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务处关于难课的观点

比如，连续介质力学是一门难课。没有哪个专业、年级——按它正常培养流程——能够产生一个班级是做好了学习连续介质力学的准备的。这个课，给任何班级开设，都会是难的。

这似乎并没有给任课老师造成什么难题，世界上还有大量的老师在上这门课。但似乎给教务处造成了巨大的恐慌。教务处十分害怕“学生抬头率低”、“学生在下面玩手机、看剧、做与课堂无关的事”。所以，任何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都是教务处要下大工夫去解决的。比如，如果是因为一门课的内容本身过于难，那你就别上这个内容。

这样的话，为了学生的“抬头率”，学生永远不需要学难的东西，上难的课了。爱豆的演唱会学生抬头率是最高的，大学天天开办爱豆演唱会，教务处就放心了。

那难道，你上得太难，下面的学生大面积不听课，就好吗？

当然好了！这起码比压根没有人上这门课，少数想听的同学没有学习机会，好多了！难课，有人讲，更可贵。你哪怕讲得烂一点放网上都好多人推荐，因为没几个人讲，一推荐只能是那些你能算一个。活生生搬到面对面的课堂，学不懂的还能联系上老师追问，比在网上的网课好多了。

那难道，如果真的是因为你上得太烂导致学生抬头率低，教务处还管不着你了吗？

当然要管我。教务处要是真的想管这件事，我甚至举双手赞成，因为这能让一些不认真上课的同事原形毕露，退潮看谁没穿内裤。关键是你要真给咱潮给退了。你应该针对这个课的内容，征集小同行专家组成调查委员会，召见该任课老师会谈，询问该任课老师关于这门课的教学目标。只要教学目标是well-thought的，只要这位教师是“明知故犯”的，那就该尊重。委员会出报告如果是通过，那这课就继续这么上。你教务处作为行政部门不是要当来学术权威，而是要负责纠出南郭先生。你不是直接主导“课该怎么上”，而是负责组织评审，让英雄去查英雄，让好汉去查好汉。

开设连续介质力学这种课，就是“明知故犯”。能开得出一门这个课，小同行都会青睐。值得探讨的都是细节问题。谁都不会苛求全体学生都能跟得上。人家跟不上，你非让人出勤？还非让人课上不玩手机？“一起摇摆假装列车在前进”吗？什么苏联笑话。

任何课都不会是这些学生唯一一次学习的机会。有的学生想在这次课的时间里学到80%，他很认真听，非要搞懂所有细节；有的学生觉得将来用得上再说，来听就听个大概。这都允许啊。你教务处管那么细干什么。

说到底还是要“向人民群众汇报”、“对人民群众负责”造成的。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学是为企业输出零件，一定要保证“质量”。毕业证代表着你懂微积分，你微积分就要在四到六年内重修及格。这些专业必修课就算了，人不能完全不食人间烟火。但选修课你也管？学生选个全校通选课，你也去管抬头率。那隔三差五的一些学术讲座你咋不也来管管抬头率？只要有一种，讲台上vs讲台下的场合，你就觉得该有一定的抬头率？咋就这么接受不了老师在台上讲，学生在下面刷视频的正常现象呢？先给你工位上也装个监控，看你上班时间刷不刷app。

只为一种学生上课就可以了

学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愿意多学习、能够吸收更多知识的学生；另一类则是那些在学习中尽量减少学习量的学生。

第二种学生之所以出现在课堂上，其实是受到其他因素的驱使。如果完全自在，根据“能少学点尽量少学点”的原则，这类人应在转变为此种状态后便完全停止学习，而不会再作深造。

有一种学校是专门为第二类学生设立的，即社会上各类证书培训班。这些培训班旨在以最小且最精准的努力，帮助这些学生通过社会为其设定的考核标准，同时保持必要的学习强度在最低水平。

名义上的大学与此类培训班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然而，当前的现实情况却令人难以明确界定。整个东亚社会已然成为一个高度依赖考试的社会。应试教育成为了此社会中每个人的生活主题。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几乎都不得不为通过各类考核而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几乎无法区分出“是否愿意多学习”的余地。不论个人是否愿意深入学习，出于生存的需要而必须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往往已占据了人们的全部时间。这种机制在东亚社会中旨在最大化人力资源的公共效益。

大学校园是感受窘迫感最轻的地方。在大学阶段，你享有相对自由的学习氛围和学术自由，可以多学点儿，也可以玩，选择学习的内容。在这种环境中，可以讨论学生属于哪种类型。

作为大学老师，你只需为第一种学生授课，因为你没有义务为第二种学生调整课程。关键是满足第一种学生的需求。如果两种学生都不满意，你就无法被认为是好的授课者。

针对第一种学生，你需要调整知识内容。这些“乐意多学点儿”的学生常常困惑，难以找到感兴趣的主线，容易陷入细节。你需帮助他们看到更广的知识全景，指明中期学习路径，推荐优质学习资料，传授不同目标的学习方法，使他们具备综合学习能力，并培养终身自我满足求知欲的这种受益终生的能力。

香港人的优越感是怎么形成的？

香港人的针对大陆人的优越感基础是分阶段的形成的复杂体系。由早到晚，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构成。

最早的事实基础，是同一时期香港历史和大陆历史的交集。在大陆处于“左”的狂热年代，香港发生过类似前几年的那种“乱港分子”运动。按照阶级史观，那批“乱港分子”是“进步”的，受害者和镇压方则是“反动”的。我们的历史书写者兴许会解读为：“虽然这场运动失败了，但是促使殖民政府重视香港本土华人的有效管治，发起了一系列改良，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使香港社会暂时进入了一个发展期”。但是在香港本土的历史书写，认为这批人就是乱港分子。就算他们被压下去了，但是所造成的社会创伤和教训是不容忘却的。它提醒香港人警惕从大陆渗透过来的“左”的狂热，揭起了研究和批判大陆的路线的热潮，比如很多伤痕文学的流行。这种因素给香港人贡献了一层对大陆人的道义上的、乃至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这种因素在1989年又加深了一层，但这估计可以归类为“境外媒体污名化”的结果了，因为事实本身如何是值得另说的。这种意识形态优越感跟香港人亲不亲英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直接来自大陆对香港的影响。

当然上世纪60年代，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在全球各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都是普遍的现象。说香港产生这些运动就是因为大陆的影响也不准确，因为这些左派不是从大陆来的，只能说它的意识形态的大本营是大陆。而且，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各自对自己60年代的这些运动的历史书写都是比较平衡的，既肯定了它们对社会改良的刺激作用，又会反思暴力的伤害。

后来香港进入“经济起飞”的年代。庸俗的“看不起穷亲戚”的优越感，实是人之常情，所以得以流行起来。后来的大陆人“带小孩公共场所小便”“过马路冲红灯”“不排队”这类歧视，也可以归类为“穷亲戚”因素，因为按照“仓亶实而知礼节”，这些属于等人们有钱了自动会变得文明的因素。当时的一些善意的香港人自己也是这么期盼的。而且有很多当时的香港人在大陆还有不少具体而言的穷亲戚，所以他们会给内地家乡捐钱捐学校，主要都是基于“乡情”，所以捐的都是自己老家的。内地也很接受这种落差，校园歌手艾敬有一首歌叫《我的1997》代表着当时内地人对香港这种先进的朦胧而坚定的承认。而香港这边，《表姐，你好嘢！》这个电影，是属于非常善意的例子了。有趣的是，内地公安有特异功能这个梗，是香港电影常用的梗，不知道是不是当时钱学森在内地主张过一阵子，香港人听内地人讲得比较多造成的。

国安法落地之后，我发现香港人之中，除了上述两类优越感之外，还有一种有生命力的优越感，是与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阶段无关的社会文化上的。这也是由于近几年，我国的发展说明了，大陆的有些文化，是不会因为经济越来越发达而必然与西方趋同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沮丧地接受了这个现实。首先就是经济水平上的差异已经很小了，所以“穷亲戚”变成了“强国人”。其次，能归类为意识形态冲突的，在今天都不得不解读为“媒体歪曲”、“历史教育出了问题”，反正也归类为前文说过的第一种因素了，随着国安法落地、去殖民地化和身份认同感教育，也会转化掉。剩下的一些就是那些，随着大陆经济发展未见改变，反而愈演愈烈，俨然“中国特色发展路径”的文化或做法，是香港人不接受的。我很难具体地举出，到底哪些属于这种因素，但暂时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低人权优势。一种对996的、不强调work-life balance的、内卷的、不尊重个人的、小镇做题死记硬背的、封建家长式的（中央vs地方、给香港输水输电香港要感恩的“孝”文化）、明规则+潜规则的乃至出尔反尔的、低效、口号、运动、形式主义的、文化审查的、通过撒钱弥补落后的文化影响力的综合反感。而香港恰好在这些特点的反面形成了本土特色（996除外吧）。这些据我观察是就算去香港殖民化了，经济落后大陆了，穷人（港灿）比大陆多了之后，仍有生命力的优越感来源，因为眼见的未来，这些大陆文化的消失要以大陆经济发展的停滞乃至倒退为代价。这部分优越感，只会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而加强。

当然，香港人今天看到的大陆，仍然跟我们所知道的是不一样的。香港媒体有强烈的本土倾向。针对本土的社会问题，他们的报道总是以乐观收尾。《铿锵集》深挖香港本土社会问题，跟《焦点访谈》深挖全国各处社会问题是一样的，都是等这个社会问题有一些正面的动作——无论是NGO团体的出现还是政府的一些政策的出台——之后，再搞，以便报道的末尾能抛出来，给人一种乐观的、对社会有信心的基调。但《铿锵集》《新闻透视》或《星期日档案》对内地问题的报道就没这么多余的善意了，这就好像央视的《环球视线》或者《国际观察》似的了。这种倾向的背后根源是深远的。我只能说一种情感：一个爱国的新闻媒体，当然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让国家更好。报道国家的社会问题，就决不能产生让人民恨国的效果。香港的新闻媒体只是把“国”换成了“港”之后的做法，情感上则是相通的。

我还是希望，当下的两地人视对岸的人为人际交往意义上的“好人”，而不要视为“坏人”。这是应该能在这一代人之内解决的。尽量记得对方的善，而搁置对方的恶。比如，我们多想想香港人在内地在洪灾、地震时的捐款；而香港人则能否试图把内地红十字会归类为“一小撮”内地人？因为内地报道已经只集中在郭美美一个人上了。