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现在真的发现，大部分研究生的心态是只求拿证毕业，那这很可能首先因为研究生学位教育的意义已经只剩下这个了。如果说，研究生导师大部分也都想明白了，那他们很难跟研究生有什么共同的利益和目标，简而言之他们就很难是一路人。但是，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保就业”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上面为了维持现状，不要造成培养方与被培养方一拍两散，造成大量“毕业即失业”的热血方刚人员流入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那就必须设置一个更大的约束环境。比如，让“学位证”变得更重要些、更有用些。因此，国家自然就要带头尊重学历，不能助长“学历不重要、能力才重要”的这种说法了；必须要让这个社会在最大程度上“唯学历”，才能使得大家仍然不得不听话支来读研究生，实现维稳。比如，让学历与体制紧密挂勾，而且给各种学术机构发放“牌子”的评审中，“人才培养”方面都需要重点考核，倒逼下面把研究生培养的数量当正事来办。这样能造成你至少还必须要个学位证，保证了研究生的生源。
今时今日，如果纯粹为了知识，并不需要来读大学，只需要学好英语。因为哈佛、MIT还有很多其他世界最著名的高校已经把大量公开课放到网上免费看了。对于中国人来说门槛只有英语。甚至若是字幕组给力的话，还不一定需要多高的英语水平。相比之下，正而八经来读大学，还需要自己掏钱交学费，全日制脱产。大学教学如果直接播放MIT的网课，比你找个博士青椒来PPT教学，有百利而无一害。
无非是因为“知识”并非人的全部，所以“高等学校”的意义也不仅是知识，而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其意义才并非完全消失。但总的来说，光为了知识来读学位，必要性就会大减。所以你很难会遇上为了知识来找你这个研究生导师学习的研究生。
若说不仅为了知识，还为了将来能独立走学术道路，因而来找一个有资格的导师带路，抱有这种目标的人当然就更少了。不过相应地，有这种能力的导师也远不如光有研究生导师资格的人数多。有这种能力的导师遇到有这种目标的学生的概率也不高，一辈子能遇到一、两个，这个数据可以从很多科学家传记和谱系中获得。
所以剩下的大部分情况，研究生培养就既与知识无关，更与科学研究无关了，只有维稳的意义。那情况当然只会是，学生是恰好倒霉栽在某课题组之下的，纯粹为了拿证，那也只好听从安排；导师也清楚，自己实际并没有在学术意义上的角色需求，那还不如在短短两三年内尽可能榨干学生的其他利用价值。总之导师和学生没有共同关心的问题，话不投机半句多。这种形势就跟小公司的老板差不多。本质上是政策上为了维稳而扩招，造就了一大堆实际上只是维稳关系的“导师和学生”，变成了主流，给人一种“研究生培养风气败坏”的感觉。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导师和学生，包括真正意义的科学研究，数量既没增也没减。
问题在于，为什么学生对于导师会有可压榨的价值？反过来说，所谓学生对于导师没有可压榨的价值，应该是这么一种情况：研究人员想要保住饭碗而必须做出的高质量的成果量，而这种成果是无法基于现有的研究生素质基础而达成的。这样学生对于研究人员而言就没什么压榨价值了。如果情况是这样，导师和学生照样会“一拍两散”，实现不了维稳的目标了。所以现实中形成的必然是相反的模式，那就是研究人员去做一种平庸的、研究生不用多学习就能帮得上忙的研究，然后这样的研究必须能被承认。所以为什么你发现生化环材领域从上到下共同默许这么多平庸的研究课题，却能报奖报项目。
本质上还是为了维稳。
剩下的问题就在于，“研究被承认”这件事，也不是国内政策说了算。因为，你得在国际期刊发论文、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论文、乃至拿诺贝尔奖，才属于“被承认”。闭门造车地自己承认自己，虽说也是一种方法（例如国家奖），但仍然不能完全服众。那怎么办呢？那就只好攻占“国际期刊”这个舞台了。让中国人做主编、中国人审稿、甚至中国人办国际期刊，把“话语权”拿回来，使得叫研究生直接当劳动力能做出来的研究课题，自然也“被承认”。
许多问题一分析都能归到“合法性焦虑”的本质上。“合法性焦虑”在最近这几年作的恶其实不少，只不过都是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