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的作者是我的博士生导师童真教授。

我的导师有关国际化的2、3事

按：此文作者是我博士生导师童真教授。

广照老师推送了冯培忠老师的文章“如何做一名合格的研究生导师？”令我想到我的导师藤田博（Hiroshi Fujita，因为他的英文名更被人熟知）教授对我的影响。他是学空气动力学的，高分子完全靠自学，化学是一窍不通。他是Foundation of Ultracentrifugal Analysis等专著的作者、Fujita-Doolittle equation的提出者，1961年大阪大学从Wisconsin大学引进的人才，这些不是给他戴帽子，而是显示他的“导师”资质。他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的几个“学说”我记忆至今，这里仅介绍两个：睡觉得的诺贝尔奖也是诺贝尔奖、40以上的论文数没有意义。

睡觉得的诺贝尔奖也是诺贝尔奖：他非常强调idea，不鼓励搬砖，没有idea时不如去看看漫画。与其他日本教授不同，他晚上6点前肯定离开实验室，周末、节假日绝不会在实验室出现。他家在京都，当时日本高分子学会会长中岛章夫是京都大学教授，家却在大阪，有人劝他们换房子以便多在实验室出现。他认为即使是睡觉做梦得到新idea，由此获得的诺贝尔奖也是一样的诺奖，重复搬砖不是真正的研究。我受他的影响，学得其表形：周末、节假日不去实验室（尽管很近），遗憾的是做梦至今也没得到什么新idea，到退休还没有什么theory、equation问世。

40以上的论文数没有意义：他认为，作为学者起步至40岁，论文数要等于年龄数，也就是40篇，这是自己的成果。40以后有了团队，有了学生，自己要上课、出席教授会（每两周一次的学部决策会议）等等事务，发表的论文自己有多少贡献呢？所以这个数字就没有意义了。在没有网络、没有电脑的时代，完全是邮递传播的纸质刊物，40篇是不容易的。22岁起至40岁，平均每年要2篇多，还都要有新idea。不过，那时没有IF的要求，也不要TOC（图像化倒是导师的期望，他觉得如果高分子统计能够用漫画描述，那方便理解，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学）。我因为各种原因，40岁论文没有达到40篇，以后的论文压力层层下达的功能的成果，与交流学术思想、讨论科学问题的初衷渐行渐远了。

行文至此，发现冯培忠老师推文中的12条都没有讨论。那些是“至少”的对正常人的要求吧，如不跑腿办私事、不当骡马、不主宰学生、不语言暴力、不与异性独处等等，全做到了也难说就是学术导师了。

原回答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25819852/answer/2021865984

太长不看可以只看黑体字。

很多同学可能对科学研究的认识还属于归纳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的视角，这些诠释在科学研究的微观层面上经常与实际吻合，但它不是科学史的主要驱动力。我觉得个体虽然是微小的，但反而要超越日常的微观层面，去认识自己在历史的位置和角色，才能获得安全感和意义。这就不得不基于一个言之有理、行之有效的关于历史与个人的理论。在“研究生压力很大”方面，关于科学研究的微观视角虽然也许能告诉你每天做的实验、读的论文都是for what，但不能告诉你跑来读研、将来留校拼职称和名衔都是for what。我倒是觉得，科学危机范式论和研究纲领能为后者提供某种回答。二十世纪中期之后我们基本完成了一次范式转换。因此在此之后的科学研究基本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按照二十世纪初所描绘的“研究纲领”来进行“保护带的修建”。因此在这个年代任何一个细分领域的研究者（尤其到了今天）都会强烈地感觉科学研究有一个套路；同时这一 个时代的研究生就算排除所有导师本身极品的因素也大多会分析出研究生本质上就无法逃离“打工者”的性质。他们若非帮导师打工，那也是在帮“保护带修建”这个时代工程去打工。同时，现在大部分科学研究课题的探索性、未知性就很小了；或者说，不对未知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作为常规科学家的你仍然感到有很广阔的生存空间。因为99%的科学家其实是常规科学家，所以大家习惯了享有这种空间，认为这是科学研究必然要保证提供得了的饭碗（“做点常规性的工作就应该要吃上饭”）。尤其是，国家之所以能够对科学研究进行宏观计划，发放经费，基于的也是即有范式和研究纲领的稳定性；大家撰写指南、基金申请书的时候，逻辑上也必须摆出既有范式和研究纲领，拜对了山头之后，再去论证为何一件事情是在此研究纲领之下的“保护带修建”。因此，至少所有吃国家饭的科学家都首先必须扮演好常规科学家的角色。他私下是否有意识、有意愿、有空间和余力去做一些触及范式本身的研究，则是非常偶然的事情。

以上所说的科学研究所面临的状况，是当下1%的研究生所面临的。这1%的科学研究尚且还是为了给教科书续写章节，是在进行“保护带修建”，十分基础。剩下的99%研究生处于的不是这种基础研究，而是半应用或应用研究。因为从20世纪以来我们认为人类的生产力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所依赖的技术进步要基于对自然界原理的认识。这是为了改进18到19世纪初我们由于没有认识到科学对技术的重要性、技术发展独立于科学研究，因而十分缓慢的问题；这种认识是人类在两次世界大战亲历的科学知识的应用与转化对技术的加速作用所获得的，因此在战后几乎成了无庸置疑的dogma。因此各国的财政实际上养着一堆“转化者”。至于这种转化发生在哪里是最有效的，各国都有经验教训。我们国家目前也许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改善的空间。很多研究生明明在高校，但却做着“转化”，因此白干；因为转化实际发生在企业。

但是随着复杂性的难题和人工智能的出现，“认识（基于还原论的）科学原理能促进技术发展”这一条不再是100%正确了。从很多领域来看技术的发展恰恰正在受阻于科学原理的认识，还不如交给AI。从现在的技术可能来看至少可以说我们可以不具体认识某一技术的原理就可以实现技术进步。尤其是在还原论范式碰到困难的地方。例如真实物质（材料）往往有跨尺度的长程强相关性和复杂的宏观响应，要从化学（分子）层面就控制好材料的宏观性质，我们提出了很多非还原论的、但是在60%的情况下行之有效“模型”，这也是各材料学科的学生主要学习的（either 在学习基础理论物理之后额外学习这些模型 or, more often, 放弃对基础理论物理的学习主要学习这些模型），然后在那这些模型失效的40%情况（工业上这可能是所有情况），仍然需要十分原始落后的试错。因此大工业可能花了很大的代价去建立研发部门结果也就解决了60%，还要挖有经验的人去做那40%，这成本如果价格卖不高还收不回来。因此小商品领域几乎从来没有采用过所谓“科学原理能促进技术发展”这一思想（这一思想长期以来是象牙塔里的教师们对工业的误解），一向是“调一调、混一混”的“炼金和占星”，是前现代科学的一种方法，所以“配方”比一切都重要，而不是“学历”。再者“制造业不是资本的目的而是资本的手段”，说抛弃就抛弃。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代将会更加扭曲。今天一来想要钱生钱有新的金融产品来收割韭菜，另一来制造业也迎接AI时代。因此，一来科学不再与技术（人类的福祉）绑定，可能从新回归其好奇心本质，从而会被国家资助抛弃（资助你纯粹满足好奇，还不如资助实打实的技术进步，而这两者现在分开了无关了），二来工业界也不需要知识丰富的人，而只需要数据和AI，三来资本不需要工业界（或者只需要放置在穷国）。

很不幸运地你就活在这个时代。但是很幸运地寿命是有限的你只需要保证短短的几十年内你满意就是了。那么你读不读研？读研干什么？不读研读啥？不读书了干什么？人脑有什么价值？作为肉体人你卖点是什么？你学好“如何读论文”，牢记什么“很多人读论文第一步就错了”……到底为什么？你成为读论文高手是成就了谁？想明白了当然好。如果想不明白你也可以明白你一切不幸都怪这些问题想不明白，会比较坦然，不至于去跳楼。

我给一下我本人给我自己的回答吧。

我做好学校、学院要求的任务，一般情况不会失业。因此我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地选择在做科研的时候求索什么问题。当然，我能作任何选择也都是恰好我之前读研和之后所在的实验室就是满足这种选择的，我不用付出为了选择而进行转换的代价。我选择做一些研究纲领的修补工作，希望若不能为出版的教科书续写章节，也至少能为我脑中的教科书续写章节。研究纲领的修补是体现人的学术思考的，写在了论文上，署了名，代表了我曾为这个时代的研究纲领思考过一个成立而值得值考的问题。无论科学史发生多少次危机，对旧范式的修补动作只要足够重要也会被科学史重点记录的。范式本来就是会换来换去的，科学家不应该只追求范式转换的荣誉（那样也许会变成一个民科）。活在常规科学阶段的科学家兢兢业业地辨识、修复范式的内在问题，就同时是在为范式的危机提前到来添砖加瓦，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但是我就不去做应用项目了，因为我们领域现在面临的大部分问题，首先就不适合在高校研究所进行解决，而应该在企业、在现代车间解决，这是我之前说的“转化发生的场所”是错位的；其次这种解决也不依赖各科学原理的丰富程度因此也不呼唤“科学家”只呼唤“工程师”；不呼唤传统知识结构（先学工程数学再学工程力学、化学工程、电工学……）的工程师而呼唤“AI应用工程师”（既熟练AI的基本技能（在将来不久AI就会商业化就好像现在学个python一样所以你去蓝翔技校考个AI工人证 书）用于解决具体工业问题的工程师）。所以我就不去掺和一切应用。虽然我现在是“材料学院的老师”，但已把自己定义为“材料工业的白痴”，因为很快啊，明年吧，不不不，昨天就已经了，去年！！——总之anytime，材料工程实际就不再是你在《材料科学与工程导论》的目录所看到的那样从原子排列晶体缺陷出发的了，而是基于AI了。明年建立的新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大一上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导论》是讲人工神经网络的了，不讲分子了。分子没用。知道分子知道非平衡统计你搞的材料还是过不好它的一生。

那我是啥？我是历史的介绍者。我上课还讲什么原子分子，讲什么热力学、经典时空、标架不变性……只是介绍人类的认识史。因此我讲这些的时候并不渲染成一种“必须承认、必须记住、因为有用”的知识，我花很少的时间在最后结论上，我甚至不以学生对技能的掌握程度作为教学的目标（因而期末考都很容易过）；但花很大量的时间在科学史上，甚至把课直接讲成一门科学史的课（幸亏我不任什么核心重要课程，都是选修课，比较自由）。我主要希望帮学生“认识你自己”而不是为了培养工程人才（即零件而且还是将要淘汰的机器的零件）。——这难道不就恰好是高等教育的本来目的吗？教育是为了人的，需要一种把人当人看的教学。

另外还一点就是我很受新实验主义的鼓舞。虽然这个学说有很多问题但我主观倾向上很喜欢。因此我十分关注测量——当然是那种基于最少理论的测量。这也是我的研究的一个着重努力的点。我希望至少做出别人愿意用的测量结果。“别人”是指未来的人，甚至范式都已转换了的人。其实今人也可以去翻旧范式时代的人的测量结果（例如燃素论者、以太论者的论文）并依然被这些作者的智慧的光辉亮瞎双眼。实验是不朽的。做一个experimentalist比做一个theorist高级。

你之所以不耐烦去看旧范式时代的人写的论文，是因为你急着给当下范式或它的某个代言人交货，你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当一个常规科学家。

（顺便一提很多反民科人士的反法也是从一个常规科学的角度来反的。民科往往从意图上是想要改范式，他们不入流只是范式的改法不符合科学史定义的科学因而确实是民科。但很多人反民科只是一个常规科学家对范式修改的反对，他们的理论工具是科学的微观操作诸如归纳逻辑证伪之类，或者直接诉诸于道德和动机的人身攻击，或者网暴人家。这太不上道了。）

我想以我的例子说明的是，人是不会被专业定义的（我本科专业是“生物医学工程”）。你考进或考不进一个专业不会让你怎么样。别人花四年时光学了有用专业；你花四年或八年时学了无用专业，不会让你怎么样的。但前提当然是要学习哲学，学习历史。在很多人那里可能甚至还要强调学习语文和英语。

关于涉及到的一些科学哲学概念，可以去参阅A. Chalmers的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