等等——问题的核心都不是科学事实，即不是真假问题，而是善恶问题。大众关心的问题，恰恰就是善恶问题，不是真假问题。原本科学只负责真假，不负责善恶。善恶不是科学家负责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的世界也没有过“科学家治国”的历史和现实。但是科学家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恶意，一直掺和到公众讨论当中，无形中导致公众不恰当地把“善恶”这一块的义务强加到科学家这一群体身上，形成了一种误导。其结果是公众慢慢认为，科学家不仅要负责科学事实本身的真假，还要负责科学事实在应用层面上的善恶。

其实，科学的应用并不是科学，而是技术。做科学的叫科学家，做技术的叫工程师。这是两个思路截然不同的角色。但在现实社会里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人身兼了这两个角色，这是时代和政策导致的。不要说大众，在中国就连很多专家本身，都分不清“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区别。很多身兼二职的专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用自己作为科学家的劳动来辩护自己作为工程师的劳动。这就等于说，他们在用事情的真家问题来为事情的善恶问题辩护。似乎在说，一件事情只要真，便必然善；只有假，才会恶。这本来是很简单的错误，但却由于上述的原因补蒙上了一层复杂的茧。

说“科学的应用并不是科学”，其实导致了很多公众直接相关的东西都不是科学，例如医疗，又例如地震预测。医学上如何一回事，跟医院如何治病，是两回事。当然，今时今日临床上的治疗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科学研究的结果。但科学研究结果的一般真假，难以为个案买单。因为生物医学还没有发展出像物理学这种强大的预测能力。科学有的是暂时确定，永恒存疑，但人有病却不能不治等于永恒确定时才治。同样道理，地震科学的发展困难重重，不要说它还没发展到像物理学那样的预测能力，就连发展到像医学这亲的地步，都还远远谈不上。但地震预测却不能放弃，地震这回事人类就不能就妥协了，就认命了。因此地震无法预测，但还得预测。天气预报也是一回事。

在这些不是科学的领域，我们一般都仍然希望最大程度的依赖科学，原因无非是认为今天是科学的时代，认为科学的发展能更好地解决更多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并不是所有人对科学都有如此好感。因此，一位地震预测行业的老前辈就说阴阳五行、易经等也可以用来做地震预测（见《新知客》杂志4月号）；因此，我们用了几千年的中医，现在仍然受到官方认可；因此，气象局可以大胆承认对西南大旱预测失败。奶粉里加三聚氰胺，是利用科学知识蒙混原有较低级的检测手段。这就是科学的应用，不是科学。此方法可行，说明其中的科学事实是真的，不是假的，说明科学是成功的；但其危害性之严重，说明其中的道德是恶的，不是善的，因此可判此技术是死亡。发明三聚氰胺的人（科学家），和使用三聚氰胺的人（工程师），尚且是比较能分得清的两拨人，因为该物质很早就有了；研究转基因的人（科学家）和倡导其应用的人（工程师），却往往是同一拨人。这是因为这种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项，都是带有明显的应用色彩的。这种科学项目，仅因其科学上的重要性，是不足以获得如此高的重视地位的；唯加上有其在技术上的重要性，才上升到国家战略的程度，被赋予了某种“只许胜不许败”的色彩。会引发大众争议的，也只集中在其技术部份；会引发专家争议的，也本应集中在其科学部分。但现在全搅在一起了，全因为在这件事民，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角色同时由一拨人分饰。

那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策不科学归科学、技术归技术地搞呢？这是因为今时今日科学转化为技术的速度越来越快，这种速度也越来越决定一国的综合国力——即人民的福祉。各国都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因些都会主动地从科学研究的源头开始考虑后续的技术转化，尤其是相当一部分的国家级的重点科研项目，就是为着技术转化来探索求知的，为技术而科学的。所以，要求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完全脱节，是不符合时代、不利于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些作为科学和技术同一体的重大国家政策和国家行为，大众争议模糊，各方频频“搅局”的问题，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转基因农业和高毒农药

ResearchBlogging.orgLele, U. (2010). Food Security for a Billion Poor Science, 327 (5973), 1554-1554 DOI: 10.1126/science.1189247

3月26日这期Science的社论，让我想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农业增收的研究为什么这么紧迫，第二是高毒农药为什么有市场。

越是科普落后的国家，越是信息不透明的政府，越是声音不多元的社会，转基因引起的争议就越大。当然，信息可以不透明到一定程度，使得连争议都没有。我国至少不处于那样的程度。我相信转基因农业的研究和推广目的不是为了害人，许多人抨击转基因农业，也主要是针对它是为了赚钱。这个跟核技术与核武器之间的关系不太一样。核技术不好不坏，但核武器是用来杀人的。转基因技术不好不坏，但转基因农业不是为了害人的，而是为了造福人的。大家的争论焦点主要是怕它好心做坏事，实际上害了人。说它影响生态系统，其实也是担心害人。没有人会关心好多光年以外的潘多拉星的生态系统。

在中国，已经存在一个杂交水稻的教父袁隆平。大家相信杂交水稻，并不是因为杂交水稻切实增了产，也不是因为杂交水稻是纯慈善行为没有赚钱营利（哪怕这些都是事实），而是因为对袁隆平人格的认同（哪怕袁隆平没有也不能为市面上所有杂交水稻作什么人格担保）。事实上，关于杂交水稻是否影响生态系统的科普，相比转基因农作物，做得更少，大家了解的更少。

之所以极少人通过反驳转基因农作物抗虫害、增产、增营养等等说词来反对转基因，之所以大部分人主要攻击转基因农作物“赚大钱”及其“生态后果”，就是因为前者已被大量研究所证实，而后者是无解的。生态后果是永远无解的问题，因为生态圈不是人类控制下的体系，人类无法进行科学实验。在生态圈层面发生的事情，人类永远只能等事情发生之后吸取教训，永远只有学习的份，没有预测和控制的份。类似的例子大家都耳熟能详，例如滴滴畏，例如有本书叫《寂静的春天》。“吃一堑，长一智”是可以做到的，但“吃一堑，就杜绝所有堑”则绝对无解。科学是不讨论无解的事情的，例如科学不讨论上帝存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专家们总是死死抓住已有研究证实的事情来宣传，即“增产、抗虫、……”云云，却在“赚钱”和“生态后果”这样的问题上沉默。

转基因农业争议比较大的国家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国家已“基本解决温饱”。在所谓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的超级贫困地区，告诉它们说“只有转基因的给你们吃”，估计不会发生什么转基因农业的争议。

这篇Science社论指出：

According to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a 2°C increase in temperature could lead to a further 20 to 40% fall in cereal yields, mostly in Asia and Afica. Lifting a billion people out of poverty and feeding an extra 2.3 bilion by 2050 will require increasing cereal production by 70%, doubling the outpu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sub-Saharan Afica, where more “ultrapoor” live, dveloping technologies to boost productivity is especially difficult because of greater threats from pests and deseases, poorer soil, and drought.

说中国解决温饱，尚且有大量的人不同意。转基因农业到“解决了温饱”的国度里，也许是为了赚钱；但它终究不是一具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科研项目，它的背景是像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一些极其贫困的地区的瘦骨如柴的儿童。再者，贫困问题之所以成为世界性头号问题之一，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个人道和慈善的问题，还是因为这是一个经济和政治问题，关乎和平理想能否实现的问题。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在中国解决温饱问题，根据各大媒体指定动作，那是中国对全世界人类的巨大贡献。姑且承认此话，那也是已实现的事情。在同样广阔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环境更加恶劣，增产的难度番了好几番，增产的紧迫性也同时番了好几番。根据许多人的心态，可以认为袁隆平是中国人，没有义务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温饱负责。杂交水稻技术满足不了非洲，但能满足中国就行了。哪怕这个科学问题是如此紧迫，但再次根据许多中国人的心态，袁隆平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一个科学家，所以袁隆平虽然是业界的佼佼者，但也没必要参与到全球的研究浪潮中去（暂不讨论袁隆平快到了退休的年龄了）。

看中国大众的评论所感到的一个悲哀就是，许多人喜欢随随便便地说一句“非洲还有很多人吃不上饭呢”来回避社会上大大小小的、具体微观的问题，认为首先要世界大同了，或者认为首先要自己有钱有势，不用为生活奔波了，才有义务关心身边的其他问题。如果真正去考虑“非洲还有很多人吃不上饭”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好多人只是说说而已。“非洲人吃不上饭”意味着什么，导致什么，跟自己切身遇到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并没有因为这句话的滥用而变得清晰。

我所想到的第二个问题——“高毒农药”，也许几句话可以带过。很简单，高毒农药的问题其实是低价农药的问题，谁会使用高价的高毒农药？低价+高毒，直接等于“好产品”。许多已经“被”解决了温饱的人，由于感受不到饥饿，也感受不到粮食增产的压力，所以很不理解为什么“高毒农药”会如此有市场，于是又公式性的把问题纠结到“道德”这种无解的层面上。简单地想象如果是在非洲，就很容易明白“高毒农药”在那里的市场力量会更加强大。因此也可以说，越是解决了温饱的国度，高毒农药就越会成为争议。有一种非洲式的悲哀：饿死的人远远远远大于因农药没洗干净毒死的人，渴死的人远远远远大于因水太脏毒死的人，病死的人远远远远大于因疫苗反应猝死的人。这些“质量欠缺产品”在一个地方的盛行程度，并不代表谁人的道德水平，只代表了这个地方的发展程度。高毒农药在中国仍有市场，道理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